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谁知他们这一等，竟等了半个月。因为五天后，敌人占领了惠阳，掠夺了物资后再撤出，已是旧历年底。

            最后一天的行军，是在白天。由于后半段路程要进入国民党的控制区，武装的护卫改成了不带式武器的向导，茅盾等人也乔成逃难的商人。

            天色阴沉，冷风飒飒。下千三点多钟飘起了毛毛细雨；黄错时分，雨下大了。一阵阵寒风苦雨又一次考验茅盾等几个急行军的文人。叶以群反动派一把脸上的雨水，对茅盾打趣说：

            “茅公，这风雨奏乐伴君行，趣味如何？”

            “别有风味呵！”茅盾扬起挑着雨珠的浓眉头也笑着说，“这叫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欺本肤，空乏其身……”

            “这是什么地方，还有心思背古董！真是苦中行乐。”孔德沚低志打断了丈夫的话。

            雨越下越大，向导带领他们跑步前进，不久，来到一个小镇──三栋，走进一家杂货铺里歇脚。茅盾看到自己和朋友们身上的棉袄都已淋湿，就与向导商量：“是否就在这进而宿夜？”

            向导不同意。他说：“事先没有布置，这镇上驻扎着保安队，怕不安全。可是继续赶路也危险，下一段有三十里，要通过敌人刚刚撤出的地区，安全没有保障，不带武器在夜间赶路，太危险了。”

            这时，杂货铺老板替他们出了个主意：花钱请驻军连长派几个保安队员当“保镖”。并说他愿意帮他们去办交涉。茅盾和几个人商量后同意了。杂货铺老板去那里一谈就成。于是他们凑了一百五十元雇了两个国民党保安队员，“保护”他们向惠阳奔去。

            饭后，他们原想买几盏灯笼，可是商店早已打烊，未能买到。但茅盾和张友渔的妻子还各带着一支电筒，他们就靠着这两支电筒，冒着风雨在黑夜里赶路。

            三小时后，雨渐渐小了。妻子从后面问茅盾：“离惠阳不远了吧？”

            “估摸着快到了。”

            茅盾眼睛近视，又有眼病，这时当然盾不清路，只能一脚离、一脚低地走着，凭感觉他知道软的是烂泥，硬的是石块。有时一脚踏进水潭，“砰”的一声，大腿上全是水，他也不管，马上拔出脚再走。这样摸黑走着，当他正觉得似乎走在石桥上时，猛然听到后面“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身后的妻子不见了。他连忙大叫：“不好了，不好了！德止掉下河里去了！”

            急忙用电筒往桥下照，却深不见底，只听得哗哗的水声。他吓呆了……

            闻声奔来的人也都慌了，不知怎么办。张友渔的妻子甚至哭了起来。

            这时，桥下却传来孔德沚的声音：“我还没有死呢！可是怎样上去呀？”

            两支电筒循声照去，看见了！她下地站在桥下靠近河岸的水草和烂泥里。

            “受伤没有？”茅盾着急地问。

            “没有，没有。赶快设法拉我上去呀！”

            靠了两位“保镖”的帮忙，终于把她救了上来。

            在惠阳城内一家大旅馆里，孔德沚换去湿衣，借到一只小泥炉，生上火，一边烘烤衣服，一边叙述她“失足”的经过：“我脚下踏一个空，身体就掉下去了。心里想，不好了，这是河呢，可是老不到水里，像腾云似的。后来，扑通一声，到了水里了，真运气，可巧全是水草和烂泥，没有石块。我赶快爬起来，就听到你们在岸上喊。你们以为我死了，我就喊：

            没有死，没有死……”

            在床上发烧的胡仲持说：“真是奇迹，竟没有一点伤，还坚持走到了惠阳！”

            “那时我们都吓慌了。要是伤了，怎么办呢？”廖沫沙说。

            “幸而冬天水浅，不然，两丈深的水……”叶以群心有余悸地说。

            “如果死了，或伤了，那你们就麻烦了。”孔德沚笑着说。

            大家也都笑了。

            茅盾对妻子的勇毅深为钦佩，他松了一口气说：“三栋出发前，我要买灯笼，好像是有预感似的。不过，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茅公，我们这些天来的经历，既惊险又富有传奇色彩，你要是写在小说里，那有多精彩！”叶以群冒出这么一句。

            茅盾微笑不语，心里说：“我一生中这段难忘的经历，总是要写的，要写的……”

