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为了躲避黑道的追杀，他曾在黑夜中跳入寒冷的滔滔珠江中；为了揭开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特大黑恶团伙，他卧底王圣堂出租屋时被黑帮当作便衣警察，两支黑枪顶着他的脑袋；当他的记者身份暴露时，数把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为揭开广州客村的黄色毒瘤，他在暗访时遭受黑道追杀时被迫从三楼跳下逃生；因写批评报道，他曾收到黑帮寄来的子弹头，因为写批评报道，他曾“得罪”了广州市的某些权威部门，从而惹来了各种报复……他采写了大量激起社会强烈反响的独家报道。广东的几家电视台、多家报刊及港澳媒体都曾关注和报道过他的事迹。他被人称为“打虎”记者，被誉为中国第一卧底记者。
我认为，石野的遭遇很有代表性，他因执言仗义而招惹出的民事和刑事官司，在中国新闻界更是罕见的，这对于一名年轻记者而言压力是很大的。从石野记者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艰难，更看到中国新闻立法的迫在眉睫。
众所周知，新闻舆论监督难以发挥实效，记者的知情权、合理怀疑权、言论自由权、新闻报道权、安全保障皆因缺少法律保证而得不到充分保护。丑恶最害怕大众知情，最害怕暴露在阳光之下，所以那些有权有势的腐败分子会胆大妄为地对记者实施压制、阻拦和抵毁新闻报道；“阻挠，封杀”成为了他们手中不该有而滥用的权力。诬陷记者报道失实，可让记者手中的笔失去揭露邪恶与腐败的权力。更有甚者，一些腐败官员总是制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严重侵害那些敢于为正义而战的记者们。
这些不平的“待遇”在石野的身上表现得很充分：为了替一个年仅8岁的外来小学生伸张正义，他被广州市那家金雁小学诬蔑为“企图敲诈学校10万元”，石野当了原告又成为被告；因为受报社领导的指派报道了不该报的“敏感案件”而被广州有关部门戴上手铐非法关押十多天；为了替遭人遗弃的打工妹母子讨公道，石野惨遭那个道德败坏的新闻同行邓世祥长达五、六年的诽谤和诬陷，以致他不得不以自诉的方式将之告上法庭，从而引发出了国内首例新闻记者刑事自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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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最令我这位人大代表震惊的，就是他因替弱女子陈良琴和儿子讨公道而引出的那宗记者自诉案，其过程之曲折，诉讼之艰难、社会影响之巨大，中国新闻界是史无前例的！
我奇怪的是，对邓世祥这样一个道德败坏而又劣迹斑斑的记者，怎么还敢如此嚣张？又是谁在背后作他的保护伞？我更奇怪的是，对于石野的这宗自诉案，白纸黑字的证据有那么多，北京的几家法院为何不依法开庭审理呢？关于此案，早已有国家法官学院的张泗汉、北京大学的陈兴良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韩玉胜等著名刑法专家作过案情论证，北京的司法部门又怎么会对此置之不理呢？这就不由让我想起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多新闻记者在实施舆论监督过程中挨打受骂的事，是不是也有地方司法部门的推脱和冷漠？个别的新闻记者品行恶劣，有关主管部门又如何来清洁新闻队伍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尽管到目前为止，这宗被人为地拖了几年的案子还没有开庭审理，但我们相信，神圣的法律肯定会为石野讨回公道的。同时，作为人大代表，我一定要关注到底。
几年前，我早就在“两会”上提出：中国一定要对新闻进行立法！新闻监督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社会的进步，标志着我们的文明程度。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我看很有必要出台《新闻监督法》。在这部法律中首先要规定新闻媒介和记者的义务和权利。我觉得记者应该享有四种权利：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报道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同时，对拒绝采访、暴力抗拒采访的人或单位，要作出处罚，对记者不能实事求是报道，甚至对当事人及其单位进行诽谤和诬陷，给当事人及其单位（或企业）造成政治、经济损失的，据情节轻重，追究记者的法律责任。
如果舆论监督根本无法可依，有关法律滞后，都会使当前的舆论监督举步维艰。
2004年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出台了，其中还特别以单独的章节对舆论监督问题作了专门的规定。这对于新闻界来说，是件大喜事。我相信，新闻监督法很快就会出台了。我更相信，如果真的有《新闻监督法》作为中国近80万名新闻记者的保护伞，记者不会因采访而挨打受骂，不会因受打击报复流血而又流泪；我们社会中的腐败会无处可遁，社会文明会更加昌盛，人间的善良会随处可见。
