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东方学研究所的学生对自己的专业非常自豪。他们之中有些人学习阿拉伯语，有些入学习土耳其语，也有学习波斯语、汉语和日本语的。这个研究所的有些毕业生后来到中国担任了苏联军事顾问。他们是应孙中山先生的邀请而去的。

            后来，所有“院士”的年度考试和测验都筹备得非常隆重。但在1919和1920年组织得还是非常认真的。特别是1920年的春季很忙，当时有两个年级的全体人员，还有一些教员被派往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集团军去。为了庆贺学院开始工作而举行的隆重晚会也不是在平淡无奇的气氛中度过的。

            学院作为一个学府是从1918年11月24日开始工作的，而学院正式开学是在12月8日。在许多人的讲话中我特别记得雅克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当时的那段简短而又非常热情动人的发言。那段话是当时他向未来的指挥员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所作的临别赠言。

            从军事学院我得到了些什么呢？可以说收获很大。我的生活经历就是没能使我受到系统的中等教育。然而，就我的记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追求知识，渴望扩大自己的视野。我能够受到军事学院的教育，这同我向往成为一名军事干部，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红军的愿望直接吻合。所以我如饥似渴地抓住了这个已成为现实的机会，尽管学习有过中断，尽管学习组织得不够严密，尽管当时教给我们的不全是国内条件下首先需要的那些知识，我还是不愿低估我在1918、1919、1920和1921年冬季和春季所接受过的那些学习的。相反，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做为喀山战斗参加者的我，同担任第14师副参谋长，以及同尔后担任第4  师和第6  师副参谋长的我，中间有着一段很大的距离。有时我在沉思中向自己提问：我从哪里的收获更大，是那次战争中在战场上作战的实践，还是在学院学到的理论？我久久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既是前者，也是后者，两者已交织在一起，汇成一体了。

            例如在喀山我就看到了战士们高涨的士气，他们的觉悟，对自己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政治上的坚定性所起的作用有多么的巨大。而经过半年，在学习过程中我理解到，由受过充分专业训练的人来领导这些战士该有多么重要，指挥员的才干起着多么大的作用，由此，我联想起了戈沃尔科夫。又过了几个月，在观察A  ·K  ·斯捷平的同时，我完全确信，理论和实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如在1919年6  月我们在南方退却时的艰苦条件下，如果是一位才能不如斯捷平的师长，很可能要毁掉很多同志的生命。

            布琼尼是一位在国内战争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非常有才能的指挥员，他在领导庞大的骑兵兵团时，在很多方面又是一位革新能手。他和骑兵第1  集团军其他领导成员常常推翻指导战争的老一套理论，迫使白匪处于不利或不习惯的条件下作战。这是否意味着，在这里所有的军事理论都过时了呢，一切只取决于天赋的头脑敏捷呢？完全不是这样。当然，没有头脑敏捷是行不通的。但现在所谈问题的实质是指陈旧的理论原则不再适用，要用其他新的理论原则来取代。于是正是这些新的观点通过骑兵第1  集团军的作战实践产生了。当我把原先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与1920年夏天在前线遇到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时，我再一次确信，指导战争是一门科学和艺术，并且是复杂的艺术，它不仅要求最大限度地付出和运用天赋的才能，而且需要严谨丰富的知识，以及对其创造性的应用。

            例如我们在别尔季切夫附近突破了波兰的防线。这是一次要在前线的深远后方的广大战区内同时重创敌人，并取得辉煌胜利的战役。

            又如前后不到一个半月的利沃夫战役，沉痛的失败是由于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战役性的错误。难道说，当时向华沙进攻的西方面军的作战行动就无可指责了吗？当该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调到我们军事学院任院长时，学员不止一次地去请他解释。从他的回答中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是由于违背了指导战争的某些原则（前方和后方必须保持可靠的通信联络，对军队进行正确而又妥善的保障，善于利用敌人的错误，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从而造成了那次进攻全面失利。这又一次使我确信：指导战争是一门艺术。

