第6章
这些人妄图在伏尔加河流域推翻劳动人民的政权，并与萨马拉市的立宪会议委员会联成一气。由他们策划的反苏维埃叛乱中，最臭名昭著的要算是雅罗斯拉夫市的叛乱。穆罗姆市的悲剧，在全国范围内似乎鲜为人知，但是对弗拉基米尔省居民来说，却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穆罗姆事件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6 月8 日夜间，武装的白卫军阴谋分子按照在奥克斯基群岛的一次秘密会议上预先拟定的行动计划，袭击了穆罗姆苏维埃、警察局和卫戍部队。遭到突然袭击的红军战士和民警还没来得及抵抗就被逮捕，投入了监狱，有几名共产党员被杀害。一批苏维埃工作人员抵抗到清晨，向谢利瓦诺沃方向退去。白天叛乱者宣布把居民编入白卫军，并召集了蛊惑人心的群众大会。大街上到处张贴着有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签署的传单，谎称在下诺夫哥罗德、卡西莫夫和叶拉奇马等地的反苏维埃暴乱已经取得了胜利。
萨哈罗夫的联络员们奔赴郊区农村，到处搜寻零散的富农匪帮，但毫无成效。因为就连叛乱分子在穆罗姆当地的政权也没有来得及巩固。譬如，他们还不能对机车修理厂实施监督，工厂的工人不让白卫军随便接近工厂的大门。次日，就从四面八方（从弗拉基米尔，苏多格达、梅连科夫、维克萨、库列巴克、古西和科夫罗夫等地）调来了军队镇压叛乱。最大的一支是由二百五十名战士组成的弗拉基米尔支队。党组织派穆罗姆市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塔古诺夫担任该支队的政治委员。不久，穆罗姆便处于被半包围状态，从莫斯科派来的一批战士和弗拉基米尔人、古西人从库尔洛夫斯基方向攻打白卫军，苏多格达人和科夫罗夫人从戈尔巴特卡方向进攻，其他人则从南面进攻，敌人丝毫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我记得简直没有一枚子弹从我头顶上飞过。城市解放以后，在穆罗姆市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会进行得很成功。参加集会的绝大多数都拥护苏维埃政权。
参加镇压叛乱的我支队一直没有机会休整。我们刚返回原地，兵役局就得到指示，要组织一批战士参加弗拉基米尔支队，开往东部前线。联合支队的指挥员是前沙皇军官，他是1917年就转到苏维埃方面来的戈沃尔科夫。我被任命到他那里当政委。我们支队加入了由前沙皇军士库兹涅佐夫率领的第227 弗拉基米尔团。团党委会由共产党员瑙莫夫领导，政治委员（也可能是副政委）是科夫罗夫的女工娜斯佳·科鲁诺娃。我们经过捷沙、阿尔扎马斯、谢尔加奇和舒梅尔利亚向卡纳什挺进。在卡纳什我们第一次同捷克白匪遭遇。从这里我们团又调往斯维亚什克稍北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加入了第5 集团军的左岸集群，其任务是肃清该地区直到卡赞诺克河的敌人。集群大约有两千名步兵，二百五十名骑兵，并配有九门火炮和一列装甲列车。
据从喀山逃出来的难民说，侵入城市的号称人民军的白卫军枪杀了落入他们手中的共产党员、水兵和工人。需要日夜兼程地向前挺进。由B ·M ·阿津指挥的第2集团军的阿尔斯基集团正由东北向喀山进军。这减轻了我第5集团军的压力。所以П·A ·斯拉文军长下达了转入进攻的命令。白匪分子决定先发制人，佩佩利亚耶夫将军的集团向前推进。这个集团的骨干由数个军官营组成。于是我们就必须同他们交手。
加入第5 集团军的红军支队成分复杂，既有从喀山退下来的地方支队，也有从其他地区调来的队伍。特别是有许多无产阶级分队和共产党员分队是根据党的动员调到东方面军来的，在喀山我就遇到过特韦尔人和彼得堡人，莫斯科人和图拉人，下哥罗德人和雅罗斯拉夫人。后来，其他集团军也采用了这种配备人员的方法。
从波罗的海沿伏尔加河给我们派来三艘雷击舰，还有几艘武装驳船。在舰艇的炮火支援下，当时由Я·A ·龙金（他不久就英勇牺牲了）率领的我左岸集群以坚决突击将敌人击退到喀山。然而我们还未来得及巩固既得阵地，敌人就突然发起了反冲击，恢复了原来的阵地，并有将我们逼退到偏僻森林去的危险，随后卡佩拉的军官旅也冲向左岸集群的后方。来自喀山的难民队伍接连不断。从他们那里我们了解到喀山市的悲剧。该地的工人于9 月初举行了起义，但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接着发生了白卫军新的暴行。
还在8 月29日，当卡佩拉分子被击退，并在斯维亚日斯克近郊遭到打击之后，战斗就开始了转折。不久在喀山市上空开始出现我们的飞机。它们没有轰炸城市，只是撒下一些对劳动者和被欺骗的捷克士兵有号召性的传单。在一份传单上印有杰米扬·别德内的诗句：
