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六、其他中小作家研究
在盛唐文坛上还有相当多的著名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与当时的大作家均有频繁的交往、唱和和很深的友谊，而且也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甚至在当时享有很尊崇的地位，然而由于作品传世甚少，所以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注意，本世纪有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少。
刘昚虚 本世纪关于刘昚虚的论文主要有马茂元的《刘挺卿非刘昚虚 辨〈渔洋诗话〉之误》、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刘昚虚》、谢先模的《盛唐诗人刘昚虚》、廖延平《刘昚虚〈阙题〉诗有题》等。马文首先认为刘挺卿是刘迅，非刘昚虚；刘昚虚的籍贯有嵩山和江东两说，目前尚不能确定；他在调洛阳尉之前，可能曾为校书郎；其卒当在开元二十八年后不久。傅文首先认为说刘昚虚开元十一年登进士第是错误的；刘昚虚"八岁属文上书，召见，拜童子郎。......调洛阳尉，迁夏县令"的说法也值得怀疑，是把刘晏早年的事迹错作刘昚虚的事迹了；另外，李华《三贤论》中的刘君根本不是刘昚虚而是刘迅。谢文首先对刘昚虚的出生地进行了考辨，在"江东"、"嵩山"、"江东（一作新吴）"三种说法中，认定刘是新吴人（唐时新吴即今之江西奉新县）；其次考证其生卒年，认为刘约生于公元702年――705年之间，卒于公元756年――759年之间；另外还据《奉新县志》（道光版）述其科第、官职：开元中以宏词科举左春坊、司经局校书郎，转崇文馆校书郎；最后认为康熙间仍流传的《鶺鴒集》五卷是其诗集，只是到道光间才散失了。廖文据江西《靖安县志》（道光五年版）和《长冈刘氏宗谱》，发现刘昚虚的《阙题》诗原题《归桃源乡》，且据此补考了刘在江西靖安桃源的一段隐居生活。
张子容 本世纪有关张子容的研究文章只有马茂元的《张子容生平及其诗》一篇。该文认为张子容当是先天二年进士，《登科记考》谓先天一年进士，误；在贬乐城尉之前，尝仕宦中朝，然涉历不详；子容谪乐城，当在开元中，乐城解官后，游永嘉，与孟浩然见面；子容之由永嘉北行，当为秩满还朝选官；可能终于晋陵尉；文章最后还对子容集中误收诗、散佚情况作了一些介绍。另外，一些有关孟浩然生平的研究文章中也涉及到张子容的生平，如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谭优学《孟浩然行止考实──唐诗人行年考之一》、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孟浩然》、屈光《孟浩然首次入京考》、陈铁民《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陶敏《孟浩然交游中的几个问题》、李浩《孟浩然交游补考》、王辉斌《孟浩然年谱》（上、下）、李浩《孟浩然事迹新考》等，均可参考。
綦毋潜 关于綦毋潜的研究文章主要有马茂元的《綦毋潜里贯仕履及其诗》、傅如一的《綦毋潜生平事迹考辨》、王辉斌《綦毋潜生平考实》、蒋方《唐人綦毋潜生平中几个问题的考辨》等。其中马文认为綦毋潜籍贯南康，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登第后，释褐授宜寿尉，入为集贤院待制；天宝中为右拾遗；其官右拾遗之前，曾为秘书省校书郎；似又曾由拾遗出为县令。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李颀考》中也涉及到綦毋潜的生平，其关于綦毋潜登第时间及初授官职的考证与马文相同，亦认为其籍贯当为南康，荆南说误；綦毋潜于开元十五年至十八年间曾归江西故籍，并已为集贤殿学士。傅如一文在綦毋潜生平诸多问题上的看法与马茂元、傅璇琮有异，如马、傅都认为綦毋潜是南康人，该文则认为綦毋潜的江东别业在南康，而荆南是其籍贯；闻一多《唐诗大系》认为綦毋潜的生于公元692年，约卒于开元749年，该文则认为其卒年目前尚可阙疑，最早当卒于天宝末年，具体不可考；马、傅都认为开元十四年登第后即授宜寿尉，该文则认为进士及第后所授官职为秘书省校书郎；该文还考证出綦毋潜开元十七年弃官还江东，长时期没到北方来，直到开元末才在洛阳与李颀、崔颢等人游，至天宝五年夏方去洛之京，同年授宜寿尉，大约于天宝八年即迁为右拾遗，至天宝十一年，仍在右拾遗任上；天宝后行迹难考；另外该文还发现綦毋潜一些与薛据相混的诗。蒋方文主要讨论了綦毋潜的乡贯、江东别业所在、任宜寿尉及初次归隐的时间，认为綦毋潜的乡贯当以傅璇琮的虔州说为是，江东别业指吴中，而非虔州；其任宜寿尉应在开元中，在集贤院待制与校书郎之前，但不是及第后即授宜寿尉；对傅如一定綦毋潜初次归隐在开元十七年、陈铁民定于天宝初两说都不同意，认为似应在开元二十年左右。
