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章
后来的一些文学史（包括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诗歌史文学批评史等著作也对元稹的文学主张作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其中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尤有新意。
如罗宗强在其《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就认为，元稹虽然在提倡有所兴寄、写时事上和白居易观点一致，但他们在对待诗歌的艺术方面态度又略有差别，如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对诗歌史上各个时期作品的评价标准，似以有无寄兴定优劣，但他在论杜之成就时，却未完全以寄兴为标准，而是从其诗歌艺术的兼备众体说的；这是与白居易论杜的些微差异处；而且他在《叙诗寄乐天》中也说他之写诗，几乎涉及一切生活内容，不象白居易所说的"惟歌生民病"了。
再如，王运熙在其《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把元稹的诗歌批评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自己诗歌的评述；二是围绕着杜甫诗的诗论。他认为，元稹在对自己诗歌的评述中，他一方面理智地强调讽喻诗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在内心深深喜爱那些抒写日常情景的古诗和律诗。另外，元稹对杜诗十分推崇，围绕对杜诗的评论，他还对汉魏六朝诗作出了评析，对李杜两大诗派作了比较，其提出的李杜优劣论对后世颇有影响。
张少康等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也专列一节论"元稹的诗论与'元和体'的文学思想"，他们认为，元稹对历代诗歌发展的评价，"不象白居易那样片面"，"比较公正一些"：第一，元稹对秦汉至魏晋诗歌作了较多肯定，对"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作，特别是对建安诗歌的意义与作用，作了合乎实际的较高评价；第二，元稹对两晋文学基本上还是肯定的，认为它还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风概"。他虽然批评宋齐间诗歌"教失根本"，只是"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作，但对其"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不无赞美之意；第三，在唐代诗歌的评论方面，对沈宋在律诗创作上的贡献与影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足够的估价。尤其是对杜甫诗歌艺术成就作了十分全面、深刻的概括，认为他是集历代诗歌艺术大成的伟大诗人。而且，从他对杜甫的评价中，还可以看出他对南朝"颜谢之孤高"、"徐庾之流丽"也是很欣赏的。这些都说明元稹对诗歌的近体格律、艺术技巧等还是相当重视的。
另外，王拾遗的《元稹论稿》分析"元稹的文学见解"也较细致。
作品笺释和研究 学界对元稹具体诗歌作品的笺释和研究开始于陈寅恪，后世大部分的相关成果是在陈文的影响和启发下产生的，他们或补证，或商榷，或拓展，成为元稹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就对元稹的诗歌作品进行了具体、深入的探讨，其《读连昌宫词质疑》，"仿金仁山、阎百诗诂经之方法，以校释唐人之诗"，"即据地理以推年月，依年月以论人事"，从而讨论元稹作此诗之时、地，及其与当时政治之关系。文章在对五种假设、可能性进行比较、考证后认为，"《连昌宫词》若为作者经过行宫，感时抚事之作。则其著作之时日用地理行程相参校，仅有元和是年暮春及元和十四年暮春二者之可能。""但一考当年节候与花事之关系"，两者又均不可能，"则《连昌宫词》非作者经过其地之作，而为依题悬拟之作"，而从诗意又可以看出来"此诗实成于元和十三年暮春"。
两年以后，陈寅恪又发表了《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该文的研究方法与前文相近，先提出了三种假设：（一）此三首诗为不同时期之所作，（二）此三首诗排列之次序应与今本适相反，（三）此三首诗本来每首各有其题目，其两首之原题皆已略去，今所存之题乃原系于第三首之原题，故不可以为概括此三首诗之总题 。文章随后即对此假设进行论证，最后作者认为："今本第三首作于微之任监察御史分司东台时。今本第二首诗作于任江陵府士曹参军时。今本第一首作于元和微之以通州司马权知州务时。"作者还提出一种假设："疑微之当日作今本第三首诗，其原题为'遣悲怀'。后作今本第二首诗其原题为'再遣悲怀'，最后作今本第一首诗，始题作'三遣悲怀'。其三首之原稿未必即前后相连。"