目前，石野的合法权益还没依法得到保护，在全国各地还有许许多多像石野这样的新闻记者，他们实施舆论监督的合法权益至今得不到有效保护，中国新闻记者的维权之路甚是艰难。
我在忧虑石野记者的处境同时，也格外关注他未来的路。我坚信，像石野这样主持正义的记者，无论阻力和风险是多么巨大，无论批评对象是如何的强大和狂妄，他是决不会向邪恶低头的，他是绝对不会放下手中这枝笔的……
王教授这篇序，随同我的坎坷新闻经历，于2005年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成《卧底记者》一书，在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并被数百家报刊和新闻网站转载。后来，王维忠还特意把此稿收入他的个人自传《路漫漫》之中。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05年3月，又到了一年一次的“两会”时间。
当我向王维忠代表说明，我和出版社想趁他在北京，在王府井书店就此书搞一次签名售书活动时，他满口答应了。
由于我在书中揭露了大量的黑幕，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除了漫天的谣言和攻击外，更有人想方设法抓我的把柄，寻找我的“罪状”，企图让我身败名裂，置我于死地。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有位自称是新闻界的人竟然还把“麻烦”找到了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维忠教授身上，频频骚扰这位耿直的人大代表。
3月6日夜里，居住在北方交大附近一家宾馆的王维忠代表打电话告诉我说：“一个自称是某晚报的记者多次打电话到我房间，要采访我与你的关系，还问我是如何认识你的，为什么要帮助你等，说话很不礼貌，他提的所谓问题明显带有个人倾向。”接着他介绍了那人的特征和年龄，随后，王教授沉吟了一下说：“对这种素质的记者，我可以不理他，只是我觉得，他是把主要矛头对着你的，带有浓烈的火药味。”
王教授还说，那人在宾馆大厅里拦住他，还出示了记者证，是由北京某报主办的某晚报的记者。当时王教授拒绝了他的采访，后来，此人通过服务台查到王教授的房间电话，频频打电话骚扰，要强行采访。王教授先是婉言谢绝，后来见对方不停地纠缠，不由冲着话筒发火了，直到他表示要报警时，对方才悻悻地放下了电话。王教授告诉我这些实情时，只是为我的安危担心。他十分生气地说：“我好歹也是个全国人大代表，对方竟如此嚣张，更何况你这样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你写了那么多批评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对方还不想方设法找机会整你？你平时还得多注意安全呀！”
尽管“两会”期间的工作十分繁忙，但王教授只要有空，就会与我通话。几天后，当我担心地打电话问：“既然一个小记者敢在您面前如此放肆，肯定是有人想趁机找我的麻烦，我们那个签名售书活动还举行吗？”王教授马上回答：“人家书店都给我们定了时间，好几家报纸都刊登了消息，我们怎么能不去？我再忙也要准时赶去！你不要为我担心，如果有人敢胡来，我一定会通过法律来惩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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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春风柔柔，轻轻拂面。3月12日，时值“两会”的京城到处流光溢彩，洋溢着喜庆。北京王府井书店里人头攒动，人们利用双休日，纷纷挤入书店选择图书，在书海里尽情地遨游。细心的人们发现，王府井书店的一楼和五楼分别张挂着“热烈欢迎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先生和卧底记者石野先生光临本店签名售书”的条幅。
此时的我，独自一人悄然来到了书店大门口。是的，能进入国内著名的王府井书店签名售书，我的心情是激动的，但更令我感激的是，王教授今天是特意利用“两会”期间难得的休息时间，参加这个活动的。我和王教授早就约好，活动开始前10分钟，我在大门口迎接他。
满面春风的王教授乘着出租车提前10分钟来到了王府井书店，老人精神抖擞，满面红光，大踏步走来，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我们这一老一少，手拉手向五楼的主会场走去。
离见面会开始的时间还有10分钟，多功能厅里已座无虚席，连两个门口都挤满了读者。因为时值“两会”，又有人大代表参加签售活动，王府井书店的领导对此次活动十分重视，几位领导不但亲临会场，而且在书店保卫科领导的带领下，几十名保安分别在四周站岗维护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