            如果不是在1918—1920年的三次会战中经受了战斗的磨炼，我当时就不会成为头脑稍微清晰的军事首长。但是我仍然认为，如果没有经过相当正规的军事理论训练，我也就不会造就成一名能干的人。这种训练在后来的西班牙战争期间，芬兰战局和伟大卫国战争中都是非常需要的。这里又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两者不是停留在原地不动，而是在向前发展。我不止一次地反复回忆起过去的经验教训，有时是为了直接运用它，有时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很少是为了完全按另一种方式行事的。

            有学院由谁和如何具体地为我们讲课，以及指导我们的作业，这里面关系很大。下面我来谈谈直到今天还记得的那些教员的总的印象。教员有各种各样。有些入看来是有经验的指挥员，但课讲得并不理想。他们到学院来是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邀请，现在他们向学员传授的知识，还是他们在旧军队中服役时所掌握的那些。另一些人则是有能力的讲师，但不适合在这样的讲堂上讲课，在这样的讲堂里他们不习惯，经过精选的军官团成员，是与旧军官并排坐着的昨天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很多人的文化水平很低。当然也有一些教员，他们善于同学员建立联系，讲解问题也通俗易懂，同时又符合科学性，因此他们受到学员的普遍尊敬和爱戴。

            一些教员强调不问政治，这引起了学员的强烈不满。声名狼藉的“军人不过问政治”的论调，在教员中仍然有许多人信守不渝。但对我们来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当国内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又怎能“不过问政治呢”？如果战争本身不是别的，正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又怎能“不过问政治”呢？“超阶级”的软弱无力的对待军事的观点，过去和现在只能对劳动群众的敌人有利。我不会认为这类教员的思想改造能很快见效。他们的保守思想存在的时间够长了。例如，在教学的第一年，社会经济学的课程根本没有纳入计划。认为是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然而所有的人都去听了，而且怀有极大的兴趣，难道与人的整个活动和人本身存在的意义紧密相联的政治能与人分开吗？！对于我们，不要求在一年级考社会学这一门课，但我们深入钻研它的劲头比对任何一门军事学科都要大，社会经济学这门课程当时尚未调整就绪。在这里，根据党支部提议邀请来的授课人的政治倾向和知识水平，对课程有直接的影响。然而，事情逐步走上了轨道。在1919年我们听到了马克思主义课（由学院政委B  ·H  ·扎列日斯基讲授）和对外政策及革命战争战术课（由著名的革命活动家H  ·и·波德沃伊斯基讲授）。

            这些学科的作业经常被取消，有时是因为授课人工作忙，有时是因为突然要集体外出采集木柴。希望获得系统知识的学员就去普列奇斯坚工人进修班听课。1920年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也派人到我们这里作报告，他们报告的内容是有关当前形势或重要的理论问题。

            1921年在讲授社会经济学课程的教员中，有几位我还记得。政治经济学由A  ·A·波格丹诺夫讲授，他是位医生、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他过去曾是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5年俄国革命后的反动内阁时期一译注），开始背离列宁的立场。由于在哲学问题上的混乱，列宁曾在自己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波格丹诺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二十年代波格丹诺夫积极从事医学活动。他曾但任过输血研究所所长。而在学院他讲述自己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简明讲义。他对问题的讲解非常含糊不清，讲课中充满了学员经常听不懂的复杂术语。

            历史课是由H  ·M  ·卢金—安东诺夫讲授的。他主要讲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他描述当时杰出的代表人物马拉待·曼伯斯庇尔和丹东非常生动。卢金早在本世纪初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积极参加了莫斯科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一次他偶然了解到我于1913年曾散发过布尔什维克报纸《我们的道路》，该报的创办与卢金有直接关系。他长时间地询问了我的生活，并且对我是否愿意参加由他领导的莫斯科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很感兴趣。但被我拒绝了。我所向往的是在工农红军中服务。

            我们还学习了俄罗斯联邦宪法和军事心理学课程。第一门课程实际上阐明了国家理论和法制学说。第二门课程很有趣味，提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大战时期的心理学问题。这两门课程是由M  ·A  ·列斯涅尔教授担任。他的课很有意思，但内容较深，能够听懂的人不多。

            历史唯物主义是B  ·и·戈列夫给我们讲授。从他的讲课中有时散发着孟什维克的气味，特别是当他阐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他在对我们的训练工作非常不满的时候，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各条战线的形势，国外的无产阶级运动，《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党的日常生活，占据我们时间的首先是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