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胡国瑞的《唐初诗风平议》则对前人关于唐初诗风的评价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说唐初诗歌只是梁陈宫体诗的延续，难于同意。唐初的诗歌是诗歌本身由齐梁进入唐代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辨析，看到它们中间有些对于后世起的有益影响，对于某些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也必须予以恰当的肯定。"
王启兴、唐典伟的《贞观诗坛再评价》一文，从对唐太宗的政治思想、治国方略和文艺观的具体分析入手，论证了太宗反对南朝宫体靡风、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希望重新建立大雅正声的倾向。同时，该文还具体分析了太宗大臣如魏徵、房玄龄、李百药、姚思廉、虞世南、许敬宗等人的文艺观点和创作实践，具体分析了应制奉和、宴会赋饮、述志抒情等题材的作品实际，指出："在贞观功臣现存的近400首诗中，堪称香艳、冶艳者不过十几首。以往的评价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偏颇，就是因为混淆了宫体诗和宫廷诗概念。宫廷诗概念宽泛，......而宫体诗在传统意义上则仅指'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故此，我们应把奉和应制、游宴赏心之作与'艳情诗'严格区别，不能混为一谈。"这些辨析对于正确评价初唐宫廷诗歌实际上具有普遍意义。
初唐诗体研究 八十年代，初唐诗体研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赵昌平《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商伟《初唐诗歌的赋化现象》、等文均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探讨了初唐诗发展的艺术规律。
《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是一篇考论结合的专题论文，文章在对初唐七律考证统计的基础上，梳理考察了初唐时期七律的形成史。文章首先对初唐九次重要的"七律"应制唱和进行了考定，进而以此时间之先后为线索，旁及其他，寻绎唐人七律的发展情况，文章认为，七律的形成史可以大体归纳为以下过程。从梁陈间的庾信开始至初唐高宗时期为滥觞酝酿时期。这一阶段将近一个半世纪。武周时期，为七律的颖脱而未成熟时期，这一阶段约二十年时间。中宗时期由颖脱而成熟，景云年间是确立时期，这一阶段共六年余，而最终确立，仅景云二年至四年约二年时间。文章最后还指出，七律蜕化于骈赋化的歌行，并由此对初唐诗歌史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过去人们一提起初唐七律，每谓其专重工丽，有形式主义之病，但该文在了解初唐七律的渊源及形成背景之后，指出，"初唐七律固然内容狭窄，但这是由于它的形成背景决定的：它刚成熟于宫廷文人集团中，诗人们尚未熟练地掌握它以表现更广阔的内容。工丽本身不能视为弊病，这是由它的骈赋化的歌行这一母体决定的。"《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则认为，造就盛唐七古"不可端倪，达于化境"、"诸体备陈，笼罩百代"的成就的，不仅是靠处于发展顶峰的盛唐时期诸大家的意匠神功，而且不可忽视以"四杰"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借赋体改造前代七古的开创之功，同时也有过渡的第二阶段李峤诸人对"四杰"歌行进一步改造之力。作者通过对唐前两个时期将近二百年间有代表性的七古诗作的句式、声调、诗歌意象、布局、取势等特点的分析，认为，诗歌艺术作为文学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其演进，总是后一代诗人对前一代诗人积累、创造的诗歌艺术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的结果。文中还力图矫正历来对"四杰"歌行看法偏颇之弊，从历史角度强调了研究过渡阶段中、小作家的重要意义。赵昌平的这两篇文章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考论并重，而且涉及面广，开拓度深，故而是初唐文学宏观研究中少有的较有份量的文章。
