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从这个意义上说，莎士比亚和拉辛都是浪漫主义者。“这两位伟大诗人都模仿自然。”在艺术形式方面，司汤达提倡朴素自然的散文体诗剧，反对墨守三一律和亚历山大诗体的成规。他倡导简单明晰的语言风格，反对夏多布里盎式的矫揉造作和夸张。司汤达的理论继承了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他的《拉辛和莎士比亚》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一部理论文献，对这种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司汤达的主要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主人公于连·索瑞尔是一个锯木厂主的儿子，怀有强烈的向上爬的个人野心，从小就崇拜拿破仑，想靠建立军功而飞黄腾达。但在复辟年代，他的希望不能实现，他看出只有通过教会的道路，才能达到目的。他把一部拉丁文《圣经》背得烂熟，当地神甫很信任他，介绍他到市长德·瑞那家里当家庭教师。不久，因和德·瑞那夫人恋爱，他被迫离开市长家，到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去巴黎，当了德·拉·木尔侯爵的秘书，得到侯爵的赏识重用，和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发生爱情关系，侯爵只好赠给他土地、金钱、贵族封号和军衔。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德·瑞那夫人在教士威逼下写来一封揭发他的信，使侯爵取消了女儿和他的婚约。于连野心未遂，一怒之下用手枪打伤了德·瑞那夫人，因而被捕，最后被判死刑。

            于连代表当进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右翼，他们和当权的贵族、教会有矛盾的一面，因为封建等级制度是他们想爬到上层地位的障碍；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和上层妥协的一面。他们和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根本不要推翻封建制度，只想自己爬到上流社会，满足权势和财富的欲望，和贵族、僧侣一道维护封建制度，统治人民。于连的形象就是这一阶层在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前的典型形象。

            于连不满封建等级制度，但向上爬的欲望又使他依附于特权阶级，冒着生命危险为贵族秘密会议递送情报。他把全部《圣经》看成谎言，却又把它熟读，立志当教士。他声言巴黎是个“阴谋和伪善的中心”，但又竭力想钻进巴黎上流社会，羡慕他们的权力、财富和豪华的寄生生活。他在一定程度上对贫苦的劳动人民表示同情，然而又极端蔑视他们。于连的反抗性取决于贵族上流社会对他的态度，他的主导方面是向统治阶级投靠。他对社会作了某些批判，仅仅是由于他个人向上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每当他受到提拔重用时，他总是对赏识他的主人感激涕零。司汤达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出发，对于连的个人野心、利己主义和为个人幸福而奋斗的行为，作了肯定的描绘，最后法庭上的一段更把于连渲染成一个反对统治阶级的英雄。实际上，于连的一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一生，他在法庭上短短的发言是个人野心未遂的怨恨的发泄，他的死也是个人主义野心家失败后悲观绝望的必然结果。

            在《红与黑》中，司汤达反映了贵族和日益得势的资产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教会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对封建贵族和教会作了一些揭露，描述了七月革命前夕在人民革命浪潮冲击下的贵族的恐慌、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的情绪，因而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红与黑》并没有表达出七月革命前夕，广大法国劳动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反贵族、反教会和反复辟的时代精神，只不过是塑造了一个出现于革命浪潮中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形象，并且在美化这个人物的同时，宣扬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观和幸福观。

            司汤达另一部重要小说是《巴马修道院》(1839)。主人公是意大利巴马公国的贵族法布利斯·台尔·唐戈。他青年时代参加拿破仑军队，拿破仑失败后返回意大利，在他姑母的帮助下，到神学院学习，被任命为代理大主教，后来因为几次恋爱失败，隐居到修道院，不久死去。司汤达笔下的法布利斯和于连一样，也是一个有才能的、精力充沛的青年。他也企图通过从军和出任教职来满足个人野心，并想在爱情中求得个人幸福。作者着力描写了巴马宫廷的政治阴谋和斗争，反映出“神圣同盟”时期意大利社会的黑暗和混乱。

