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章

                                    较具代表性的有：陈祝义《学习民歌      革新诗体――读刘禹锡民歌体诗有感》、李申《刘禹锡与民歌》、陈思和的《试论刘禹锡的〈竹枝词〉》、蔡起福的《凄凉苦竹枝》、方心棣的《刘禹锡民歌体诗歌艺术初探》、邓小军的《刘禹锡的〈竹枝词〉、〈踏歌词〉研究》、萧瑞锋《论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等。

            其中陈祝义文认为，丰富的民间歌谣给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这首先表现在敢于冲破旧诗格律的限制，标新立异，别创新格；口语入诗，是刘禹锡学习民歌，革新诗体的又一特色。另外，刘禹锡吸取了民歌"比兴"的长处，有时"托物取喻"，有时"借物发端"，有时也借助谐音、双关语。而且，"刘禹锡吸引民歌的养料和形式，为当时民间歌舞写下了大量的乐词，既有当地民歌新鲜活泼，爽朗明快，节奏明亮的特点，又比之一般民歌要细腻和凝炼，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李申文除了探讨了刘禹锡与民歌之间的关系，还对封建社会的诗评家贬抑刘禹锡学习民歌的行为表示不满。陈思和文则专论刘禹锡的《竹枝词》，称赞刘禹锡"第一个在作品中唱巴人之声，用巴人之语，咏巴人之事，在古典诗歌向民歌学习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蔡起福文则以刘禹锡的《竹枝词》为主初步探讨了《竹枝词》的起源、内容、形式、影响，认为"'竹枝歌'虽不是刘禹锡创，'竹枝'两字入文人诗词，也不是从刘禹锡始，但采录改造竹枝之声辞，使之成为富有民歌特色的一种诗体，这不能不归功于他。"方心棣文对刘禹锡民歌体诗艺术的探讨更细致一些，文章认为刘禹锡的民歌体诗既具有文人诗的长处，又有浓厚的民歌色彩。民歌色彩与文人诗的韵味融合在一起，使得他的诗作既清新明朗又含蓄华美；既有鲜明的地方情调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有强烈的抒情意味，这在我国古典诗歌史上是别具一格、独具特色的。文章还指出，刘禹锡民歌体诗具有以下特色：含蓄婉转、富有情韵；烘托与渲染；含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神妙"之句；还很注意吸收民间口语，学习民歌悠扬婉转的情调。邓小军文则将《竹枝词》和《踏歌词》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认为《竹枝》、《踏歌》在内容上的共同之点，是表现夔州地方特殊的民俗风土；其题材都是夔州之春，民间赛歌；主题为爱情，兼及客愁。在艺术上，两词都是民歌特色与诗人特色的一体化。其区别：《竹枝》的基本特征是民歌本位，而融入诗人特色；《踏歌》的基本特征是诗人本位，而融入民歌特色。文章又从抒情主人公形象、意象结构、情意结构、手法和风格等角度论述两词的基本特征：一、角色化之民歌与诗人之踏歌；二、意象结构的递进性；三、情意结构的多层性；四、电影式的艺术手法；五、巴歈融入唐音的风格。萧瑞锋文将刘禹锡的民歌乐府体诗的总体风貌概括为四个特征：一、风景画与风俗画的融合；二、人情美与物态美的交汇；三、诗意与哲理的渗透；四雅声与俚歌的并存。并对这四个特征展开了具体深入的论证，提出了比较精辟的见解。

            刘禹锡诗歌题材、体式和声律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还有一些文章对刘禹锡的各种诗歌题材、体式和声律情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从题材方面对刘禹锡诗歌进行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吴汝煜的《谈刘禹锡与白居易晚年的酬唱诗》、萧瑞锋的《论刘禹锡的讽刺诗》、袁宗一的《论刘禹锡的咏史诗》、肖文苑的《刘禹锡的咏史诗》等。其中吴汝煜文对比了刘、白晚年酬唱之作，认为这些诗中，"白居易远出世情，对政治采取超然的态度，明哲保身，怡然自乐。刘禹锡则不能忘怀世情，通常是酒入愁肠，难消孤愤。"这又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对待分司闲官的态度，白是"知足常乐"，而刘则"出于无奈"，为"一再遭到挫折感到苦闷"。二、两人在对待老境的态度上虽然都"嗟叹老境的凄凉和可悲"，但白"失去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而刘  "对生活很热爱"，"激励老年人消除暮气，振作精神。"三、在烧丹和宗教信仰上，刘某些诗"闪耀着卓越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芒"，这是白所不及的。萧瑞锋文认为刘禹锡的讽刺诗，以其寓犀利于婉曲、化冷峻为幽野的独特风格，在我国讽刺文学的历史长廊里，居于引人瞩目的地位。袁宗一文和肖文苑文都探讨了刘禹锡咏史诗的思想艺术价值。肖文是从鉴赏的角度谈的，重点是谈艺术；袁文是从内容方面谈的，重点在于剖析刘禹锡咏史诗在当时的现实意义。两文的侧重点虽然不同，但都注意到了刘禹锡的咏史诗的诗情与哲理相结合这一重要特色。另外，萧瑞锋的《刘禹锡诗论》一书也分别探讨了刘禹锡的抒情诗、咏史诗。他认为，刘的抒情诗具有"风力遒劲"、"风义高伟"、"风神隽秀"等三个特征。刘的咏史诗内容上有四个特征：借古人之针砭，刺现实之痼疾；征前代之兴亡，示不远之殷鉴；慕前哲之高风，抒不屈之气节；赞先贤之伟业，言济世之雄心。形式上也有四个特征：气力雄健，气该今古；因意遣词，即小见大；即景骋情，妙造自然；章法多变，摇曳生姿。

