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如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就认为李白在开元二十四年移家到鲁郡兖州任城东门内。王运熙、李宝均的《李白》也认为李白在是年离开安陆，移家到东鲁任城。刘忆萱、管士光的《李白新论》也认为"李白曾家任城，倒是事实"。

            八十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专门撰文论证曾李白寓居任城，如黄瑞云的《李白家于东鲁与竹溪之饮年代考》、曲世川的《李白在山东的产业及其它》、吴国柱的《李白客任城说》、郑修平的《李白寄家任城二十三年考》、郑修平、相力的《李白诗中"鲁中"等地名及寄家地》等。其中，吴国柱文研究了李白的《任城县厅壁记》，认为李白乃慕任城之名，居此可以陶冶情操，登览访古，因此"更客任城"。郑修平文考订了李白寄家任城的时间。作者认为李白在开元二十四年到达任城，直到乾元二年（公元754年）将其儿女移往楚地止，其间李白虽几度离家漫游，天宝十一载以后，李白行踪再未到过任城，但其家则在任城未动，共计二十三年。      郑修平、相力文也力主李白在东鲁的寄家地是任城，而不是兖州、曲阜等地的观点。作者认为，如果将李白诗中所提到的所有有关山东的地名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李白寄家在"鲁中"某城池的"东门"的"汶阳川"，而根据《水经注》，汶水流经鲁城池东门者，只有任城一地。

            兖州说  此说是安旗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提出来的。她到山东实地考察，并查阅了大量的方志，发表了《李白寓家瑕丘说》一文。她在文中指出，千年以来几成定论的李白寓家任城说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李白在东鲁所作的诗文涉及任城的只有三首：《赠任城卢主簿潜》、《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任城县厅壁记》，均是客游其地所作，不能证李白寓家任城。作者据李白《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诗中"我家寄在沙丘旁"句，认为东鲁沙丘是兖州府东门外二里之瑕丘，东北距曲阜三十里，西南距任城六十里，今为李白寓家之处。作者还认为，李白在宣州南陵别儿童入京之南陵不在宣州，而在东鲁，指曲阜县南陵村，人称南陵。李白在陵城存有田舍所在。

            此说一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肯定和赞同。1994年8月，李白研究界还在山东兖州召开了"李白在山东"国际学术讨论会，着重讨论了李白在山东寓家之地在何处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同意安旗的看法，认为是在今山东兖州。此后也陆续发表了许多支持此说的论文，如王伯奇的《李白来山东  家居在兖州》、徐叶翎的《李白寓家东鲁考辨》、李子龙的《李白寄家东鲁新考》、徐本立的《李白山东寓家兖州考》、武秀的《从兖州近年出土的四件文物看李白在山东寓家地点》、葛景春的《"南陵"到底在哪里？》、徐叶翎的《再谈李白寓家东鲁》、王伯奇的《李白在兖州的田产》等。

            六、是否到过夜郎

            李白受永王璘"谋反"的牵连，被肃宗朝廷判处长流夜郎，其戍地是珍州夜郎县（今贵州正安县）。但是，对于李白究竟到过戍地夜郎没有，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是"未至夜郎"说，二是"已至夜郎"说。其中，"未至夜郎"说中又分为"巫山遇赦"说、"夔州遇赦"说和"渝州遇赦"说等。

            未至夜郎说  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大多数李白研究著作都认为李白未至夜郎，如詹锳的《李白诗文系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等。八十年代以后，有些学者还对当时有人提出的李白"已至夜郎说"进行了辩驳。如李子和的《李白到过夜郎吗？》、王定璋的《〈李白确至夜郎考辨〉质疑》等文，认为持"已至"说者或以李白的所谓"遗迹"、或引用志书，都是不足为据的。而刘友竹先后发表的《李白遇赦前后行踪考异》、《李白长流夜郎新探》、《谈〈放后遇恩不沾〉的注释和系年》等文都认为李白已至广义的夜郎国（包括夔、涪、渝、泸沿长江一带），但未至狭义的夜郎县（李白的流放地），李白流放至渝州即被放还。

            同时，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李白研究著作也多认为李白未至夜郎，即中途遇赦，但并未严守前人的"巫山遇赦"说。如王运熙、李宝均的《李白》、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郁贤皓的《李白选集》、安旗、薛天纬等编著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詹锳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等。

            已至夜郎说  认为李白已至夜郎的说法也是由来已久的。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一些学者陆续撰文支持此说。如周春元的《李白流放夜郎考》就认为"李白到达了夜郎贬所"。他认为李诗中的"乌江"即今贵州的乌江，李白的"半道放还"，应从时间上理解。他还列举了李白流放夜郎的遗迹来证明李白确实到达了夜郎。同样，邱耐久、朱孔扬《李白确至夜郎考辨》也认为李白的《南流夜郎寄内》、《放后遇恩不沾》、《流夜郎题葵叶》、《望木瓜山》、《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等五首诗"作于夜郎贬所"，"半道"就是"未尽期"，"是指时间而言，不是指路程"。

