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其核心是自由精神和理想主义。而杨著则从李白的哲学观、伦理观、宗教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学观、妇女观、战争观、社会交往观以及忧患意识、审美意识、英雄意识、反传统意识等十个方面探讨李白思想的全貌。

            另外，裴斐的《李白与历史人物》、王运熙的《李白诗歌的两种思想倾向和后人评价》两文也值得注意。其中裴斐文通过对李白诗中的用典情况全面的统计，发现李白受吕尚、管仲等的影响更大；对谋臣加名士的历史人物特别倾慕，这是导致他既有自尊、自重与高傲的一面，又有与纵横家的品格不合，与儒家中庸之道亦大相径庭的一面的思想与性格的主要原因；李白虽然同情和崇敬许多历史人物，但这种崇敬和同情从不受任何神圣观念和清规戒律的约束。王运熙文论述了李白兼具积极用世与超尘去世两种逆反的思想倾向，梳理了历代对李白思想倾向的不同评价。

            二、李白与宗教

            李白与宗教的关系密切而复杂，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就有学者对此作了专门的探讨。如幽谷在《李白与宗教》中就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李白与各宗教尤其是与景教之关系。作者指出，太白之父是突厥化的汉人，他们在四川的家庭完全是突厥化的，所以李白所受的教育也是突厥化的。从李白的《上云乐》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景教的经典、历史、教义和仪式，都是非常熟悉"，再从他两个子女的名字上，也可以知道李白的家庭非但是突厥化的，并且是景教化的。李白结识吴筠之后，致力于道教，尽心研究，无非欲藉道教之玄旨，保养他的精魄，延长他的年寿，得以做番利国利民的事业，发扬他平素的抱负，初本无凭道教之功而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从他的诗句中，还可以知道李白在郎陵东（今河南确山县）在高僧白眉空门下研究过佛教哲学。所以他在诗中有许多禅语佛典，他的佛学确有悠久的渊源。文章最后指出，宗教不能克服他坚强的个性，也不能范围他的自由行动。他倒利用各宗教来宣传和保存他的文艺，与达到他最高层次的政治舞台。

            后来，总论李白与宗教之关系的文章虽然不多，但探讨李白与道教（或道家）、佛教之关系的成果则层出不穷，故下文将分别介绍：

            李白与道家、道教之关系  较早、较为深入地对李白与道教之关系进行研究的成果是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该书认为，李白所接受的乃是道教所兼容并包的阶段了，就刘勰的三品说，上中下三品，李白可以说全部都沾染了。因为李白有老庄自然无为的宇宙观，但也有神仙派炼养服食的实践，同时并服从张天师的符箓。道教色彩之杂，李白尤其有，先前是假托太公的阴谋派的了，鬼谷子、苏秦、张仪，都可说是道家的的一支，而李白也时以苏张自况，也时常想贡献奇计；后来道家搀入了佛的成分，李白更是时常谈禅，并同许多和尚打交道。道教的五大概念：道、运、自然、贵生爱身和神仙，都支配着李白，所以他是个忠实的道教徒。

            五六十年代，探讨李白隐逸求仙问题的文章比较多，如陈贻焮的《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道路》、麦朝枢的《李白求仙学道与政治活动的错综变化――读李漫笔之一、之二》、李继唐的《谈谈李白的求仙学道》等。其中陈贻焮文通过对初盛唐士人求仕途径的考察，指出隐逸求仙虽然本是出世的表现，似乎与干禄无关，但实际上却早已为士大夫所利用，而成为另一类行之偶见奇效的"登龙术"了。所以李白能够成功地由隐入仕。但是，将由隐而仕之一从政活动方式的作用估计得过大过理想，对于最高统治者之所以极其重视礼聘、表彰逸人高士的根本用意与真实目的的认识不清而寄托了过多过天真的幻想，对之指望过高，则是他失败的主观方面的原因。

            文革中，只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论述了李白与道教之关系，他在"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一章中认为李白是"道教的方士"，并较为详细地考察了李白一生求仙访道的过程，他认为李白之信仰道教是"出于迷信"，"他深信那些仙翁、仙女、仙兽、仙禽等是实质的存在。他深信人可以长生不老，或者返老还童。""他认真炼过灵丹"，但"神仙迷信、道教迷信深深地害了他"，  长期炼丹、服丹使他早衰，以致水银中毒；而"酒是使他从迷信中觉醒的触媒"  。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学界又出现了一大批探讨李白与道家和道教之关系的专题文章，如刘伯璜的《李白的道家思想及其在安徽的活动》、夏晓虹的《谈谈李白的"好神仙"与从政的关系》、安旗的《从〈庐山谣〉看李白游仙出世思想之实质》、罗宗强的《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王友胜的《李白对游仙传统的拯救与革新》、刘长春的《李白的游仙思想与天台山道教》、蒋见元的《李白与道教》、阮堂明的《李白诗中对自我的仙化倾向》等。

