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此事被朝中传为佳话。（《西园见闻录》、《明史·李淑妃传》）

            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年），患者得了一场大病，以为自己将去世，因担心历史上母后临朝的事重演，把李淑妃的哥哥叫来，叫兄妹相见，说“你跟随我几十年，朝夕在左右尽心尽力，所以叫你们兄妹相见，尽尽骨肉之情吧”。李淑妃明白这是赐自己死，遂上吊自杀。患者扶尸而哭，对其兄说：“朕不是不知道你妹贤惠，只是人心难测，担心她日后会演武后之祸，只得强抑自己的感情这样做，以为朕寡思薄结，此为天下也。”

            在他看来，任何亲人、朋友，都不过是事业的工具。他为自己能战胜儿女私情，实行铁血手腕而十分自豪，认为这是自己不同于平庸的常人的地方。

            由于天赋较高，又极为投入，患者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助长了自大倾向。

            实际上，在他的举动中，有许多明显的矛盾之处，自己意识不到，别人也不敢指出来。这反映出他的一贯正确意识不可挑战。比如他制定的《大诰》吧，一篇之中，对同一犯罪的处罚往往前后不一。如《大诰续编》第十二条规定：“非朝廷立法，闲民擅当干办名色，官民皆枭于市。”就是说，基层政府擅自任用普通百姓为官吏，任用者与被任用者皆斩。第十六条又规定：“滥设无籍之徒当干办人，并有习官吏，族诛。”同一罪状，又上升为族诛。第六十二条则规定：“私下擅称名色，与不才官吏同恶相济虐害吾民者，族诛……有司凌迟处死。”又不同于前。有些规定，则任性而为，几无法执行。如为革除官吏扰民，禁止官吏下乡，并规定，凡有“违旨下乡，动扰于民，许民间年高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处以极刑”。而官吏如不下乡，许多政事根本无法办理，下情不能上达。对此，解缙上书说：“国初至今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可谓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心里话。总而言之，错全在他人，对总在自己。这就是患者的自我认识。

            ４．  忌妒心强，不愿看到别人比自己成功，比自己幸福。

            从患者的行为推断，他特别痛恨那些家庭生活幸福的官僚地主。这既与患者早年经常受富户欺压有关，同时患者可能认为自己虽然高高在上，但是生活中充满焦虑、烦恼，整日劳心，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个性刻板，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年龄大了，身体状况日差一日，觉得生活越来越枯燥灰暗，而那些官僚地主却整日丰衣美食，丝竹管弦，活得尤为滋润，因此心理特别不平衡。因此，在历朝历代中，他给官员的俸禄最少，对官员最为刻薄。如果官员们只拿他规定的工资，那么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而贪污一旦被发现，则会受到最可怕的惩罚。

            患者称帝后的历次大屠杀，不仅是因为“迫害妄想”，也是想践踏他人的幸福。他对富人有一种天生的敌意。江南首富沈万三，因要效忠新朝，捐款修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墙，患者因嫉其富有，毫无道理地没收沈氏的全部家财，发往极边充军。借四大案，随意牵连地方富户，仅仅吴江一县就有千户地主被抄家流放。“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有的地方，因为族诛过多，“邻里殆空”，“一时富室或无一存焉”。（吴宽《匏庵家藏集》）

            最看不惯那些懂得享受生活，有能力享受生活的人。有一次，听说京卫将士闲暇饮酒，就将他们召来训斥一通：“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餍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明太祖实录》）对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箫、唱曲异常痛恨，曾颁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故意违犯，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臾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大诰》）

            ５．  对挫折和遭人拒绝过于敏感，对极小的侮辱、伤害不宽恕，耿耿于怀。对他人的过错不予宽容，为人固执。

            患者屠杀官吏富民，可以解释成是对早年生活中所受侮辱、伤害的报复。

            患者从其事业早期就极端强调纪律性，立法严苛，许多规定不合情理，锱铢必较，对违犯者毫不宽容，达到让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患者规定妓女只能穿黑色衣服。一次，他宴请即将出征的傅有德，让大将叶国珍陪他。席间，叶国珍让妓女穿上杂色衣服，患者大发脾气，叫壮士把叶抓起来同妓女一起锁在马厩里，并削去妓女鼻尖。叶说：“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囚？”患者说：“尔不遵我分别贵贱之令，故以此等贱人辱之。”后来下令打了他数十鞭，“发瓜州做坝夫”。（《国初事迹》）

