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回雅典后，他创办学园，授徒讲学，并撰写哲学对话录，直到死时为止。柏拉图的对话录总共有四十多篇，内容涉及政治、伦理、文艺、教育以及当时争辩激烈的一些哲学问题。最著名的有体现他的政治纲领的《理想国》，讨论修辞学和辩证法的《斐德若》，讨论审美教育的《会饮》，和谈到理想国的社会组织的《法律》等篇。这些对话中主要发言人都是苏格拉底，论敌则大半是诡辩派哲学家。柏拉图自己在对话中始终没有出场，苏格拉底可能就是他的代言人。

            柏拉图生活在雅典贵族失势、民主派当权的时代，他提倡贵族政治，反对民主制度。在哲学上，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唯心主义，成为西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始祖。他把“理式”或宇宙间的原则和道理看作是第一性的、永恒普遍的，至于感官接触的世界则是“理式”世界的摹本或幻影，无永恒性和普遍性，所以不仅是第二性的，而且是不真实的。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中还谈到关于爱情的理论。他反对把爱情当成利害关系和情欲的满足，认为爱情是从人世间美的形体窥见美的本体以后所引起的爱慕，人经过这种爱情而达到永恒的美(理式)。这种思想虽然具有反对庸俗爱情的意义，但本质上是精神贵族的观点，是他唯心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后世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就是导源于他的爱情学说。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对诗人提出两在罪状。第一，诗不能教人认识真理。例如画家画床只是模仿木匠制造的床，而木匠造床又模仿床之所以为床的道理(理式)，所以文艺只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两层”。其次，诗滋养着应该由理智压制下去的“人性中的卑劣部分”，例如情感和欲念。而且，希腊诗人把神和英雄写得无恶不作，破坏了宗教信仰，起了伤风败俗的作用。根据这两大罪状，他把诗人逐出了他的理想国。但柏拉图实际上并不否定文学艺术，他只是反对具有民主倾向的文学艺术。他从反动的贵族利益出发，提出文艺必须服务于贵族政治的观点。

            此外，柏拉图还发挥了希腊传统的灵感说。他认为创作的源泉是灵感，诗人须有神灵凭附，转入狂热状态，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这也是客观唯心主义在创作理论上的表现。

            柏拉图的对话录对希腊文学有很大的贡献。它的特点是用提问、启发、诱导等方式解决疑难，以浅喻深，由近及远，层层深入，使读者不但看到思辨的结果，还看到思想发展的过程。柏拉图描写对话者之间的矛盾，具有一定的戏剧性。人物有一定的个性，如苏格拉底的发言总带些装傻。对话场所的描绘也颇生动。此外，他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抽象观念。例如，他用两匹马的活动来比喻人的灵魂中的冲突。一匹马驯良而懂得节制，代表德行；另一匹马桀骜不驯，代表情欲。这两匹马同驾一辆车子，发生了痛苦的冲突，使御者不能驱车升到诸天的绝顶。

            公元三世纪，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由普洛丁努斯发展为新柏拉图主义。这种新柏拉图主义在中古同基督教神学结合在一起，在哲学和美学方面统治了一千多年。柏拉图和新柏拉图派的思想在后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浪漫主义中也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亚理斯多德(公元前384-322)生在马其顿，父亲是御医。他二十一岁时赴雅典从柏拉图学哲学，柏拉图死后，他回到马其顿，当菲力浦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的教师三年，及至亚历山大即位东侵，他又回雅典开办一所学校，授徒讲学，撰写哲学和科学著作。

            亚理斯多德并不维护奴隶主贵族制，他认为贫富悬殊会引起社会动荡，只有中等的富裕才是幸福。在伦理学上，他提倡中庸哲学。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代表奴隶主中的中等阶层的利益。

            在哲学方面，亚里斯多德发展了赫拉克利特的唯物的和辩证的思想，奠定了形式逻辑学的基础(《论工具》)，论证了一般与特殊的统一，认为理性原则存在于感性事物之中，从而彻底批判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是在肯定神为创造因这一点上，他还是唯心主义的。

            在文艺理论方面，亚理斯多德利用他那丰富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对希腊文艺作了总结。他的《诗学》和《修辞学》都是这种总结的成果。他抓住文艺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了在当时是最深刻的解答。