            夏晓虹文认为，李白的好神仙并不神秘，而是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就与其从政的关系来讲：在他入朝前，主要是用来交游干谒，以达到"名动京师"、"一飞冲天"的问政目的；在朝中则欲以道干政，不满于朝政的黑暗，又要借"谪仙"之名存身远祸；放归以后，一腔怨愤无处发泄，乃以求仙为寄托，但又不甘心沉埋至死，仍希图凭道隐东山再起。罗宗强文认为，李白在对道教信仰的过程中，李白不仅服食国"菖蒲"仙药，服食过经过简单处理的丹砂，而且还受过炼外丹的秘诀，亲自从事过炼丹活动。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主要是受司马承祯、吴筠等茅山上清派的影响，如果消除尽神仙迷信的色彩，则更带有一种哲学意味与人间气息，表现在李白思想上的就是功成身退的理想。王友胜文从宏观的角度勾勒了中国文人游仙精神的发展演变过程，认为李白对游仙传统的拯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李白的神游仙国是缘于尘世的狭窄与拘束，压抑与不自由；第二，李白诗歌的神仙世界里，宗教色彩较为淡薄，人高于神（仙）的主题在回归。阮堂明文认为，李白一生具有相当明显的"自我仙化"意识，它不仅体现在他认同别人对自己的称呼并时常自称以"谪仙人"，还体现在他立身仙界、由上俯下的观察角度上。文章还探讨了李白的这种自我仙化倾向中所蕴含的意义。

            李白与佛教  相对说来，学界探讨李白与佛教之关系的成果不太多，主要有：浩乘的《李白的佛学思想》、葛景春的《李白与佛教思想》、章继光的《李白与佛教思想》、姜光斗的《谈李白诗歌中的佛教意识》等。其中，浩乘文首次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李白与佛教的关系，文章首先考察了李白熏沐佛化因缘的史痕，搜罗了历代诗评家对李白的评论中有关佛学的材料，分析了李白的佛学思想。该文指出，李白"受佛学洗礼，所以虽遭贬谪，能潇脱自在逍遥物外以诗酒为性情寄托，以佛学为心志归宿，以高僧为游行依止"，他"确能'色相俱空'洞然看破功名利禄而悄然地度林间崖下底云游僧生涯"。文章还指出，李白的号――"青莲居士"即取自梵典，李白诗中的佛学思想有：（一）起信，（二）习教，（三）习禅，（四）悔悟等。文章最后认为：李白习究教典的广博深透，不是迷信的盲从或虚浮的弄玄，因为他的诗文中虽没有说明研究三藏十二部的步骤，但一吟一咏能随手拈来经典中精华，天衣无缝地成为满目琳琅，确非拾人牙慧，乃是洞达教法的结晶。葛景春文通过对李白集中五十余首直接与佛教有关的及与僧人交游的诗作的考察，指出李白对佛法相当熟悉，与僧徒佛寺的关系相当密切，佛教思想相当浓重；认为李白以释济道，释道并用，其佛教思想的特点是往往与道教思想混合在一起。作者还指出李白佛教思想的产生与他身世密切相关，又与唐代政治与时代风气有重要关系，有深刻的个人经历及社会根源。章继光文认为佛教思想对李白后期的思想影响比较大，具体体现在宣扬空观念，向慕幻性清净，超脱厌世三个方面，李白思想中释道融合的情况，反映了唐代佛教与玄学合流的趋向。姜光斗文则主要探讨了佛教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他将李白诗集中表现佛教意识的诗作分为直接阐发佛理和在景物描写或空灵明净的意境中渗透出禅味、禅趣的两类，并认为后者是从禅宗"镜花水月"、不执于物的观察世界的方法移植过来的审美方式的自觉运用，所以显得朦胧含蓄、活泼灵动、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从而扩大了诗歌的涵盖面和含容量。

            李白与酒、侠、纵横家等传统文化之关系  本世纪学界除了对上述的李白与儒、道、释等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还对李白与酒、侠、纵横家等其他传统文化思想的关系作了广泛而全面的分析，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本世纪，除了一些李白研究著作、唐诗研究论著甚至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中有关于李白与酒的关系的论述，还产生了专门探讨李白饮酒问题的文章，如袁以涵的《陶渊明和酒和李白》、杨海峥的《李白与酒》、罗田的《酒神精神与诗仙李白》、葛景春的《李白与唐代的酒文化》等。其中袁以涵文指出，同是饮酒赋诗，而李白和陶渊明的态度各不相同，一个是慷慨激昂，一个是冲淡平和；一个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有摇山撼海的气魄，一个是"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饶田舍闲逸的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