另外，赵克尧《论唐玄宗对音乐、歌舞艺术的贡献》、初旭《杨贵妃的诗和诗中的杨贵妃》、王令《李邕补益〈文选注〉说志疑》、王元军《事近小臣毙――略谈李邕之死》、马茂元《李昂仕履及其长篇歌行》、谢学钦《读薛令之的佚诗》、马茂元《崔国辅里贯仕履及其绝句诗》、陈尚君《李白与崔令钦交游发隐》、张旭光《〈教坊记〉作者崔令钦的时代》、洪炯《关于韦承庆〈凌朝泛江旅思〉》、刘法绥《高力士及其诗》、符苇《赵彦伯及其诗之疑析》、富寿逊《考订二则》（马戴籍贯考）、马茂元《祖咏生平考略》、张立名《祖咏和他的诗》、刘继才《论祖咏及其与王维、陶渊明之关系》、马茂元《崔曙里贯及其生平考略》、马茂元《薛据里贯及其生平考略》、佟培基《薛据生平及其作品考辨》、刘开扬《关于房琯》等文章皆论及盛唐一些中小诗人，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了。
第五章 中唐文学研究
中唐时期，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成为唐代文学史上继盛唐之后的第二个诗歌创作高峰，故千百年来一直为诗评家所重视。本世纪学界对中唐诗歌的研究，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作家作品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节、中唐诗歌整体研究
一、中唐诗歌的总体评价和综合研究
本世纪人们对中唐诗歌的总体认识有一个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甚至在某些时期，还有明显的分歧。
本世纪上半叶 在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中唐诗歌的认识和分析大多较为肤浅，但在吉光片羽之中也不乏珠玑之论。
如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中认为中唐是"唐诗的极盛时代"，而且"与开元天宝盛时的文学有根本上的不同" ，"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他还认为，"开元天宝的文学只是少年时期，体裁大解放了，而内容颇浅薄，不过是酒徒与自命为隐逸之士的诗而已。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以文学论，最盛之世其实不在这个时期。天宝末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846年），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现。"胡适此论后来得到了苏雪林、郑宾于等人的认同，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苏雪林《唐诗概论》在概述中唐诗歌时对胡适观点作了进一步的申发："这时候一般的人太平迷梦早已打破。而诗人饱经乱离之苦，对时代更有深刻的认识，文学的态度也就一变而为严肃、认真、深沉。而写实文学便于这时代勃然以兴。"
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册也认为，"大历元和之际的风尚，和以前已显然有了几个不相同的区别：有卫道的古文诗人；有讲究声病严分近古的诗人；有致力台阁，专工赠送的诗人；有用方言俚语，通俗辞句来写诗的诗人。"而且，该书对前人认为中唐诗人大多"复古"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他们"乃是矫古"；对于王世贞所持"贞元而后，方足覆瓶"的见解更是不敢苟同，认为"站在诗的立场上"说，"我们之所谓盛唐，并不仅指开元天宝，实在也指大历元和。假如没有元白的尽量创作，......则唐代的'诗戏'便没有终台，登峰而未造极。所以元和的诗业也是特别富于创造力量的。"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中册）统观中晚唐诗时也认为"在诗史上，这是一个光荣的时代"，并谓此时的诗歌"都以民间疾苦为题材"，诗人"作诗的态度也更严肃，更认真"，"这些，都表示新的风气。"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中唐诗坛时则更注重从诗歌体制演变和发展的角度来阐述问题，他认为，"五七言诗的格律，到了大历间，是已经发展到无可再发展的了，其体式也已进步到无可再进步的了，诗人们只有在不同作风底下，求他们自己的深造与变幻。但大历的诸诗人，除了顾况一人外，其他'十才子'之流，皆没有表现出什么重要的独特的风格出来；他们仿佛都只在旧的诗城里兜着圈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