        四四、笔耕桂林

            1942年3月9日，从桂林的一家旅馆门外走进两个客人，身上都穿着既肮脏又肥大的蓝布棉袄，男的左手提着个包袱，右手拎着一只热水瓶；女的一手挽着个包袱，另一手提着只小藤篮。两人在旅馆的登记簿上写的姓名是：“男，孙家禄；女，孙陈氏。

            茶房看着这两个落魄的客人，露出鄙夷的目乐。他怎么会知道：这两位旅客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茅盾和夫人呢。

            那时，他俩的全部家当是：一条俄国毛毯，几件替换的内衣，一些梳洗用品，一本《新旧约全书》，一支自来水笔。经过三个月的难民生活，他们的钱袋里，所剩已廖廖无几。

            “钱袋快掏空了，怎么办？”妻子问丈夫。

            “我是手无缚鸡之力，唯有重做冯妇，卖文为生。”茅盾无可奈何地说。

            “这旅馆住不起，你快找人帮忙租一间房吧。”妻子提出了当务之急。

            过了一天，叶以群介绍茅盾和邵荃麟认识，邵荃麟就把自己的一间厨房让给了他们。叶以群说，他接到党的指示，要去重庆，并告诉他邵荃麟是中共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负责人。

            于是茅盾夫妇来到桂林市郊丽泽门外丽君路南一卷，搬进邵荃麟腾出的那间厨房。这间房很小，八九个平方米，只能放一只双人床和一张桌子。

            田汉、欧阳予倩、王鲁彦、孟超、宋云彬、艾芜、司马文森以及从香港脱险的夏衍、金仲华等朋友闻迅都来看望茅盾。夏衍问他今后有何打算，他回答：“我想好好休整一下。

            首先要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所以打算写点东西。”

            茅盾发现桂林并不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短短的一条桂西路，就有几十家书店。

            邵荃麟对他说，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店、出版社，就有近七十家，虽然有一些是“皮包书店”。

            “皮包书店，怎样讲？”茅盾不理解地问。

            “这样的书店大半是贩卖文具起家，他们除了囤积贩运纸张文具和上海出版的书籍，也做翻版盗版的生意，其中少数也出版了一些进步书籍，获利比大书店还多呢。”邵荃麟答道。

            不久，许多出版商打听到茅盾的住址，纷纷打上门拉稿。一些人了解到他手头拮据，主动提出可以预支稿费，而且书在出版之前，某些章节还可以先在刊物上发表。这些条件使他动心了，可是他只答应了可靠的书店，并未一概同意。

            以往，茅盾每到一地，总是先为报刊赶写短论和杂文。这次他却一反往常，婉辞了各家报刊的约稿，先写长篇。他是这样考虑的：写短论的杂文，是向敌人掷投枪，但目前的桂林不同于过去，更不同香港，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十分严厉，人身自由又无保障，如果匆匆忙忙上阵，既不能使“投枪”通过图书检查老爷的关口，反倒授人以口实。还是先不要急于发表文章，看清局势再写不迟。可是德止在等米下锅，那就先写长的吧。香港战争和东江脱险都是很好的题材，都可以写成几万字的中篇。

            茅盾有眼病，晚上无法执笔，只能利用白天。房中只有一张方桌，夫妻在房口做饭，半张桌子放油盐酱醋，瓶瓶罐罐。他用另一半桌子，歪坐在竹椅上进行创作。

            5月1日，描写香港沦陷前后市民生活和艰难遭遇的《劫后拾遗》脱稿了。这部中篇小说写法别致，近乎特写，纪实性很强，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自动，被称为是有“文献价值”的作品。

            在抗战前夕，茅盾就打算写一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的长篇小说，因为抗战爆发而作罢。如今他又开始酝酿、构思，决定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表现“五四”运动前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

            他设计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出身剥削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是认不清方向。当革命浪涛袭来时，这些人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惘，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

            写作进行得很顺利。由于他在桂林是客人，许多社会活动可以不参加，能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于写作。写作的条件很差，不得不在他称之为“两部鼓吹”的特殊环境中爬格子。

            什么是“两部鼓吹”？茅盾曾作过这样的说明：“我的小房外边就是颇大的一天井（院子）。

            每天在一定的时候，天井里非常热闹。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亦夹着个把先生，倚栏而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的同时，匀换着各家的新闻，杂以诟谇，楼上楼下，交相应和；因为楼上的是站着发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

            他住的小房里没有电灯，点了一盏桐油灯照明。夜晚，妻子在昏黄如豆的灯光下缝补衣裳，他唯有卧床闭目构思，打腹稿、推敲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