            司汤达又写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和自传体小说《亨利·勃吕拉的一生》，都未完成，还留下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集》。这些作品都在他死后很久才出版。

            《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个大银行家，拥护七月王朝。吕西安最初倾向于共和主义，他父亲叫他从军，他同于连相反，对从军不感兴趣。在镇压工人起义时，他遭到工人的仇视，又看到同伍军官的卑鄙行径，于是他放弃军职，当了政府职员。官府见闻也使他厌恶。他又经历了一些活动，一直徘徊动摇。他认为唯一的幸福就是爱情。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七月王朝统治时期的社会矛盾，内容和格局同《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有类似之处。

            司汤达的小说情节集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语言简明精确，没有冗长琐碎的描写。他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思想感情瞬息间的变化，来突出他们的个性特征。他的心理描写丰富了塑造形象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奥诺瑞·巴尔扎克(1799-1850)生于法国西部的都尔城。他的父亲出身农民家庭，后来成为资产者。巴尔扎克青年时期在僧侣所办的学校学习。1814年，他去巴黎学法律，曾先后在诉讼代理人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当实习生。他的父亲希望他毕业后当律师，但是巴尔扎克决心从事文学创作。1819-1820年间，他写了一篇诗体悲剧《克伦威尔》，但这个剧本被认为是失败之作。他转而写作当时极为流行的神怪小说，不到四年(1821-1825)写了将近四十种，都没有签署作者的真名，其中有的还是和别人合著的。

            一方面由于家庭接济很少，另一方面又由于沾染了巴黎社会的奢侈恶习，巴尔扎克经常陷入手头拮据的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从1825年起经营企业，出版古典文学名著，开办印刷厂，制造特型铅字，但是没有成功，他决定仍旧靠写作维持生活。

            历史小说《朱安党人》(1829)是巴尔扎克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描述1800年法国布列塔尼在保皇党煽动下发生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暴动。作者赋予英勇的共和国军人以应有的光彩，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党首领孟多兰侯爵，表现出他当时对贵族的同情。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曾细心研究有关暴动的历史文献，亲自去布列塔尼调查山川形势和农民生活，访问暴动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还从友人柏尔里公爵夫人那里收集许多关于朱安党人的掌故。从写神怪小说过渡到写历史小说，是巴尔扎克走向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他在《朱安党人》中描写的不是古代历史，而是属于当代社会生活范畴的重要事件。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正是巴尔扎克日后所写的《人间喜剧》的一个特点。

            1831年，巴尔扎克加入保皇党。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和极端保皇党人也不完全一致。他是党内的自由派，在党员中间不大受欢迎，他甚至公开批评保皇党，说“这个政党令人厌恶”，“这是一个失败的政党。”

            从1829年写《朱安党人》起，巴尔扎克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时期，即《人间喜剧》时期(1829-1848)。在三、四十年代，他除致力于文艺创作以外，还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为几种报刊撰稿，他接触的生活面非常广泛。

            巴尔扎克从这时期起，就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探索。他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摹写社会现象，还须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在塑造人物的问题上，他强调特性，也强调共性；他说诗人的使命在创造典型，使典型个性化，个性典型化；又说典型人物应该把那些多少和他类似的人的性格特点集于一身。他还强调艺术必须为社会服务；认为艺术家不仅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作为巴尔扎克的代表作的《人间喜剧》，包括九十六种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风俗研究”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在这里又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人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个方面。作品最初定名为《社会研究》，后来受了但丁《神曲》的启示，才改用《人间喜剧》这个名字。

            从当代风俗史家的角度出发，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金钱逐渐代替了贵族头衔。1830年革命以后，金钱统治的威力尤为强大。资产阶级以捞钱为生活目标，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达到目的，而更多的是用欺诈和暴力进行掠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绘了从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到七月王朝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的活动场所，使作品成为一个由两千多个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画面，从中可以看出封建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