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8章
除了上述两种敦煌唐人诗文选集，学界还从敦煌遗书中辑出《珠英学士集》和其它唐诗选集若干种。涉及敦煌本《珠英学士集》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吴其昱《敦煌本珠英集两残卷考》、徐俊《敦煌本珠英集考补》、《珠英集》等。荣新江、徐俊《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其中所考蔡省风《瑶池新咏》，是继《珠英集》之后，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又一个久已佚失的唐人选唐诗残本。
三、敦煌民间诗歌和释道诗歌研究
在敦煌遗书中还存在着不少敦煌民间诗歌和释道诗歌，从本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学界对这一部分诗歌作品也渐渐重视起来，产生了一些专题论文和专著。
在敦煌民间诗歌中学界注意得比较多的是敦煌民间歌谣《儿郎伟》、学郎诗和婚嫁诗，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高国藩的《驱傩风俗和敦煌民间歌谣〈儿郎伟〉》、黄征的《敦煌歌谣〈儿郎伟〉的价值》、徐俊的《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谭蝉雪的《敦煌婚嫁诗词》等。
研究敦煌释道诗歌的成果则主要有：向达的《皇帝癸未年膺运灭梁再兴诗》、郑炳林的《敦煌文书斯三七三号李存勖唐玄奘诗证误》、汪泛舟的《敦煌僧诗校辑》、《敦煌僧诗补论》、徐俊《敦煌写本山僧歌缀合与斯五六九二蝴蝶装册的还原》、《庐山远公话的篇尾结诗》 、《斯三七三卷诸山圣迹题咏诗钞辑考》 等。
汪泛舟《校辑》由论述、录文、校注三部分构成。论述部分，阐述了敦煌僧诗的概况及其在文学、佛学上的价值；校注部分在吸收中外学者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诗歌的义、律，对原卷中的缺文、衍文、异文进行了详细的校勘，并纠正了前人误校、失校的地方。徐俊《辑考》指出，斯373写卷前5首诗并不像前人所说，都是李存勖的作品，他认为，只有第一首确为李存勖所作，其余四首显非李诗。他还探讨了斯529卷与斯373卷之间的关系、《诸山胜迹志》所引部分诗文的作者问题。
另外，项楚的《敦煌诗歌导论》对敦煌民间诗歌、乡土诗歌和释道诗歌都有较为详细的著录和深入的分析。曲金良的《敦煌佛教文学研究》也论及佛教诗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五节 王梵志诗歌整理与研究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久已失传的王梵志的五言白话诗，这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到世纪末，人们在王梵志诗的汇辑、校勘、注释和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一、王梵志诗歌的整理
王梵志诗歌著录 刘复是我国最早对王梵志诗进行整理的学者。1925年，他把从巴黎抄回的伯希和编号的三个写本，编入《敦煌掇琐》，并在"琐三二"中根据原本题记，明确标为"王梵志诗一卷"，为后人研究王梵志诗开辟了道路。1927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对王梵志及其诗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由于他掌握的材料很有限（四个，内含一个转抄本），因而在考证王梵志诗的卷次问题上有一些疏忽。1935年，郑振铎据伯2718和伯3266号两个王梵志诗的写卷，校录出《王梵志诗一卷》，又据胡适所引的伯2914号写卷中的五首诗，以及散佚的王梵志诗，编为《王梵志（诗）拾遗》，同时发表在《世界文库》第五册中。郑振铎的这个校录本在诗歌分首和文字校勘上都较之刘复本有一定的进步。
但是，伯希和劫去的敦煌遗书中究竟有多少王梵志诗的写本，长期情况不明，直到王重民编的《伯希和劫经录》问世，人们才比较清楚原卷情况。"王录"列入王梵志诗10个写本（P.2718、2842、2914、3211、3266、3588、3656、3716、3833、4094）以及P.3418和P.3724两个白话诗残卷，对巴黎藏敦煌写本王梵志诗的面貌作了比较全面、真实的反映。
最先注意英国伦敦藏斯坦因编号的王梵志诗写本的，不是我国学者，而是日本学者。1932年（昭和七年）出版的《大正新修大正藏》第85卷第2863号编入"斯O七七八王梵志诗并序"。次年，矢吹庆辉的《鸣沙余韵解说》问世，对《大藏经》所收的斯O七七八写本作了概括的说明。这些材料的可贵之处在于，重新展示了王梵志诗集序言的全文，为探索王梵志诗及其诗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
斯坦因劫去的敦煌写本长期锢闭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外人很少知晓。直到1936年以后，向达去伦敦阅览500个左右的敦煌写本，才在其《记敦煌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中著录了四个王梵志诗的写本，即S.0778 、2710、 3393、 5441，两年以后，向达又在《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内，补充两个王梵志诗的写本：S.5474 、5796 。
