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章
其他 有一些学者还对李贺生平中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考证，如：对于李贺所任官职，旧籍说是协律郎，田北湖《昌谷别传并注》首先指出，李贺所补官职应是奉礼郎而非协律郎。万曼《诗人李长吉》中认为李贺实已举进士，而人毁之；非如新、旧《唐书》之谓，贺不肯就也。王礼锡的《李长吉评传》中则有李贺结婚时间的考证，他认为李贺早婚，结婚在十八岁前，《后园凿井歌》"似是新婚时所作"。李嘉言《为"长吉生的考证"质王礼锡君》认为，王礼锡《李长吉评传》中所说元稹"倡嫌名"说"不足信"，元稹无毁李贺之可能。洪为法的《李贺之死》则讨论了李贺死的传说，认为这不是荒诞无稽之谈，文章从李贺一生之心理、思想之特点说明此事也可有正当的解释的。另外，前人几乎都认为李贺自潞州归后即卒，而吴企明的《李贺》一书则指出，李贺在游潞州之后因淮西战乱并未直接回乡，而是"干脆南游吴会"，且"先后到过金陵、嘉兴、吴兴、甬东（今浙江省定海县）等地"，并与沈亚之交游，创作了许多描写江南风物的诗作。"淮西战乱稍为缓解，李贺就从江南北归家园"，"回家后不久，这位青年诗人终因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二、性格和思想研究
李贺奇诡瑰丽的诗风，与其独特的心理、性格和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人们在研究李贺诗歌的同时，也对李贺的心理、性格和思想给予较大的关注。大致说来，在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多注意李贺的社会观、人生观；五六十年代则着眼于李贺对国家、人民之态度；七十年代由于受到"评法批儒"运动的影响，人们多探讨李贺的法家思想和无神论色彩；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李贺思想、个性的研究走上了比较科学、客观的轨道，人们除了较全面深入地研究李贺的思想，还分析了李贺的心理特点和性格特点。
本世纪上半叶 万曼的《诗人李长吉》是本世纪较早述及李贺的思想、性格的论文，文章认为，"长吉的人生观，同许多诗人一样，同是对酒当歌的作乐态度。......而且气度窄小，拘拘于世禄厚薄。"
王礼锡的《驴背诗人李长吉》有一节专论"长吉的癖性"，不过较之李商隐的《李贺小传》、杜牧的《李长吉歌诗叙》并无多大的深入。
江寄萍《李长吉诗》认为，"从李贺各种古怪的脾气，和他倨傲的性格上看来，他多少是有点神精病的。"文章还分析了造成李贺诗歌中悲感的缘故："一方面是身世的凄凉，一方面是因为天宝大乱之后，社会的种种现象都不安定，自己目睹的一切，自然不无感触。阴险的世途，使他感到人生更深的痛苦。"
相对说来，致干的《没落的贵族诗人李长吉》对李贺的思想的探讨则要细致、深入得多，他不同意王礼锡《李长吉评传》中说李贺"是由贵族蜕化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士大夫阶级"的论点，他认为李贺"纯粹是一位贵族诗人"，"他的立场，是地主阶级的立场"，因此该文着重探讨了李贺"对于当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的农人与小民的态度"。文章认为，李贺不但"没有同情农人和小民的痛苦，在他的诗中，他还写着他的生活是建筑在对农人和小民的剥削上"，"他的意识，正是一般贵族地主的意识，他的诗歌，正是歌吟着一般地主贵族的要求，他的阶级性是非常鲜明的。"文章还分析了李贺"鬼与幻的没落意识"，认为长吉诗中的没落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的形态上：1、聊以山野田园自慰，2、失意的感伤到鬼的呻吟，3、生命的悲哀，4、幻的追求。
和前此人们多沿袭旧籍所说李贺"性孤冷落，不与人合"不同，周阆风的《诗人李贺》则开始探讨李贺性格的社会原因，文章认为，"李贺的时代，不容他能优游，这样，就成了他消极的怪僻的性格。加以自己又因应举而受人倡嫌名之说，阻止了他上进的路途，于是更为消极冷僻。这性格逐渐扩张下去，达到极点，因此也就更觉怪诞诡异。......所以，他实在并不是天生的鬼才鬼仙，而是时代社会所逼成他的。"
五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以后，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影响，学界比较注重李贺对人民的态度的探讨，而且由于当时人们对这一价值评判尺度认识和操作的差异，还形成了对李贺的思想评价以肯定为主和以否定为主的两派观点。
一、肯定派。
五十年代，陈贻焮的《论李贺的诗》是较早一篇对李贺诗歌的思想性给予肯定的论文。该文认为，"李贺的诗歌，采用了各种不同的题材，从各个方面展示了诗人和他同时代许多失意的、受压迫的人们的悲惨命运、他们的痛苦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追求自由、幸福和美好的生活的强烈意愿，都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黑美学价值，都是应该肯定的。"