商伟的文章发挥了林庚先生关于"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的观点，认为，从六朝以后，形成了诗、赋平行发展而又互相渗透的局面，一方面辞赋、散文在不断诗化；另一方面诗也在逐渐赋化。这一态势一直持续到初唐。诗歌赋化的现象在初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咏物诗数量众多，这些诗歌其实就是精简压缩过的咏物小赋，它们都是描写性的而非抒情性的。初唐诗歌的赋化又体现在赋体歌行中。这便是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畴昔篇》和王勃的《临高台》等为代表的长篇歌行。这类诗歌仍重于外部世界的描写，像大赋那样追求宏观的全景画面。它们数量并不多，但是大开大阖，气势恢宏，给平静的诗坛带进了骚动不安的大赋的喧嚣。文章还指出了初唐诗歌的赋化在初盛唐诗歌史上的意义："当初唐诗人依照咏物小赋来作咏物诗时，他们不过是在沿袭南朝的传统罢了。但是，当他们转向汉大赋时，情况就不同了。这仿佛是诗歌脱离南朝的一个征兆。陈子昂在借助汉魏五古以革除南朝诗风之前，初唐四杰也已经试图追寻更久远的历史的消息，以摆脱缠绕着他们的南朝的梦魇。他们连接中断了的历史，引进全新的力量。对于当时的诗坛来说，汉大赋雄放有力的歌唱不啻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
类似的文章还有王锡九的《论初唐七言古诗》，该文认为"初唐的七古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子在发展。一是以沈佺期、宋之问、李峤、张说、郭震等人为代表，以怀古、咏物、应制而负盛名，他们多是皇帝的文学侍从，或者文武兼备的宰执大臣。二是以刘希夷、张若虚、乔知之、吴少微等人为代表，以抒写人生感慨、生活哲理和闺怨恋情为题材。他们则是一些下层或不得志的文人"。应该说归纳有据。关于两条路子的艺术表现的差异，文章也作了较细致的分析。
徐青先生自七十年代就开始致力于诗歌格律的研究，其《初唐五言诗的格律》载于《语文月刊》1987年第3期），在文章中，作者指出：作为初唐诗歌主要形式的五言诗，"在格律结构上则充分继承和发扬了南北朝齐梁体的主要形式，仍可按粘式律。对式律和混合律三种类型加以概括。""第一，粘式律，即近体诗的格律。在初唐时期，这种格律形式已为诗人广泛应用。""其中，唐初的'四杰'、文章四友和沈佺期、宋之问等更为突出。""这样，就造成了初唐诗律以粘式律占优势的局面，而使南北朝时期应用很广的对式律退居次要的地位。""第二，对式律在初唐时期仍被诗人所继承和应用。"但是，"合格的对式律十分少见，对式五律也较少，最多见的是对式五绝。这说明对式律的适用条件是诗体宜短不宜长。""第三是混合律。格律特点是全诗应用律联，积联成式。律联之间的关系是时粘时对，粘对无常的。这种格式的出现乃是诗人作诗时未能将粘的关系或对的关系贯彻始终的结果。"据以上三点分析，作者归纳说："从格律结构的类型上看，初唐诗歌与南北朝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若从这些格律类型的应用情况看，则有明显的差异。这就是初唐诗歌有向粘式律过渡的重要趋势。""初唐诗律的发展特点是使五言诗格律成为古代格律的主体。"在《初唐七言诗的格律》中，作者认为唐代以前合格的七言律绝是"带有一些偶然性的个别现象。""到了唐代，大约在武则天和中宗的时期，诗人们在继承齐梁体格律的基础上把诗律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终于形成了七言诗的格律，并且比较迅速的使之发展到了成熟的境地。"作者又指出："初唐的七言诗格律仍象齐梁体一样，可按粘式、对式、混合式三类加以概括。"按照这三种类型，作者逐一举例剖析，得出如下结论："在七言诗的三种格律形式中，又比较突出的以粘式律，即近体诗的格律形式占了数量上的优势，成了七言格律诗的主体。在主体诗格律之外，以对式和混合式格律作为辅助的形式仍为诗人所用，以作补充，但已不起重要的作用。诗律的发展自齐梁时期形成五律到初唐形成七律之后，可以说是五、七言兼备、长短体咸宜、粘对合律的近体诗的完整体系已经确立了，在隔离结构上成熟了，从而为唐代的诗歌发展的高潮提供了完美的形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初唐边塞诗研究 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学术界曾经进行过唐代边塞诗的讨论，其中也涉及到初唐时期的边塞诗问题，故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些研究初唐边塞诗的论文，现择要介绍如下：
聂文郁的《试论初唐的边塞诗》是本世纪最早一篇全面、系统研究初唐边塞诗的论文。文章指出，盛唐边塞诗是在继承、革新初唐边塞诗的条件下出现的，它们在取材、构思、描绘和意境等方面，是有相通、相近、相似之处的。认为"初唐数以千计的边塞诗正反映了那一时期频繁而严重的边塞现实"。
杨恩成的《初唐边塞诗的时代特征》是一篇将初唐边塞诗的宏观研究与微观赏析交融陶冶于一体的力作。文章认为，以骆宾王、卢照邻、杜审言。崔融、王勃、杨炯、刘希夷、宋之问、沈佺期、郭震、陈子昂等人为代表的初唐诗人，他们的边塞诗多抒发抵御外侮、扫除边患、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爱国激情。这种爱国激情构成了初唐边塞诗的精神支柱。特别是骆宾王以亲身经历所创作的边塞诗，反映了下层知识分子慷慨从戎、驰骋边塞的精神面貌。直开盛唐边塞诗的先河。初唐边塞诗在形式上的显著特点是多用乐府旧题，创制了七言歌行体的边塞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