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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粮食安全”

时间:2023-12-04 05:04:51


   
    张嵚
    在古代典籍中的记录里,最让人不忍卒读的,就是对古代灾荒的种种描绘,那些“大旱”“大饥”“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等恐怖景象,让多少读史者读到心头滴血,却也教一些“聪明人”一拍脑袋:“古代动植物资源那么丰富,没粮食吃可以捕鱼打猎嘛,古人为啥这么想不开?”
    历朝历代的灾荒时节,确实常有离乡背井的流民钻进山林,靠打猎捕鱼讨生活。最出名的就是中晚唐时期,生活在嵩山山区里的“山棚”之民,基本都是从各地逃荒到这里的流民。但更残酷的事实是,在那些破坏力巨大的灾荒面前,“捕鱼打猎”的法子,基本没用。
    为何没用?明末大饥荒时,原籍陕西安塞县的官员马懋才,就在奏疏里来了个现身说法。在马懋才看来,他自己在全国多地当过官,还从辽东战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过,什么样的惨景都见过,大饥荒时却是“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意思是,哪怕战场上的尸山血海,都不如饥荒里的灾区惨:陕北闹旱灾后,简直“草木枯焦”,老百姓只能跑到山里吃树皮、野草,树皮、野草吃光了就只能吃泥土,“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保守估计饿死一千万人的晚清“丁戊奇荒”,更是惨烈:在直隶、山西、陕西等受灾省份里,“有尽村无遗者”,整个村子的人全饿死。那活着的人都吃什么?一开始是苜蓿和柳叶,后来就是杂草和树皮,家家户户“经年不见谷食者”。灾区的儿童们个个皮包骨头肚子肿胀,让他们去“捕鱼打猎”,几乎是痴人说梦。
    所以,碰上这样的大灾,就算能靠山吃山,山里的动物也大多跑光。特别是在“草木枯焦”的旱灾里,河流大量干涸,哪里有什么鱼虾?就算有,又怎供得起这么多灾民?
    而对处在饥荒里的百姓来说,“饿死人”往往只是苦难的开始。首先是瘟疫肆虐。大量的灾民死亡,随后就带来大面积的瘟疫。比如明末大饥荒里的河南地区,就是“瘟疫大作”,开封府治下的阳武县,就在瘟疫里“死者十九”,荥阳县由于死人太多,以致春季三月时节“路无人行”。然后就是持续的动乱。比如在马懋才的家乡安塞,幸存的灾民为了活命,就开始“相聚为盗”,而后就走一路抢一路,“而抢掠无遗矣”……而当饥荒引起的动乱发展成规模后,就是震撼全国的大乱,连锁反应下,周边原本没有饥荒的地区,自然被无情波及。还是以席卷明朝北方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来说,不只是灾区在动乱里血流成河,原本富庶的江淮地区,也在一波波战乱和横征暴敛里受害严重。官员徐标途经江淮进京上任,一路看到的是“蓬蒿满路,鸡犬无音”的惨景,他在这个春耕时节走过江淮各地农村,竟连一个种田的农人都看不到……看到徐标奏疏的崇祯皇帝,也是边看边流眼泪。可流泪又有什么用呢?就连这大明王朝,此时都已进入“倒计时”——如果说饥荒好比一个王朝的伤口,那么接下来因“救灾不力”而引发的种种惨状,就好比各种凶猛的并发症,一轮接一轮地爆发,直到完全吞噬这个王朝的生命。
    所以,比起“让老百姓捕鱼打猎”之类的馊主意,中国历代王朝在饥荒问题面前,都重点在一桩大事上开动脑筋——如何提升粮食储备,增强抗灾能力。以现在的话说,就是要“重视粮食安全”。
    在这个问题上,从元末大饥荒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明王朝,一度弦绷得紧。明太祖朱元璋开基建国后,除了延续宋、元王朝的“常平仓”政策外,又在全国各地广建“预备仓”,不遗余力地储备粮食。他在位晚期,明王朝就出现了“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的盛况。甚至在放粮救灾方面,明朝官场也一度有“红线”——官员若救灾不力,有可能会被处死;倘若灾情紧急,地方官完全可以不经请示,先行开仓放粮。
    雄厚的粮食储备,也曾是明王朝亮眼的“名片”。明末时拉达、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都记载过明朝“远比欧洲富裕得多”的盛景。哪怕在万历十年(1582年)改革家张居正去世时,此时的明朝依然“太仓粟可支十年”——仅太仓积攒的粮食,就十年吃不完。理论上说,这样的明朝,扛得住任何饥荒。
    而取代了明朝的清朝,立国后也牢记着明王朝饥荒亡国的教训,对于粮食安全不敢放松。特别是雍正年间,经过“摊丁入亩”等一系列改革,清朝的粮食储量达到了惊人的二千八百万石。乾隆皇帝登基后,更把储粮标准提高到了四千八百万石。追求“十全文治武功”的乾隆,在粮食政策上无比务实,乾隆年间的救荒政策,不但彻底取消了官定利息,而且有严格的“各省互救”国策,千方百计杜绝饥荒。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明、清两朝都曾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那么为何在其末世时,都出现了景象惨烈的“奇荒”呢?因为破坏粮食安全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就以明朝为例,虽然明朝历任帝王,都高度重视粮食储备,但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丰厚的储粮也成了官员眼中的肥肉,贪占挪用粮食成了惯用套路,就连一度遍布全国的“预备仓”,到了明末也已彻底不见影踪,许多“预备仓”甚至被改建成了王府。万历“亲政”的几十年里,由于他擅长做甩手掌柜,明朝的粮食储备更是锐减,比如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时,天子脚下的京仓,竟然就“仅有两年之积”,通仓“仅半年之储”。
    外加明末商品经济发达,原本作为产粮区的江南地区,大批农田都改种经济作物。而在全国各地农村,大批农民扔下土地擁入城市,哪怕北京周边的农村,也是“土旷人稀”,一批批农民进入城镇矿山谋生。粮食产量自然锐减,就算在经济富庶的苏松地区,万历晚期的十年里,粮食价格竟不知不觉涨了一点六倍。繁荣的表面下,已隐藏着巨大的粮食危机。
    晚清年间的“丁戊奇荒”,更是人祸破坏粮食安全的写照。在“丁戊奇荒”前的二十年里,出于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北方各省大片良田都改种了鸦片。比如在重灾区山西省,全省五百三十万亩农田,有六十万亩种上了鸦片,于是山西境内哪里产烟最多,哪里就“饿毙者多”。在山西境内大片罂粟花下,受灾百姓多达五六百万,“每日饿毙者何止千人”。丰厚的鸦片收益,喂饱了极少数蛀虫,也碾碎了清王朝的“粮食安全红线”。
    比起这些惨痛的教训,更需要后人明白的是,无论身处任何一个经济发达的时代,“粮食安全”“饥荒”这些字眼,都不是遥远的词汇。联合国最新的报告告诉我们:目前全球就有六点九亿人处于饥饿状态,也就是说至少每十一个地球人里,就有一个人正在挨饿。从这个意义上说,珍惜眼前的生活,珍惜每一顿饭、每一粒粮食,就是当下我辈的“粮食安全红线”。
    (一米阳光摘自微信公众号“朝文社”,黎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