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六十年代初，农奴制“改革”的骗局和农民运动的高涨使他丢掉了幻想，站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派一边。所以列宁指明：“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1869年即赫尔岑逝世前一年，他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决裂，把视线转向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承认了国际的革命领导作用。

            赫尔岑创作过许多别具一格、带有浓厚的政论色彩的小说。中篇小说《偷东西的喜鹊》(1848)写一个农奴出身的女演员一生的悲惨遭遇，深刻揭露了贵族对农奴的压迫。长篇小说《谁的罪过?》(1845-1847)是他最著名的作品。贫寒的大学毕业生克鲁采费斯基到一个退伍将军的庄园里当家庭教师，和将军的私生女柳邦卡由恋爱而结婚。他们离开庄园，去过一种独立而平庸的小康生活。这时，贵族青年别里托夫闯进了他们的家庭生活。这是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他渴望有所作为，但脱离实际，以致一事无成。别里托夫对社会的不满赢得了柳邦卡的爱慕，而他也恋上了对农奴制充满怨恨的柳邦卡。但是为了避免破坏别人的家庭，他终于远走国外。小说以三个青年的消沉和苦闷告终。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作者通过三个青年的悲剧性遭遇，以及对他们周围人物的描写，实际上回答了问题，指出罪魁祸首是封建农奴制的俄国社会。

            《往事与随想》(1852-1868)是赫尔岑的一部回忆录，长达七卷，内容极为丰富，包括作者在俄国和国外经历的许多历史事件。书中记录了他一生的思想探索过程，描写了形表色色的人物，文笔活泼生动，对了解当时俄国和西欧的历史、社会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很有价值。        

            俄国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充分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朽。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农民暴动席卷了大半个俄国。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批平民知识分子活动家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主张通过农民革命去推翻农奴制度。他们的圈子比贵族革命家扩大了，和人民的联系密切了。俄国解放运动从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平民知识分子阶段。1861年实行的农奴制“改革”，仅仅把农民从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却保留了许多农奴制残余。因此，改革以后，被“解放”的农民遭受了封建地主和新兴资产者的双重剥削，农民暴动更加频繁，声势更加浩大。革命民主派进行了广泛的活动，揭露改革的骗局。贵族资产阶级自由派则赞美改革，掩饰改革后更见尖锐的社会矛盾。

            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在文学中有着鲜明的反映。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涅克拉索夫所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主张文学应该成为“生活的教科书”，要求文学为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服务，从而促进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他们的杂志《现代人》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中间起过重大影响。相反地，德鲁日宁(1824-1864)等自由主义作家和费特(1820-1892)、迈科夫(1821-1897)等“纯艺术派”诗人，却贬低“自然派”文学的意义，宣称文学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美”，鼓吹“为艺术而艺术”，力图引人脱离现实斗争，起着维护沙皇反动统治的作用。

            在农奴制改革前夕，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许多作家如屠格涅夫、奥斯特罗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继承“自然派”的传统，从各自的思想立场出发，在作品中对现实生活作了比较深刻的艺术概括，提出许多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五十年代登上文坛的托尔斯泰也开始揭露贵族社会的腐朽与堕落。

            农奴制改革后，在沙皇政府的高压下，革命民主派受到残酷的迫害。1862年，《现代人》杂志被查封，车尔尼雪夫斯基被逮捕。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人的自由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他们创作中的批判精神也逐渐衰落。但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等仍然坚持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利用锐利的讽刺武器，继续揭发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1863年，涅克拉索夫恢复了《现代人》，并登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此外，评论家皮萨列夫(1840-1868)主编的《俄国言论》杂志也属于进步阵营。他的观点接近于革命民主主义，但过分强调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启蒙作用，带有改良主义色彩。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出生于贵族家庭，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到德国留学，研究黑格尔哲学。早年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随着俄国农奴制危机的加深，他在别林斯基的思想影响下，发表了反农奴制的《猎人笔记》，走上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曾担任《现代人》的撰稿人，但始终是一个温和的贵族自由主义者，拥护沙皇政府的农奴制改革。正如列宁在1918年所指出的，“六十年前屠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制的和贵族的宪制，而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主张的农夫民主制，五、六十年代之交，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发生分歧，终于在1860年脱离《现代人》。屠格涅夫长期侨居西欧，自七十年代起定居巴黎，和流寓西欧的民粹主义者往来，并时常资助他们，把他们看作一种能迫使政府实现渐进性政治改革的力量。1883年，屠格涅夫在巴黎病逝。