            从声律和体式方面研究刘禹锡诗歌的论文则主要有：师为公的《刘禹锡诗歌用韵考》、宋心昌的《论刘禹锡的古体诗》、宋心昌的《刘禹锡七绝论评》等。其中宋心昌前文认为，刘禹锡的古体诗可分为五古和七古两大类。其五古主要学阮籍《咏怀》组诗，又受《古诗十九首》的影响，长篇五古为苏轼所效法。其七古成就较五古高，以学杜为主。作品中除反映当时重大历史事件外，还擅长刻画各种舞物态，有的自寓身世之感。七古中的讽刺诗用笔灵活，善于变化。杂言在七古中也很有特色。文章最后认为，刘禹锡的古体诗在中唐诗坛上虽然谈不上开宗立派，但由于笔力劲健，语意超迈，因此仍有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宋心昌后文论述了刘禹锡在七绝方面的四个贡献：一、刘是第一个将怀古咏史纳入七绝中的诗人，他首开这方面的风气；扩大了七绝的题材；二、刘敢于在七绝中直接抒写男女恋情；三、刘的七绝"随物感兴，往往调笑而成"，"有水到渠成"之妙；四、刘仿效民歌《竹枝词》等，无论在内容题材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与前人的七绝大不相同。

            刘禹锡诗歌作品考辨  高志忠的《刘禹锡诗文系年》是一部对刘禹锡诗文进行系年考证的专门著作，该书将刘禹锡创作活动分为三期：永贞前（公元805年）为一期，元和初（公元806年）至宝历末（公元826年）为第二期，大和（公元827  年）后为第三期。全书每系年一诗一文，皆胪列内证、外证、旁证，结论较为信实。还有一些文章对刘禹锡诗歌作品的问题进行了考辨，如卞孝萱的《〈刘禹锡集〉中疑难问题初探》、毛西旁的《刘禹锡诗注释中的一些年代错误》、戴传志的《刘禹锡朗州诗文考辨――兼与卞孝萱先生商榷》、陶敏的《〈全唐诗〉中重出刘禹锡诗甄辨·续补》、陈建中《刘禹锡竹枝词写作地点考辨》、杨罗生《刘禹锡三首洞庭诗作系年考》等。另外，敬堂的《关于刘禹锡生平中的一些问题》中也对旧籍中关于禹锡诗文的几个记载，作了一些补正，共涉及八个问题；卞孝萱的《刘禹锡年谱》中也对刘禹锡大部分诗文作品进行了系年；吴在庆的《卞著〈刘禹锡年谱〉辨补》一文，则对卞著中的诗文系年之误进行了辨正，共论及刘禹锡诗文十七篇；吴在庆文还对前人都未系年的刘禹锡的诗歌作品共十四首进行系年考补。

            刘禹锡的散文成就  专门对刘禹锡散文进行研究的文章也不多，如吴汝煜的《论刘禹锡的散文》、戴传志的《略谈刘禹锡朗州散文》等。吴文主要从刘禹锡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地位、散文成就、渊源与影响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指出刘禹锡从事古文写作的时间不比韩愈晚。他是与韩愈不约而同地走到了提倡古文运动的道路上来的。刘禹锡的散文以论说文的成就最为突出，具有因小见大、巧丽渊博、富于卓识等特色。其他各体散文也多佳作。其文主要渊源于刘向与班固，而对宋代王安石、苏轼及明代刘基均产生过重要影响。戴传志文指出刘禹锡在朗州时期的散文"善用对话的形式来摹绘人物的语言、行动，刻划人物性格，并通过典型形象来寄寓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语言方面的突出特色是凝炼、清丽、词采优美，蕴含隽永"。所论大致符合刘禹锡朗州散文的具体情况，但文中举《陋室铭》为例似欠妥。

            四、作品集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纪刘禹锡作品的整理和版本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主要成果有唐兰的《刘宾客嘉话录校辑与辨伪》、屈守元的《谈刘禹锡诗文集的两个影宋本》、《关于〈谈刘禹锡诗文集的两个影宋本〉一文的补正》、《记明范氏卧云山房抄本刘禹锡诗文集》、陶敏的《〈全唐诗〉中重出的刘禹锡诗甄辨》、《〈《全唐诗》中重出的刘禹锡诗甄辨〉续补》（一）（二）等。

            本世纪新整理出版的《刘禹锡集》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版。该书是为了适应当时"评法批儒"政治运动的需要而整理的新校本，系以清朱澂《结一庐賸余丛书》中的《刘宾客文集》作底本，参照影印宋绍兴本及《全唐文》、《全唐诗》、《文苑英华》等选本，进行校理出版的，然无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