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2章
1924年，罗振玉编《敦煌零拾》，则将《降魔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欢喜国王缘》等统统称为"佛曲"，这是人们对变文最早的一种称呼。稍后，徐嘉瑞的《敦煌发现佛曲俗文时代之推定》和郑振铎的《佛曲叙录》都采用了"佛曲"这种称呼。
但是，到二十年代末，学者们已经相继感到"佛曲"这个名称并不符合变文的内容。于是，向达在《论唐代佛曲》中指出"敦煌发现的俗文之类而为罗振玉所称为佛曲者，与唐代的佛曲，完全是两种东西"，但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名称。首次将之称为"变文"的学者是郑振铎，他在《敦煌的俗文学》中说："这种俗文虽可说是佛曲的起源，却并不是佛曲；'变文'之体，似更近于佛曲，所以我们应该更正确的名之曰'俗文'，曰'变文'。"这个称呼逐渐为学界所承认。后来虽然还不时有人指出用"变文"统称敦煌发现的说唱文学作品并不太合适，但是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变文"。
由于"变文"这个名称基本上已为学界所公认，于是人们又开始对何谓"变文"，即"变"的字义进行讨论。
最早对"变文"之名及其"变"字进行解释的学者还是郑振铎。他在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卷中古文学第三十三章《变文的出现》中说："原来'变文'的意思，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容易明白。正如流行于同时的'变相'一样，那也是以'相'或'图画'来表现经典的故事以感动群众的。"他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又说："像'变相'一样，所谓'变文'之 '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后来'变文'成了一个'专称'，便不限定是敷演佛经之故事了。"
到四十年代，学界又出现不同的看法。如1943年，向达在《唐代俗讲考》中就认为，"变文"原为"民间流行说唱体"，而为佛教俗讲所借用。
几乎与向达此文同时，傅芸子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谓变者乃佛的'说法神变'（佛有三种神变，见《大宝积经》八十六）之义。唐五代间，佛教宣传小乘，有两种方式，即变相图与变文，均刺取经典中的神变作为题材，一为绘画的，一为文辞的，即以绘画为空间的表现者为变相图，以口语或文辞为时间的展开者为变文是也。"
在向达文发表后不久，周一良又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在《读〈唐代俗讲考〉》中指出："我觉得变文之变，与变歌之变没有关系。变文者，'变相之文'也。......我觉得这个变字似非中华固有，当是翻译梵语。我疑心'变'字的原语，也许就是citra。（此字有彩绘之意。）"
紧接着，关德栋有提出新的解释和论证："我以为与其说'变'字的原语是citra，不如说'变'字的原语是mandala较为得宜。"他在《略说"变"字的来源》还进一步指出："我觉得'变相''变文'的'变'字的来源是这样：（一）'变文'的'变'字就是'变相'的'变'字；（二）'变相'的渊源是'曼荼罗'；（三）'变相'的'变'字就是翻译梵语mandala一字的略语。"
五十年代，孙楷第在《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中则对傅芸子观点作进一步的申述，他认为："'变'当非常解释。......歌咏奇异事的本子，就叫作'变文'。"他在《读变文·变文之解》还对"变文"之"变"作了进一步的考释："按变即神通变化之变。......以图像考之，释道二家，凡绘仙佛像及净重变异之事者，谓之变相。......其以变标立名目与'变文'正同，盖人物事迹以文字描写则谓之'变相'，省称亦曰'变'，其义一也。然则变文得名，当由于其文述萨佛诸菩神变及经中所载变异之事。"
六十年代，程毅中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变文"之得名与"变相"之关系："变文之得名，大致可以认为和佛家所谓的变相有关系。变文就是变相的说明文字。......变文与变相相配合，......'看言'眼看变相，耳听变文，自得相映成趣之乐。"这个观点，在当时国内学界反响不大，却得到了日本学者金冈照光的高度评价，称之为"三十年来研究的最新成就"。
八十年代，白化文的《什么是变文？》对"变文"与"变相"有关的观点作了更为详细的考辨，他根据现存敦煌写卷中种种"变文"与"变相"相辅相成的迹象，逐步推论出：变文作为一种文字，和另一种叫作变相的图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相辅而行。
虽然学界对"变文"和"变"字的字义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但是直至现在尚未形成一种为学界普遍认可的看法。
