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历史小说《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1852)以十八世纪初英国对外战争和保皇党人的复辟活动为背景，描写贵族青年艾斯芒德为了他所爱的子爵夫人，放弃了自己继承子爵爵位的权利。他参加过战争和复辟活动，后来又爱上子爵夫人的女儿，但在政治和爱情上都未能获得成功。最后他和子爵夫人结婚，移居美洲。作品再现了十八世纪英国上层社会的生活风尚，批判了贵族的虚荣浮华，并通过主人公的感受，表达出作者对人生的消极态度，充满着感伤和忧郁的情调。
伊利莎伯·克莱格洪·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是一个牧师的女儿，自幼熟悉小市镇生活。她和一个牧师结婚后，迁居曼彻斯特，在那里开始和工人接触，经历过宪章运动的数次高潮。
她的主要小说《玛丽·巴顿》(1848)，写宪章运动时期曼彻斯特的劳资矛盾。老工人约翰·巴顿是宪章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曾代表工人到伦敦请愿。他很关心工人的生活，后来因为遭到资本家歧视，长期失业。他的女儿玛丽·巴顿是一个制帽工人，起初由于幼稚和虚荣，常同工厂主卡森的儿子亨利交往，拒绝了工人杰姆·威尔逊的爱情。她后来悔悟，决心同亨利绝交。这时亨利由于粗暴蛮横，被工人暗杀。这次暗杀是经过抽签，由约翰·巴顿去执行的。事后约翰受到“良心的谴责”，向卡森坦白、悔罪。卡森原谅了巴顿，表示愿意尽量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作者反对资方对工人持强硬态度，但也反对工人的“过激”的抗争，主张劳资之间和平共处。她认为尖锐的斗争对双方都不利，只是说明了雇主的“不仁”和工人的“不智”。她的社会理想是披着基督教“仁爱精神”外衣的改良主义。
四十年代以后，英国工人运动衰落，作者写了《克兰福》(1853)、《露斯》(1853)、《北与南》(1855)、《妻子和女儿》(1856)和一些短篇小说，其中《北与南》通过英国南部一个富家女子和北部工业资本家的爱情故事，进一步宣扬改良主义思想，主张举办福利事业，改善工人生活，调和劳资矛盾。其他作品主要写小市镇人物的生活和遭遇，批判和揭露性减弱。
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出身于清苦的牧师家庭，上过教规严厉、生活条件恶劣的寄宿学校，后来当家庭教师。她的作品主要是写小资产阶级人物的孤独、反抗和奋斗。
夏洛蒂·勃朗特第一部刊行问世的小说《简·爱》(1847)的女主人公简·爱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孤儿，她从小寄养在舅母家，遭到虐待，后来舅母把她送进慈善机关举办的寄宿学校。在那里，她在物质上受尽苛刻的待遇，精神上又感到屈辱。简·爱力图摆脱穷困。为了追求“独立”生活，她离开寄宿学校后，到一个地主家里当家庭教师。她鄙视徒有仪容、贪求钱财的上层社会妇女，以自己“清高”和“独立”的个性博取了庄园主人罗切斯特的爱情，和他结了婚，获得了“个人幸福”。当时，英国妇女在政治方面处于无权地位，在就业方面受到歧视。简·爱的个人奋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权运动者所提出的妇女社会地位问题。小说还谴责了上层人物的势利观念和慈善学校的伪善。但书中的社会画面仍然显得狭小。女主人公虽然标榜“清高”，“不求于人”，最后还是依靠一笔意外的遗产才摆脱贫穷的境况，做了罗切斯特的妻子。
这一时期的女作家还有夏洛蒂·勃朗特的妹妹爱米丽·勃朗特(1818-1848)和乔治·艾略特(1819-1880)。
爱米丽·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1847)，描写山庄老主人从工业城市利物浦街头捡到一个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利夫，带回家中抚养。希斯克利夫和老主人的独女嘉瑟琳从小相爱，但嘉瑟琳答应了一位青年地主的求婚，希斯克利夫于是出走。三年后这个微贱的弃儿回到山庄，不择手段地向两家地主复仇；这件事曲折地反映出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动，连英国北部偏僻地区的地主阶级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希斯克利夫和嘉瑟琳的爱情是向传统势力的挑战。但小说着力渲染的是希斯克利夫在恋爱上的绝望心情。他的复仇只是为了个人爱情，最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剥削者。爱米丽·勃朗特用浪漫主义笔触描写自然环境，以增强神秘和狂暴的气氛；在结构上则采用一个自始至终目击呼啸山庄变化的老家人对陌生人讲故事的倒叙手法，使情节既有吸引力，又显得十分可信。
乔治·艾略特原名玛丽·安·伊文思。她的父亲是一农场管事，她在农村度过童年，农村环境成为她日后创作的主要背景。1848年艾略特到伦敦，从德文翻译出版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1850至1853年为伦敦一家进步刊物撰稿，担任编辑。1854年从德文翻译出版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同年她违反当时的习俗，未举行婚礼，和一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兼政论家乔治·亨利·路易士同居，因为根据英国法律，路易士的妻子患精神病，不能办理离婚手续。