后来，为了针对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对李贺从思想到艺术全盘否定的做法，学界涌现了好几篇意在肯定李贺诗歌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文章。
其中，何其芳在《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主张，对李贺这样写有大量中间性的作品的作家，不能"因为从它们里面看不到对人民的同情和明显的进步意义，就可以一概否定"，"因为否定了这些作家和作品，中国文学史就为之减色不少了。"他在后来发表的《〈李凭空篌引〉和〈无题〉》一文中也同样认为，"对于古代作品的思想性，我们是应该理解得广泛一些的。李贺只活了二十七岁就死了。由于生活经验的限制，他的作品反映的现实的幅度是比较狭窄的。然而从他的诗里我们仍然看到了封建社会和有才能的人的矛盾。李贺从人民的角度对当时的社会表示不满的诗是极少的，但从他个人的被压抑来表示不满的诗却比较多。这些诗往往写得更动人也更完整。这些诗的思想内容是和我国古代的许多杰出的诗人有共同之处的。"
叶葱奇在《〈李贺诗集〉后记》中则认为，"他虽说是唐朝宗室郑王的后裔，其实除了一个空虚的族望外，实际上是一个出身布衣的寒士。"文章在对李贺的阶级成份有了这样的认识后，进而强调李贺思想中的进步因素："他虽然家境寒素，所任的职务虽然卑微，然而他却时时往来京洛，对当时的国家大事、统治者的举措、各藩镇的跋扈，以及京师贵游们的动态，都有着耳闻目睹的接触。以他这样一个满怀热情、深有抱负的青年，一面被排斥压抑在一个无聊的小职位上，一面眼看着种种叫人失望、忧虑、愤激的事情，怎么能不叫他的作品里充满了悲怆、愤郁、怨怒、凄凉的意味呢？所以他的作品里反映的是当时社会上活生生的现实。蕴蓄的是希望和失望交织成的意念与热情。"
马茂元的《李贺和他的诗》也认为对李贺的性格和思想应该给予历史的、辩证的评价，他说："李贺处在动乱不安的社会，加以体质清羸多病，又有才华过人的优越感和政治上的不得志，因而生活情调忧郁伤感，性格冷僻孤傲。他对空虚和幻灭的感觉特别敏感，表现在他诗里确实有一股阴森森的气息。过去有人把他说成'鬼才'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他并不是安于这个幽灵似的境界的。他热爱生活，追求理想，他希望自己的才能能为世用。这些都曾在他的精神领域里掀起了激荡的波澜，迸发出年轻的火花。"文章指出，"对于李贺诗里所反映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思想情绪，我们必须从他所处的具体的时代和生活环境去理解。在批判其消极的一面的同时，也必须肯定其积极的一面。"
齐甘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评介》中则认为"李贺的思想深处有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挥洒在他的诗歌中。例如《浩歌》。李贺不但对自然界表示要征服它的理想，他自己的抱负也很宏伟，例如《苦昼短》。"
谭正璧、纪馥华《试论李贺及其诗歌》也认为："李贺作品的大部分是典型地表现封建社会里有才能有理想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却不很多，但在这些不多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现实是比较广而且有时是很'深刻'的。"
二、否定派。
五六十年代，首先对李贺思想全盘否定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五五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他们把中国文学史上诸多作家划分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两派，认为李贺是反现实主义的作家，在这种调子下，他们指出李贺诗歌的思想内容也是完全消极甚至是反动的："他过着贵公子的生活，却偏偏要写诗"，"他的诗歌内容是空虚而无聊的，什么《美人梳头歌》、《许公子郑姬歌》、《汉唐姬饮酒歌》等，只要一看题目就知道是什么货色。"这种全面否定李贺诗歌思想性的论调虽然遭到许多学者的反对（如上文所引），但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在《李贺诗集》出版说明中就认为："李贺出身于贵族世家，往还于名公大人之间，生活的面并不阔大，很少同人民生活有联系。因之，他作品中所摄取的题材，多半局限在宫廷和豪门里面。作品的人民性和思想性如何，还须深入探讨。"
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稿（唐宋部分）》对李贺思想的评价，也与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编《中国文学史》相近，认为李贺"出身贵族，仅二十七岁就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