            登基之后，这种行为倾向更加明显，稍有违者，必重罚不贷，于情理不顾。

            病因分析

            由于患者身份特殊，行为影响大而且深远，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来进行参诊。专家组的成员有：

            张宏杰，本咨询报告执笔者。

            卡伦·霍尔奈，女，德国心理学家，１９３２年移居美国，１９４１年创立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成为２０世纪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受轻视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

            埃里希·弗洛姆，霍尔奈的情人，德国心理学家。此人在新精神分析学派中独树一帜，影响较大。

            专家组与患者通过漫谈方式，寻找病因。

        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4）      

            卡伦：心理疾病患者的病因通常隐藏在早期生活经历之中。一个人的基本人性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偏执型人格障碍通常都经历过特别严酷的童年，那时他们遭遇过极端的虐待、羞辱、嘲弄、忽视以及明目张胆的虚伪。就像在集中营中长大的人一样，他们没有被环境压垮，反而打造出一副铁石心肠。童年时，他们可能进行过令人同情的不成功尝试，去赢得爱、同情或注意力，但是毫无结果，于是他们终生封闭了对所有温情的需要。他们鄙视温情，没有取悦他人的动机，并能够毫无顾忌地发泄残忍的能量。对于“爱和关心”的渴望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雄心及图谋报复性胜利的冲动。他们是为“那个算总账的日子”而活着的：到那一天他们将证明自己的高人一等，使那些伤害过他的人统统尝到痛苦。这种人梦想成为英雄。其实，我愿意称这种人格为傲慢报复型人格。

            张宏杰：卡伦虽然对朱先生的人生经历一点也不了解，却推断出他有一个“严酷的童年”。朱先生，你能回忆一下童年吗？

            朱元璋：小时候的事我一直不爱去想。刚才这位女大夫的话我没全听懂，大概意思明白了，确是高人啊，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是天历元年（１３２８年）生人，上头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生我那年，爹四十七，娘四十二，其实是不想要我了，家里穷啊，多一张嘴就多一份煎熬，怀上就怀上了，也没谁当回事。生我那天正值栽种小麦，娘头晌在地里忙了半天，晌午回家做了饭，喂了鸡鸭，又忙着往地里赶，走到村头二郎庙肚子痛，便进庙把我生下来。生完我送到家里，收拾收拾又去干活了。

            打小没享过一天福。家里穷啊，那日子全是受罪过来的。我祖上是江北沛县，爷爷的太爷那辈就穷得站不住脚，搬家逃荒，几辈子净搬家了。生人生户，到哪儿都受欺负。从沛县到江南，又从江南回江北，光我爹这一辈，就从句容到泗州，又到灵璧，又到虹县，又到钟离，不到十年就得搬一次家。为啥哩？总是佃人地种，一家人起早摸黑，拼命干活，好不容易把地伺候熟了，大户就加租夺佃，只好拉家带口另寻活路。我爹是个脸面人，不信命，一辈子没偷过一天懒，就是勒紧裤带苦干，一辈子也没断了发家的念头，谁想却是搬了一辈子家，临死连口棺材也没有。

            我一生下来，家里连块裹身子的布都没有。幸好二哥河里提水时捞了块破绸子，才裹了身子。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肉饭，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十六岁以前没穿过鞋，别人都吃过了剩一口给我，别人都穿破了改一改给我。没懂事前，没有人看，被捆在炕上一捆就是一天。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割草，晚上回到家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觉。一个是爹管教得严，我爹最看不上的是孩子贪玩偷懒，见到了就是一顿巴掌，没好没歹；再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看着爹娘成日里在地里挣命，不易呀，想帮他们分分忧。

            从小没人疼过我，穷再加上孩子多，爹妈顾不上我。记得八岁那年大病一场，发寒热，一会儿像火烧，一会儿像掉进冰窖，家里请不起大夫，只好在炕上躺着。正是农忙时候，谁也腾不出手来照顾我，炕上放一大盆水一张被，冷了自己盖被，热了就喝水。一个人躺在那儿，其实就是等死啊，可惜我命大，活过来了。

            张宏杰：你恨你的父母家人吗？

            朱元璋：不恨，他每都不容易啊，能把我生下来我已知足了，他每是喜欢我的，因我自小脑筋好使，送我读了两个月的私塾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