飞机的嗡嗡声越来越近，
传单从飞机上飘入天空。
读吧，白卫军士兵，
别德内·杰米扬的告民众书。
我的诗篇就是胜利的号角，
它像宽恕罪孽的钟声响彻云霄；
祈祷吧，资产阶级分子，
不然惩罚随后就要来到……
大部分弗拉基米尔人留在伏尔加河右岸，并参加了向上乌斯隆的进攻。从那里的山岗上就能看到喀山大教堂的圆顶和休姆别金塔楼。戈沃尔科夫支队一边消灭小股敌人和敌人设置的狙击队，一边沿河的左岸向前挺进。
在这些小规模战斗中我接受了初次的战斗洗礼。它决定了我的命运，悄悄地提示我，我的岗位就在红军中，并使我产生要把整个生命献给军事工作的愿望。青少年时期对从事教育事业和化学工程师工作的幻想被新的观点代替了。这种新观点是在经受严峻考验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
在喀山近郊我初次体会到什么是用重炮弹的轰击。炮弹声不停地在你头上呼啸，泥土和弹片向四周飞溅。战士们始终是弓着腰，卧倒在地上，特别不愿意从地面爬起。每个人都力求找到一块掩蔽地，在感到自己比较安全的时间才开始环视四周。某些红军战士对飞机空袭感到特别难受。多数战士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空袭。飞机只是把炸弹投到半俄里以外的地方，瞧吧！战士们的散兵线就乱套了，一些人开始掉头向后跑。有两三个神经脆弱的人，刚一听到发动机低沉的嗡嗡声便撒腿就跑。其他人则极力不使自己露相。我们的左右友邻部队—奥尔沙团和涅维尔团最初对空袭的反应也是这样。
打仗的本领不是一下子就学会的，这是一门艰苦的学问。也不是每个人（包括指挥员）都能掌握的。有的人能成为勇敢机智的真正军人，他就能引导人们走向胜利。另一种人则可以成为优秀的司令部工作人员，但在枪林弹雨之下表现胆怯。第三种人个人骁勇，却不善于指挥部队。而第四种人一般他说只适合于躺在沙发上幻想战功。唉，生活后来使我信服，甚至在职业军人中，有时也会出现第二、第三和第四种人。我现在常常想到的一个人，就是以他的模范行为和富有真知灼见的思想打开了我的眼界，使人懂得应该当一个什么样的指挥员的那个人。这个人正是属于第一种人。
我指的是戈沃尔科夫，他是个旧军官，在二月革命以后立即毫不动摇地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坚定地跟着列宁的党走。他同我的谈话，关于旧军队的叙述，关于军事学术，战斗组织原则的论述，在我决心作一名红色指挥员上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青年时代我曾认为真正的指挥员应该是勇敢坚强，嗓门大，射击准确。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使我明白了士兵的思想政治因素和觉悟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我逐渐开始理解到能够给人们以教益的，要么是系统的军事教育，要么是战争本身，而在学习上首先还是要向戈沃尔科夫学习。
遗憾的是，我和新朋友并肩前进的时间并不长。9 月初我们转入进攻。军官营用机枪进行猛烈的连续射击，唤起战士们投入冲击真不容易。当时戈沃尔科夫全身直立，站在队伍的前面，在他的后面是我和旗手。伙伴们唱起了“仇恨的旋风在头顶呼啸……”，接着支队冲向了敌人。我们还没有走出几步，戈沃尔科夫全身晃动了一下，我向他扑了过去。从他的鬓角流出了鲜血，我还没来得及派人去叫护士，他已经与世长辞了。
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怎么办？是后退？隐蔽在战壕里？还是继续前进？战士们看看我，有人已经卧倒。我喊了一声，向铁路路堤跑去。我向四周一看，所有人都跟着我向前跑，似乎没有人掉队。我们在路堤旁卧倒，几位连长爬到我跟前，问道：
“政委同志，是挖战壕还是在这里短暂停留？”
我习惯地向四周看了一下，已经看不见戈沃尔科夫了。在这种时刻犹豫是不行的。由于想起了戈沃尔科夫的教训，我向连长下达了任务，最后说：
“我一站起来——这就是继续进攻的信号！”
射击停止了。当我们刚站起身来，就看到一些带金色肩章的人（指帝俄时代的军官——译者注），斜端着刺刀冲过来了。他们张着嘴巴，由于枪声听不到喊声，双方短兵相接，撕打在一起。我向敌机枪手打了一梭子子弹，机枪哑了，可从他身后跳出一个手持步枪的士兵。要是他来得及开枪，我就完了。我急忙跳过“马克辛”机枪的护板，想用驳壳枪手柄打击敌人的头，突然脚底下拌了一下。摔倒时发现敌人挥动了一下枪托，觉得后脑勺被猛击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