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
而马茂元、王松龄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则史料考证与理论分析并重，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爱情说"的观点。文章认为，沿用历史题材的《长恨歌》，"自不可能完全抛开历史而向壁虚构；然而作为诗的主体、诗的核心，它那富有悲剧意义的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则来自民间传说，是不受历史原型的局限的"。实际上作品塑造的李杨形象，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历史原型"；作品所描写的爱情悲剧也不再"仅仅是帝王宫妃的悲欢离合，而具有普通男女爱情悲剧的性质"。因此，应从较广阔的时代意义上去把握和理解《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既要看到作品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爱情的坚贞与专一，倾诉了对他们爱情上不幸故事的深刻同情"；同时也要看到作品"在客观上反映了李杨故事的原始创造者――处于中唐战乱时代的人们（包括文人）对美满爱情的理想和渴求"。
钟来因《〈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契机》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长恨歌》的创作心态：（1）作为仕途得意的新进士白居易，出于"生活浪漫，思想开朗，反旧礼教习俗等要求，促使他写出《长恨歌》这样的'风情'诗"；（2）对初恋者湘灵的思念及不能与之结合的"绵绵之恨"，是其创作《长恨歌》的"感情的酵母"；（3）反映了白氏婚前对爱情的理想与渴求。
八十年代以后，持双重主题说的学者相对少一些。主要有刘辉扬的《一篇〈长恨〉有风情》、陈小玲的《哀艳之中，具有讽刺》、蹇长春的《〈长恨歌〉主题平议――兼论〈长恨歌〉悲剧意蕴的多层次性》等。其中蹇文在评价、分析各派观点的是非得失的基础上，主张摒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型，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居于不同的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
除了主题，学界还对《长恨歌》的艺术魅力、艺术渊源及其对后世和在国外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如张安祖的《论〈长恨歌〉的艺术成就》、钟来因的《〈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动机》、陈允吉的《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马晓光的《此恨绵绵无绝期――谈谈贵妃杨玉环及其形象演变》、赵炎秋的《两曲悲歌千古魅力――〈长恨歌〉与〈李尔王〉阅读中读者同情现象试探》、唐音街的《〈长恨歌〉与佛道关系论述的新进展》、张国光的《杨玉环的艺术形象及其历史本来面目――论〈长恨歌〉对杨玉环的美化》、王用中的《白居易的初恋悲剧与〈长恨歌〉的创作》、张俊哲的《母题与嬗变：从〈长恨歌〉到〈杨贵妃〉》、周相录的《〈长恨歌〉在日本的影响》等。其中陈允吉文认为，《长恨歌》同当时方兴未艾的通俗讲唱文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它叙述的这个美丽曲折，又掺杂着佛教因果报应和诸行无常的故事，则十分明显地受了《欢喜国王缘》、《目连变》等讲唱文学的影响。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印度佛经中有关有相夫人和目连的若干传说。唐音街则介绍了台湾学者王梦鸥《〈长恨歌〉的结构与主题补说》一文，认为该文"全面探索了《长恨歌》与道教的关系"。王文中提出王质夫与白居易交情相当深，而且王质夫隐居于仙游山修道求仙，"从时间上看，《长恨歌》的创作，至多不晚于白、陈、王三人同游仙游山之后一二年。四川道士的神话，即杨通幽的故事，见《太平广记》卷43。这神话源于唐玄宗避难的西蜀，王质夫后来死于梓潼，正邻近于杨通幽的乡里。王质夫相信神仙，相信道士的传说，并由他把这题材提供给了白居易，却不料这题材消化到诗人的脑子里，褪下了神秘色彩，仅剩下一种对爱情的执著感。"
《琵琶行》 《琵琶行》是同《长恨歌》齐名的作品，研究的文章也不少。其中较有深度、别具新意的文章则主要有陈寅恪的《白香山〈琵琶行〉笺证》、蒋礼鸿的《"琵琶行"的音乐描写》、何其芳的《新诗话（六）》、霍松林的《〈琵琶行〉赏析》、王达津的《漫谈〈琵琶行〉》、金学智的《白居易〈琵琶行〉中的音乐美――兼论白居易的音乐美学思想》等。
七、白集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纪白居易研究的另一大收获，就是对白居易文集的重新整理以及白集版本源流的研究。
白居易文集的新整理和版本研究 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加以集录、整理，后经唐末五代兵乱，篇什多有散失。现在存世最早的白集刻本，是南宋绍兴时所刻的七十一卷本《白氏长庆集》。胡适在《跋宋刻本白氏文集影本》中曾对此版本的版刻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述。