十五年以后，陈寅恪又出版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其中《艳诗及悼亡诗》一章旁征博引，视野弘阔，议论风生。作者认为，"欲了解元诗者，依论世知人之旨，固不可不研究微之之仕宦与婚姻问题，而欲明当日士大夫阶级之仕宦与婚姻问题，则不可不知南北朝以来，至唐高宗武则天时，所发生之统治阶级及社会风习之变动。"故文章将元稹的婚姻观、爱情观与其政治目的联系起来考察，谓"其于韦氏，亦如其于双文，两者俱受一时感情之激动，言行必不能始终相符，则无疑也。""微之乘当时社会一部分尚沿袭北朝以来重门第婚姻之旧风，故亦利用之，而乐于去旧就新，名实兼得。然则微之乘此社会不同之道德标准及习俗并存杂用之时，自私自利。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但是，作者又认为，"微之天才也。文笔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其《古题乐府笺证》先云元稹古题乐府之作意："微之于新题乐府，既不能竞胜乐天，而藉和刘猛李余之乐府古题之机缘，以补救前此所作新题乐府之缺憾，而别出新意新词，以蕲追及乐天而轶出之也。"又认为："此十九首中最可注意者，莫如道人短一篇，通篇皆以议论行之。词意俱极奇诡，颇疑此篇与微之并世文雄如韩退之柳子厚刘梦得诸公之论有所关涉。"然后文章通过微之之论与韩、柳、刘诸人"天人"之说之比较，来印证此假说。
五十年代后半期，出现了一些对陈寅恪文进行补正、商榷的文章，补正者有刘文典的《群书斠补（元白诗笺证稿等五篇）》，商榷者则有卞孝萱的《与陈寅恪先生商榷〈连昌宫词〉笺证问题》、李春棠的《陈寅恪教授和〈元白诗证史〉》等。
其中卞孝萱文开头即表明是以《连昌宫词》笺证为例，试图分析一下陈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所表现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作者认为：首先，陈先生喜欢用"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这个公式，来阐述白居易以至元稹某些诗歌的体制，"这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套用这个公式，势必缩小元、白作品的现实主义。"其次，从笺证全文看，陈先生所谓"今昔盛衰之感"中的"盛"，不是指开元时期大唐帝国国力的强盛，而是指李隆基这一小撮人巡幸扈从、兴欢作乐、铺张浪费之"盛"。其实，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元稹所讥讽的东西。可是，陈先生却非常欣赏李隆基的那些"盛"事。"他着重于谴责诗中某些不符或不完全相符于'正史'的词句，而没有对诗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作必要的正确说明，其所给予读者的印象，就不免是削弱了元稹在揭发统治集团荒淫腐化行为的原意。"最后，文章还对陈寅恪在笺证中所表现的主观主义与繁琐主义的考证方法进行了批判。总之，这篇文章虽然带有明显的大批判的色彩，但是基本上仍从学术立论，没有太多地跟政治挂钩。
八十年代以后，对元稹单篇诗歌作品进行研究的文章更多了，而且即使观点与陈寅恪不同，也已没有五六十年代中的那种学术批判加政治讨伐的风气了。
其中较具代表性者有王拾遗《读元稹的〈伤悼诗〉》、王拾遗的《"篇章竞出奇"》、邓元煊的《也谈〈连昌宫词〉的内容和写作》等。
王拾遗前文对元稹现存四十八首悼亡诗所作时间和悼亡之人，逐一作了考证。王拾遗后文首先认为《连昌宫词》是元稹十四年暮春经连昌宫时作，实际上否定了陈寅恪《连昌宫词》一文中的说法，而且他认为这首诗的主旨是"讽喻宪宗"。
邓元煊文则明确对陈寅恪认为的元稹《连昌宫词》有"写得不集中"的缺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并从思想内容上极力肯定此诗，认为它"形象地反映了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唐王朝日趋没落的现实"，并"借野老之口回答了'太平谁致乱者谁'这一问题"，表现了"削平藩镇、反对分裂的思想"，"明确地提出了要求停止用兵，用政治来消灭内乱的政见"，认为此诗"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有着较为深刻的箴谏意义。"
版本研究和作品整理 从版本方面研究元稹的文章有傅增湘的《校宋蜀本元微之文集十卷跋》，万曼的《唐集叙录·元氏长庆集》对元氏文集的流传情况有较详细的介绍。卞孝萱《元稹评传》第四部分也对元稹作品的结集和流传情况作了简明的交代。
卞孝萱、冀勤等学者对元稹的作品进行了整理。卞孝萱发表了《元稹诗真伪考》、《元稹诗文校记》等文，冀勤先后发表了《元稹诗文辑存》、《元稹佚诗续辑》。冀勤校点的《元稹集》，以影宋抄本《元氏长庆集》为底本，着重与宋浙本、宋蜀本、兰雪堂活字印本、马元调鱼乐轩刻本、四部丛刊影董氏刊本进行校勘，，其中续补了诗一卷，文一卷，又有附录五卷，收有关于元稹的碑传和《长庆集》的序跋、书录，以及唐五代人有关元稹的诗文资料，极大地方便了元稹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