1954年，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把所藏敦煌写本全部摄成缩微胶卷，公开销售，我国学者才得以窥见斯坦因劫去敦煌遗书的全貌。1957年，刘铭恕根据这套缩微胶卷编成《斯坦因劫经录》，明确著录10种王梵志诗的敦煌写本（S.0778 、1399、 2710、 3393、 4669、 5441、 5474、 5641、 5794、 5796），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斯坦因劫经内王梵志诗的面貌。它的另一收获是考证出P.3211（即"琐三一"）正是S.5441王梵志诗集卷中的内容，从而解决了学界多年来的遗留问题。
另外，在1963年出版的苏联《亚洲民族研究所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第四部分"文学作品"中，著录有苏1456号王梵志诗，并附见抄写者名字："大历六年五月某日，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沙门法忍写之记。"这个写本保存下来的王梵志诗，据法国学者戴密微考证，不同于已发现的斯坦因、伯希和劫走的王梵志诗，因此，它对于丰富和充实王梵志诗的全集，具有重要的价值。
王梵志诗歌的汇辑、校注 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王梵志诗歌进行大规模的汇辑、校勘和注释工作。
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校辑》是其中较早问世的成果。此书共收诗336首（不包括附录的梵志诗12首），分编为6卷。其正编分卷基本上是依据敦煌写本王梵志诗原卷编次顺序，校辑者又进行了分首、标题、编号、点校，考订改正了某些明显的脱误，并对个别唐人俗诗、佛家用语作了一些考释。附编部分，为方便读者和研究者的需要，汇辑、选择了国外敦煌遗书"劫经录"内有关王梵志诗的著录情况和国内外历代有关王梵志诗的评述，以及校辑者所撰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考辨》、《唐初民间诗人王梵志考略》两篇论文。书末附有《王梵志诗语辞索引》，以利读者检索。
由于张锡厚《校辑》在校勘、注释诸方面存在着不少讹错和疏漏，所以在该书出版后不久，学界就掀起了一场对王梵志诗作更细校勘、匡补的热潮。
第一个对张锡厚著进行批评的学者是台北教授潘重规。他在1984年8月16日台北出版的《中央日报·文艺评论版（21期）》上发表了《简论〈王梵志诗校辑〉》一文，文章在总结了刘复、郑振铎、胡适等人搜集、整理、研究王梵志诗的成绩之后指出张锡厚著"自有王梵志诗集以来，堪称为一部完备的'足本'，但却不能说是一部无疵的'善本'"。他指出《校辑》误认6条，误改5条。
翌年，项楚也发表了《〈王梵志诗校辑〉匡补》，指出张著误校62条，又以《〈王梵志诗校辑〉匡补》为名，指出误校233条。项楚在《关于〈敦煌文学作品选〉的通讯》中认为："在语言学界，传统的训诂学已难有新的突破，而俗语词研究则是训诂学的新大陆，是产生新课题，新成果的宝山，而敦煌俗文学尤为众矢之的。"
经过长期精心的研究，项楚也于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相继发表了《王梵志诗校注》和《王梵志诗校注》这样对王梵志诗重新进行全面整理的成果。其中后者搜集王梵志诗敦煌残卷30件，加上传世文献中勾稽的若干首王梵志诗，共得390首，厘为七卷，加以校注，是目前辑录王梵志诗最多、校注最精的一部著作。书后有七项附录：《释亡名与敦煌文学》、《"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考》、《王梵志诗十一首辨伪》、《敦煌遗书中有关王梵志三条资料的校订与解说》、《列1456号王梵志诗残卷补校后记》、《王梵志诗论著目录》、《王梵志诗语辞索引》等。
除了上述张锡厚、项楚的两部专著，八十年代以后，对王梵志诗进行汇辑、校勘和注释的单篇文章还有不少：赵和平、邓文宽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正、续）》、项楚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苏藏法忍抄本王梵志诗校注》、《列一四五六号王梵志诗残卷补校》、何文广的《王梵志诗拾遗》、郭在贻的《唐代白话诗释词》、《王梵志诗校辑误校示例》、《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汇校》、周一良的《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吕朋林的《王梵志诗点校拾遗》、蒋绍愚的《王梵志诗校辑商榷》、袁宾的《王梵志诗校辑校释补正》、刘瑞明的《王梵志诗三首原貌探求》、陈庆浩的《法忍抄本王梵志诗初校》、朱凤玉的《敦煌写卷S4277号残卷校释》、张锡厚的《整理王梵志诗集的新收获--敦煌写本L1456与S4277的重新缀合》、都兴宙的《王梵志诗音校》、段观宋的《王梵志诗校议》、朱迥远的《拿起另一把钥匙--王梵志诗巧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