            九十年代以后，一些学者更从唐代法律的角度，论述李白确已至夜郎。如张才良的《李白流夜郎的法律分析》、王辉斌的《李白长流夜郎新考》、陶锡良的《从唐律析李白流夜郎》、张春生、金懋的《也谈李白流放夜郎与唐律适用》等。其中张文认为李白在流夜郎诗中屡称"三年"，是因为他判的是"加役流"；      "半道"不是指流途而是指期限，"巫山阳"意指巫山以南地区，即指夜郎。李白本该"于配所役三年"，可他到达夜郎不久即遇赦，对于加役流的"役三年"来说，当然是"半道承恩放还"了。

            七、李白的交游和重要行踪

            交游  李白一生交游甚广，弄清李白的交游情况对于更深地认识、了解李白的一些行为和诗文创作的背景、思想情绪的心理动因，都有极大的帮助。故本世纪以来，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致力于此，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突破。

            其中，郁贤皓的李白交游研究成果尤多，如《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吴筠荐李白说辨疑》、《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考》、《李白与玉真公主过从新探》、《再谈李白诗中的"卫尉张卿"和"玉真公主别馆"――答李清渊同志质疑》等。其中，《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认为，李白诗中的"卫尉张卿"，就是开元十八年时为卫尉卿的张垍，这反过来又证明了李白在开元年间确实曾经去过长安。其《吴筠荐李白说辨疑》则通过对吴筠事迹和李白在开元中行踪的考辨，发现李白与吴筠根本不可能在天宝初"同隐剡中"，也根本不存在"筠荐之于朝"，李白奉诏入京是出于玉真公主的推荐。其《李白与玉真公主过从新探》和《再谈李白诗中"卫尉张卿"和"玉真公主别馆"》二文都是着重考证李白与玉真公主之交往的文章。他根据《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诗的内容判断卫尉张卿可能是别馆的主人，即玉真公主的丈夫；他还就李清渊《李白赠卫尉张卿别考》一文提出的卫尉张卿可能是张去奢的观点进行了辩驳，认为张去奢未任卫尉卿，也不是驸马，其弟张去盈是驸马，但不是卫尉卿；《玉真仙人词》是李白开元二十一年前后与元丹丘隐居嵩山时写给玉真公主的干谒之作，玉真公主看了李白的诗，才向其兄玄宗推荐的。

            其他学者对李白的交游情况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如陈尚君的《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李宝均的《吴筠荐举李白入长安辨》、谢思炜的《李白对杨国忠态度之我见》、薛天纬的《李白与唐肃宗》、李从军的《李白诗中崔侍御辨误》、李浩《李白与郭子仪互救是伪托》、倪培翔的《也谈李白诗中崔侍御――与李从军同志商榷》、陈钧的《李白谒见苏颋年代考辨》、刘友竹的《李白与李邕关系考》、王辉斌的《孔巢父与李白、杜甫交游考》、许嘉甫的《吴筠荐李白说证补》等。

            其中，陈尚君文从现存的零星典籍中考证出李白和崔令钦的交往情况，发现两人过从、交往十分投机，这不仅间接指示了诗人李白与教坊的联系，而且也提供了李白可能作词的新的佐证。薛天纬文分四个阶段考察了李白与唐肃宗的关系，作者认为，考察李白与肃宗的关系，一方面可进一步认识封建帝王的冷酷寡恩，另一方面可进一步感受诗人的天真赤诚。王辉斌文考证出李白与孔巢父初识并结为"竹溪六逸"的时间为天宝四载李白放逐还山后，认为王琦、詹锳、郭沫若等人提出的开元二十四年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那年孔巢父才十岁，不可能与李白结交。

            行踪  李白一生行踪遍及大半个中国，所以对其行踪的考察也是李白生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李白行踪的考证和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本世纪研究李白行踪的专论主要有：耿元瑞的《李白行踪考辨――读唐诗札记》、黄瑞云的《李白开元6年到开元18年行踪考略》、薛天纬的《李白幽州之行探》、葛晓音的《李白一朝去京国以后》、葛景春、刘崇德的《李白由东鲁入京考》、郁贤皓的《李白洛阳行踪新探索》、竺岳兵的《李白"东涉溟海"行迹考》、李子龙的《李白新安之游质疑》、郑文的《论李白〈梁园吟〉创作的时间、前往梁园的路线及其它》、阎琦的《李白二三两次入越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