艾略特的小说较著名的有《亚当·比德》(1859)、《弗洛斯河上的磨房》(1860)、《织工马南》(1861)和《米德尔马契》(1871-1872)等。
艾略特的创作中充满着抽象的伦理和道德问题，她的伦理哲学的最高原则是无所谓无私的“仁爱”。她笔下的主要人物几乎无例外地代表着两种势力，即“邪恶”和“仁爱”，最后“仁爱”总是感化了“邪恶”。《弗洛斯河上的磨房》叙述磨房主的一对子女的故事。哥哥汤姆自私、褊狭、保守，妹妹曼琪则天真善良。她因为和父亲的仇人的儿子恋爱，遭到哥哥的阻挠，后来又和表妹的未婚夫恋爱，为社会所不容，被汤姆赶出家门。最后镇上发洪水，磨房受到冲击，曼琪奋不顾身，抢救哥哥。代表“仁爱”的曼琪感化了扼杀“人性”的汤姆，双方言归于好，但不幸洪水把他们两人都淹死了。
由于艾略特的唯心主义思想，她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概念化，但她在描写英国农村和小市镇生活时，塑造了很多不同职业的鲜明形象。在《米德尔马契》中，她还揭露了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的虚伪性，并且讽刺了议会的竞选。
在诗歌领域，自从拜伦、雪莱以来，除宪章派诗歌外，成就不大，主要的诗人有丁尼生(1809-1892)和勃朗宁(1812-1889)。丁尼生继华兹华斯之后为桂冠诗人(1850)，他的作品反映了保守的资产阶级宗教观和道德观。到了五、六十年代，这种倾向便发展成为沙文主义和对统治阶级的颂扬。勃朗宁的作品也表现了同样的保守观点，但很少写到当代社会，大都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生活，许多诗用“戏剧独白”的形式写成，用来刻画人物的心理，流于晦涩。勃朗宁夫人(1805-1861)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她主要写爱情诗，如《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1847)。她的短诗《孩子们的哭声》(1844)反映童工的悲惨生活。“前拉斐尔派”诗歌的主要代表罗塞蒂(1828-1882)和稍后的史文朋(1837-1909)的作品，具有明显的颓废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他们都对资本主义文明表示不满，于是逃进“纯美”的世界，在早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艺术中找到了他们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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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德国文学和海涅、维尔特
拿破仑被击败后，欧洲封建反动势力猖獗一时。在分裂的德国，资产阶级本来就软弱，封建势力更为猖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开始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力量逐渐加强，工人阶级也随之成长起来。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人民反封建的情绪日益高涨，消除割据状态、统一全国成了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也展开了。这种斗争最强有力的表现是1844年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它说明德国工人阶级已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奋斗方向。同年三月，柏林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由于资产阶级软弱并害怕无产阶级，他们背叛人民，和封建贵族妥协，致使革命遭到失败。革命以后，普鲁士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篡夺了国家政权，对一切进步力量采用高压手段。但是，德国工人运动在第一国际领导下，得到了蓬勃的开展。
三十年代出现了“青年德意志派”，这是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德国一批资产阶级革命作家的总称，他们的主要代表是路德维希·伯尔纳、卡尔·古茨柯、亨利希·劳伯。他们写了许多诗歌、戏剧、小说和政论文章，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在文艺上反对脱离现实的消极浪漫主义。他们的作品曾于1835年遭到德、奥各邦政府的禁止。但是他们一般只停留在空洞的议会上，和人民群众有很大的距离，其中有许多人在晚年甚至和反动势力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