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而环境恰恰又成全了他。"
五十年代以后,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研究岑参的诗歌艺术。如刘开扬《略谈岑参和他的诗》在论岑参诗歌的内容时,就认为,他的战争诗表现了对人民的关怀,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就是其诸多咏怀诗中的悲叹和欢乐不完全为了他个人的遭遇,还有振兴王朝、关怀和希望改善人民生活的积极倾向。在论及岑参诗歌的艺术性时,该文认为其七言古诗独特的体制,"很可能采取了北方民歌的形式";对于岑参诗中的奇语,他认为,"这些奇语的产物由于岑参的创作方法常常是浪漫主义的,他用想象、夸张的手法把所要描写的事物突出地表现出来,这就加强了它的新奇和感人的力量。"而且,"岑参如果不是亲身去到西北边疆,并深刻地观察了当地的风光,特别是体验了将士们的将士们的战斗生活,他就不能写出这些奇语来的。"因此,作者认为,"谈岑参的诗除了注意他的夸张手法和通俗之外,更要注意他的生活体验和他的艺术实践,他是善于把现实主义的方法和浪漫主义的方法结合起来的。"陈贻焮《谈岑参的边塞诗》也认为,岑参的诗歌之所以在当时就受到各族人民的喜爱,"当然主要取决于他诗歌中所洋溢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和他高超的艺术造诣,但是,和他的作品丰富多彩、别开生面地描绘出祖国的壮丽景色,反映了英勇豪迈的边塞生活,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在引用殷璠所说的岑参诗歌"语奇"、"意亦造奇"的特点,以及杜甫说岑参兄弟"好奇"的性格之后,作者认为,可见语奇意奇又与他的性格"好奇"有关, 但是"好奇"却不能理解为猎奇。"爱好新奇事物,向往新的天地,不避艰险,乐意过战斗生活,这才是他'好奇'性格中最本质也最珍贵的因素。"
当时还有一些讨论岑参诗歌思想性的文章,如赖寒吹、林楠《岑参诗是歌颂武功的吗?》针对黄兰坡《评岑参的〈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和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稿》等认为岑参的诗是"歌颂战争"、"歌颂武功"的说法进行商榷,该文认为,首先,岑参诗在描写战争方面的数量是不多的,且多为咏物抒怀之作;其次,从其直接描写战争的诗篇的内容看,也很难认为他是"歌颂武功"的,"只能认为他是以真实而客观的态度,记录和描写了当时边疆景物及士兵的生活情形。并以一个诗人的正义感,对他所认为的不义的行为加以非难和讽刺。"针对马茂元《唐代诗人短论》中对岑参的批评:"他能从极端惊险而艰苦的战争环境的描绘来表现出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给人以鼓舞。可是他对当时战争的性质却缺乏深刻的认识。虽然他也写到一些战地阴森悲惨的景象,但军中生活的不平,广大士兵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反抗,以及他们所表现的厌战情绪等复杂的矛盾的心情,在岑参的诗篇中很少反映。"高海夫在其《岑参边塞诗的思想性》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首先具体分析了当时战争的性质和意义,认为不能完全以战争的性质来定作品思想性的好坏,然后他又认为,如果岑参也能像高适那样"对战争的积极意义予以歌颂,同时又揭示出它的阴暗面、罪恶面","将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因此就不敢正视他对某些战争的胜利的歌颂和对那些英雄人物的礼赞,甚至贬低、否定这样作品的积极意义,那恐怕也是不妥当的。"
除此之外,当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关于岑参诗歌的论述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值得注意。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岑参的诗歌,以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为其基本特征",但"缺乏高适诗中那种对士卒的同情",又云:"岑参的诗,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他的好奇的思想性格,使他的边塞诗显出奇情异彩的艺术魅力。"而且他的诗,"形式相当丰富多样,但最擅长七言歌行。有时两句一转,有时三句、四句一转,不断奔腾跳跃,处处形象丰满。"再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岑参的边塞诗比高适的诗"更为丰富多样",而且,比较说来,"高适的诗悠扬婉转,在浓厚的抒情以为中,表现了奔放的气势和慷慨激昂的精神。岑参则急促、高亢,以奇峭而俊丽的风格,描绘了边地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瑰奇壮丽的风光,高适显然不及岑参,岑参是边塞诗人中最卓越的代表者。"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则认为岑参早期的诗写得是多么美丽、多么悠闲,而他后来的边塞诗,则因西陲"同中原绝异的景象,给他一种新生命新情调","他的心境与诗境,都由此展开,欢喜采用自由变动的长歌体裁,去表现自然界的伟大与神奇,和战争生活中壮烈的场面","他的诗富于幻想色彩和夸张手法,善于运用乐府民歌的精神,铸熔创造,驱使着清新奇巧的语言,去描写塞外的风光与艰苦的战场生活,形成未曾有过的险怪雄奇的风格。"