            亚理斯多德的《诗学》首先阐述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他发扬了古希腊传统的“模仿说”，认为现实世界是文艺的蓝本，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模仿并不是消极的抄袭，而是通过观察和认识，来反映现实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诗学》第九章有一段比较诗和历史的话是极其重要的：“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诗人和历史家的……差别在于，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却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近于哲学，更严肃；因为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所谓普遍性是指某一类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下会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诗的目的就在此，尽管它给所写的人物安上姓名。至于所谓特殊的事则指例如亚尔西巴德所做的事或所遭遇到的事。”这段话有几点含义：首先，诗有诗的真实，它是合乎规律的，带有普遍性的，所以柏拉图说诗不显示真理的论点不能成立。其次，诗的真实不同于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同于生活的真实；诗是虚构，在虚构中揭示事物的必然性而抛去偶然性，所以诗或艺术的真实可以高于生活的真实。这就推翻了柏拉图认为艺术只是“影子的影子”的论点。再次，诗可以通过“安上姓名”的个别人物来显示出普遍性和必然性，这就是“一般与特殊统一”的观点。

            由于认识到诗必须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显示事物的内在联系，亚理斯多德特别强调作品必须是有机的整体，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无论是史诗还是悲剧，都应以动作或情节为纲，而不应以人物性格为纲，因为以情节为纲，较易显出事件发展的必然性。情节要整一，一部作品只应有一个主要的情节，从开始发展到顶点，然后转到必然的结局。

            亚理斯多德在《诗学》里着重分析了悲剧。第六章里悲剧的定义是重要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模仿；用的是由各种雕饰来提高的语言，不同的雕饰用在不同的部分；方式是通过动作而不是通过叙述；引起怜悯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感的净化。”接着他指出，“动作须有动作的人物，人物必然具有性格和思想两方面的特点。”这样，亚理斯多德就指出了分析一般戏剧作品所必须考虑到的六个要素：动作(情节)、人物性格、思想、语言、表演(通过人物动作，不通过叙述)和歌唱(因为希腊悲剧有合唱队)。此外，他还指出悲剧所引起的情感是对人物所受灾祸的怜悯和恐惧。这些情感在看悲剧时受到“净化”，所以对心理能起健康的影响。这里也就批判了柏拉图的文艺伤风败俗的观点。

            他在论悲剧时，强调动作的整一，并指出悲剧的时间不应无限制地延续。这些观点后来被古典主义者引申为悲剧的三一律。

            总的说来，亚理斯多德的文艺观点是符合现实主义的。他的《诗学》对西方的文艺理论奠定了基础，两千多年来一直有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马其顿征服了整个希腊。亚历山大逝世(公元前323)后，庞大的帝国分化为几个王国，各自实行中央集权制，此后二百多年间，希腊各城邦保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时常掀起反马其顿的斗争。但是，由于内忧外患，希腊的政治形势异常动乱，贫苦平民一再要求废除债务，重分土地，奴隶连续起义，政变频繁，各城邦不断受到马其顿的打击。公元前一四六年，希腊为罗马所灭。

            自公元前四世纪末叶至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希腊文化在东方广泛传播，并和东方文化互相交流，这一时期被称为“希腊化”时期。这时期文化中心逐渐由雅典移至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其科学、艺术、哲学相当发达，学术界注重书籍整理，建成了规模空前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但古希腊文学至此已届尾声，文学脱离现实和群众，讲究词藻，有学究气味和感伤情调，对于当时严重的阶级斗争和对外战争无所反映。比较有成就的是新喜剧、拟剧、田园诗和史诗。

            在希腊化时期，剧场已不再是群众性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而是富人的娱乐场所。新喜剧正是为满足这样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谈政治，通过爱情故事和家庭关系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俗，表现贵族青年男女要求自由独立的愿望，它强调情节的曲折和风格的雅致，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新喜剧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人物类型，如食客、兵士、艺妓和家奴等，常常把奴隶写得聪明机智。新喜剧的讽刺很生动。剧中没有天神出场，也没有合唱队。新喜剧一般分五部分，中间穿插歌舞。最著名的新喜剧作家是米南德。

            米南德(公元前342〉-292?)出身贵族，写过一百多部喜剧，得过八次戏剧奖，只传下《恨世者》和一些残篇。《恨世者》和残篇《评判》等剧的主题都在于劝善规过，提倡宽大仁慈，以调和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