关于"变文" 来源的讨论 关于"变文"这种文体的来源，本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学者都倾向认为是外来的。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就指出，"变文的来源，绝对不能在本土的文籍里来找到"，"印度的文籍，很早的便已使用到韵文散文合组的文体"。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徐调孚的《中国文学名著讲话》也都持类似的看法。关德栋在《谈〈变文〉》和《略说"变"字的来源》两文中均努力从印度文学中寻找"变文"的来源。他在前文中明确指出："印度文学有一种最特别的体裁，就是在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缀以韵文的偈颂Gāthā（佛经中常译作：讽颂、伽他、伽陀、或偈），重说一遍。......这种体裁输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文学上却发生了不小的意外影响。象唐五代产生的'变文'，便是这种印度文学形式中得来的。"
当时也有人认为，"变文"这一文体是中国本来就有的。如向达在《唐代俗讲考》中就认为，变文的来源"当于南朝清商曲旧乐中求之"，或即"变歌之一类"。但这种看法，当时响应者寥寥。
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王庆菽《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一文发表之后，变文出于中国本土说才开始为学界所关注。王氏认为："变文是唐代民间创作的一种新文体，它的体裁是有说有唱的。""因为中国文体原来已有铺采摛文、体物叙事的汉赋，也有乐府民歌的叙事诗，用散文和韵文来叙事都具有很稳固的基础。......所以我认为'变文'是当时民间采取俗讲的方法来说当时民间传说故事的一种话本；而俗讲也可能采用当时民间形式的歌曲和说话方式，以求引人入胜的。"
此后，王重民作《敦煌变文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变文"这一文体在中国本土的渊源，他十分明确地说："变文的起源没有直接受到、或在体裁上竟完全没有受到印度文学的影响。"他通过对"变文"三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对第三部分――唱词的构成的分析，得出结论："变文的产生，是汲取了古代民间文学各种创造体裁的结晶，而发展成为更艺术，更美丽，更善于表达歌唱自己思想的工具。"同时，程毅中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也指出："变文这种新文体可以说古已有之"，"变文是在我国民族固有的赋和诗歌骈文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这种文体为佛教徒所垄断，改造成为讲唱经文。"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对于"变文"这一文体的来源究竟是印度文学还是中国本土文学仍然莫衷一是，甚至在1985年8月的"一九八五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文学组的学者们还对这一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美国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教授梅维恒（Victor H . Mair）罗列了梵文中所有的"变"，说"变文"来自印度；兰州大学牛龙菲则罗列了所有汉文古籍中的"变"，说变文来自中国，双方争执不下，而且相约会后继续讨论。
关于敦煌变文体制和分类的讨论 最早对敦煌变文体制进行研究的学者也是郑振铎。他在《敦煌的俗文学》中论述了敦煌"变文"与"俗文"在体制特征上的分野，他说："二者虽同以诗与散文合组而成，然而组配的性质却完全不同。"第一，"俗文"是解释经典的，先引原来经文，后再加以演释。即将艰深不为"俗人"所懂得的经文，再加以通俗的演释，使人人都能明白知晓；变文则是采取古来相传的一则故事，拿时人所闻的新式文体――诗与散文合组而成的文体――而重新加以敷演，使之变文通俗易解，故谓之"变文"。第二，在文字上，"变文"与"俗文"便有了很大的差异，"俗文"是以经文为纲，先列原来经文，然后再将经文敷演为散文与诗句的。全部散文与诗句便是"笺释"，便是"演文"。至于"变文"，则其全部的散文与诗句皆相生相切，映合成篇，既无一段提纲的文字，又不是屡屡复述前文的。他们是整篇的记载、纯全的篇章，其所取的故事并不是仅仅加以敷演，而是随意的用他们为题材的。"总之，'俗文'不能离了经典而独立，他们是演经的，是释经的，'变文'则与所叙述的故事的原来来源并不发生如何的关系；他们不过活用相传的故事，以抒写作者自己的情致而已。"他后来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对"变文"的韵式、篇章结构及分类进行了更细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