七、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对岑参边塞诗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研究虽然仍在继续,但进展很有限,稍具特色者有卢苇的《岑参西域之行及其边塞诗中对唐代西域情况的反映》、柴剑虹《岑参边塞诗和唐代的中西交往》、苏者聪《岑参是浪漫主义的边塞诗人吗?》、陶尔夫、刘敬圻《盛唐高峰期的西部诗歌》、吴宗渊《岑参边塞诗的音乐美》、陈刚《试论岑参的边塞诗对陆游的影响》等。
相比较而言,倒是这时人们对岑参边塞诗中地名的考释成绩突出些。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王友德的《岑参诗中的轮台及其他》、柴剑虹的《"葫芦河"考――岑参边塞诗地名考辨之一》、柴剑虹《"桂林"、"武城"考――岑参边塞诗地名考之一》、柴剑虹《岑参边塞诗中的"阴山"辨》、柴剑虹《岑参边塞诗地名考辨》、柴剑虹《岑参边塞诗中的破播仙战役》、孙映逵《岑参边塞诗地名考释四则》、陈铁民《也谈岑参诗中的"冰片"》、廖立《岑参边塞诗地名考补》等。
岑参其他诗歌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视野更加开阔了,不再局限于研究岑参的边塞诗,他们开始对岑参的山水风景诗和诗歌体式进行研究。
刘朝谦《岑参的蜀中写景诗》认为岑参的写景诗在唐代诗坛也能独树一帜,岑参在蜀中所写的五十多首诗中,写景诗占了很大的比重,集中反映了岑参创作晚期――蜀中时期的艺术成就。文章还分析了这些写景诗的艺术特点:首先表现在题材的广泛和情景的水乳交融;还具有想象丰富,表现手法奇特的特点;风格神秀豪放;有一些诗很有兴寄。颜邦逸《岑参早期山水诗的艺术特色》也认为岑参的山水诗从量上看,相当可观(80多首),从质上看,也很出色。他认为其早期山水诗部分地表现为以清静、恬静的境界否定恶浊、喧嚣的俗世,大量地表现为对瑰奇境界的追求。而且,他并不将自己融于山水悠缓的节奏;而是在对山水的诗化中再现积极、热烈、英气勃勃的自我。文章最后还认为,其早期的山水诗是边塞诗的前奏,他早期山水诗所追求的东西,正是后来边塞诗取得的东西。苏雨恒《盛唐自然景物诗的开拓者――对岑参诗的全面认识和评价》也认为,在岑集中,数量既多、用力且勤,又取得了最高成就的当首推艺术地再现山水风物的诗篇。早期和入蜀期间诗作的突出成就无疑在于写景诗,即以因此被称为"边塞诗人"的塞上诗作而论,作者描写的重点亦不在边境战争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内容,而是奇异的塞上风物。孙映逵《岑参山水景物诗》也对人们一直称岑为边塞诗人,湮没其在盛唐山水诗创作中的地位表示不满。他认为岑参的山水景物诗风格多样,浓淡各异,有他自己的面目:"清丽"。岑参的山水诗中那种淡画式的清丽,随意点染,酷似小谢风韵;但岑参的诗流丽而不平弱,笔势健举,气宇轩昂,又表现出唐人的魅力。文章最后认为,其成就为王、孟之亚,其诗风之多样、色彩之纷繁,在盛唐山水诗人中仅次于王维。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也对岑参的山水田园诗作了比较详细、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岑参性耽山水,常怀逸念,不但在多处置过别业,而且在虢州、嘉州任上,以仕为隐,纵情游赏","因此他的山水诗数量之多,唯王、孟可比。""早年风格也有近似孟浩然处。一部分作于终南山和缑山别业的五古,主要是以叙述自己爱好幽赏的心迹为主,在罗列著书作文、访道寻僧、追逐渔樵的生活情趣之时,插入一些山水描写的片断,章法自由多变,并无一定格式,但随情兴所至。还有相当一部分山水诗,作于行役途中,则一般采用前半首模写山水,后半首怀念亲友的结构。"作者还通过对岑参山水作品的具体分析,看出岑参构思"用心良苦"的特点,并且认为:"其边塞诗的 '奇丽',主要体现为以朴素平易的形式表现出生活本身的瑰奇;而其山水诗则相反,是用创意造奇的构思和手法表现人们所熟悉的山水幽致。"该书最后总结说:"岑参的创作高峰在天宝年间及安史之乱以后,加上他'奇造幽致'的特点,其构思和表现手法已在不少方面开出中唐印象派的端倪。而王孟诗派则是以总结和发展陶谢的艺术经验为基本特色的。因此岑参与王维虽是同时代人,但从山水诗表现艺术的发展来看,他们之间的差异却带有界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