从本世纪初以来，学界在全面吸收白居易研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对其文集作了大量、有效的校勘和整理工作。
四十年代中后期，岑仲勉先后发表了《白氏长庆集伪文》、《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文苑英华辩证校白氏诗文附按》、《补白集源流事证数则》、《从文苑英华中书翰林制诏两门所收白氏文论白集》、《从金泽图录白集影页中所见》等六篇文章。他通过大量细致详尽的校证和考释，解决了白氏作品研究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白居易提供了极大方便。这几个关键性问题是：（1）考订《白氏长庆集》最后编订时间在唐武宗会昌二年（842）；（2）提出《白集》东林真迹于唐末或五代初已经消亡的论断；（3）根据传世的唐代碑志、正史、类书互相核校，比较宋代以来《白集》传世刻本的异同，指出今本所收白氏诗文大致可分为六类："第一类，信白氏作品也。第二、三两类，其中虽有可疑，然未获强证，吾人不能断为非白氏作品也。第四类至第六类则异是，其必非白氏所作。"（4）他校定《白集》诸刻各有所善，指出从总体看，明马元调本优于日本那波道圆本。日本著名学者花房英树曾撰文盛赞岑氏对《白集》的研究"实在是充实的著作"。
四十年代末，陈寅恪也曾着力于白居易作品的笺证、整理工作，先后撰著了《长恨歌笺证》、《白香山新乐府笺证》、《琵琶行笺证》等文，在白诗的笺释、考订方面，颇多发明。
五六十年代，白集整理和版本研究未有大的突破，人们只是在岑仲勉、陈寅恪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稍有推进。如刘文典的《群书斠补（元白诗笺证稿等五篇）》、卞孝萱的《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一些意见》、朱金城的《〈白居易诗选〉编年注释质疑》等。
白集整理和版本研究的高潮是在八十年代之后出现的。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顾学颉校点的《白居易集》，该书以宋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宋明清的一些主要刊本，改正了原本明显的错误和脱漏，并将前人已经拾补的连同新近发现的佚诗佚文编为外集两卷。这虽不是各本的会校、会勘，但已经是世纪初以来第一个经过整理的白居易诗文的全集本，给当时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本世纪白氏文集整理、校勘方面的最大成果当推朱金城的《白居易集笺校》。该书笺证部分，以笺释人名为主，兼及典章制度、词语典故。它在广泛吸收陈寅恪、岑仲勉等前辈学者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发掘新材料，纠正了不少前人和时人的失误。此书的校勘，以明马元调刊本《白氏长庆集》为底本，参校历代白集刊本十一种，唐、宋两代重要文集及选本七种，罗列异同，以备众说，类似于集校。但是，本书又不同于一般的集校，能尽量吸收已有的学术成果，使得校勘记不限于一般的列异同、校是非，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九十年代以后，在白集整理和版本研究方面取得成果最丰的学者当数谢思炜。其博士学位论文《白居易集综论》上编考论结合，着重探讨白集的版本问题，从"《白氏文集》的传布及'淆乱'问题辨析"、"日本古抄本《白氏文集》的源流及校勘价值"、"敦煌本白居易诗再考证"、"明刻本《白氏讽谏》考证"、"《新乐府》版本及序文考证"、"明刻本《白氏策林》考证"、"明郭勋刻本《白乐天文集》考证"等几方面，对白集版本源流演变和现存白集的构成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理顺了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白居易作品的普及 本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白居易作品的普及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白居易诗文的选注本的出版方面，五六十年代是一个高潮。苏仲翔选注的《元白诗选》是较早的一部白诗选本。1962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顾肇仓、周汝昌选注的《白居易诗选》，在注释和编年上都做了不少工作，书后还附有白居易年谱，是当时较好的选注本，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白居易诗文选注本出版的另一个高潮是八十年代。这一时期不但再版了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两种《白居易诗选》，还新出版了王汝弼选注的《白居易选集》、刘逸生主编、梁鉴江的《白居易诗选》，王汝弼著诗文兼选，具有一定的特色。
在白居易诗歌今译方面，则首推霍松林的《白居易诗选译》，该书选择白诗一百多篇，用现代汉语作了诗体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