            屠格涅夫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猎人笔记》(1847-1852)包括二十五个短篇。作者采用一个猎人到乡村行猎时所写笔记的形式，描叙了农奴制度下的外省城镇和乡村各个阶层的生活，如不同类型的地主、农奴、磨坊主妇、县城医生、在草原上看守马群的农家孩子，直至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贵族知识分子等。其中也有纯粹描绘大自然景色的抒情散文，如《树林和草原》。这部作品的题材多种多样，但大都贯穿着一定的反农奴制思想。作者着力突出了农民的天赋智慧和坚韧性格，他们的多才多艺和丰富的内心世界(《霍尔与卡里内奇》、《歌手》、《孤狼》等)。他怀着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揭示了他们在农奴制度下所受的摧残和贫困屈辱的生活，虽然没有充分写出农民对地主的愤怒和反抗，但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本身，也就是对农奴制的抗议。

            屠格涅夫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反映了三、四十年代俄国社会特别是贵族知识分子的生活。罗亭是“多余的人”行列中的新典型。屠格涅夫力求在五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多余的人”性格的社会根源，评价三、四十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他肯定罗亭在三、四十年代的黑暗时期热忱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起了进步作用。但他又从五十年代要求采取积极行动这一高度，指出罗亭脱离实际，徒尚空淡，已担负不起改革现实的任务。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然而作者又对罗亭们的悲剧命运十分惋惜，再三为他们辩解。《贵族之家》进一步写到贵族庄园的衰亡和贵族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消失，充满了挽歌的情调，并宣扬了恋爱至上的人生观。

            在写作《罗亭》和《贵族之家》的间隙，屠格涅夫还创作过一组脱离社会现实、以爱情为主题的中篇小说，如《浮士德》(1856)、《阿霞》(1858)等，这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虚幻、个人幸福渺茫的宿命论思想。他这种消极观点同他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有着密切联系，因而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批评。

            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平民知识分子取代贵族革命家的领导地位以后，屠格涅夫也从表现“多余的人”转向描写“新人”。长篇小说《前夜》(1860)写贵族少女叶琳娜不满于平庸的贵族生活，渴望行动，但她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找不到她的理想人物。后来她遇到保加利亚爱国志士英沙罗夫。这是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青年。叶琳娜和他相恋，抛弃了贵族家庭，与他同赴保加利亚参加反土耳其压迫的起义，途中英沙罗夫病故，叶琳娜决心在起义军中作一名志愿护士，以继承丈夫的遗志。屠格涅夫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认为俄国即将将废除农奴制，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他在叶琳娜和英沙罗夫这两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新人”理想，这种“新人”能为全民族利益而牺牲自我。但当时俄国所面临的是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革命斗争。屠格涅夫强调全民族的利益和各个阶级的联合，便掩盖了当时俄国阶级斗争的实质。

            《父与子》(1862)是屠格涅夫最著名的长篇小说。贵族子弟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1859年大学毕业后，带着他的朋友、平民出身的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到父亲的田庄作客。巴扎罗夫的民主主义观点，同基尔沙诺夫一家、特别是同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的贵族自由主义观点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巴扎罗夫占了上风。有一次，巴扎罗夫和阿尔卡狄到省城去参加舞会，遇见贵族寡妇奥津左娃，巴扎罗夫对她产生了爱情，但是遭到拒绝。最后巴扎罗夫回到父母家中，在一次解剖尸体的时候感染病菌而死。

            小说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夕民主主义阵营和自由主义阵营之间的尖锐的思想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