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雅典的泰门》写雅典富有的贵族泰门由于好客而倾家荡产，他向朋友们求援，遭到拒绝，成为厌世者。一次，他装了许多碗温水，请朋友们来“赴宴”，他用温水泼他们，咒骂他们的不冷不热的交情。他离开城市住在海滨洞中，在挖野菜根时挖到藏金，他把金子散发给过路人或找他的人，同时诅咒黄金和人类。最后他死在海滨，留下一篇表示厌世思想的墓志。这部悲剧标志着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的低潮。它沉痛而忿怒的控诉了金钱对人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腐蚀作用：
金子!黄色、闪光、宝贵的金子……
这么一点点就足够颠倒黑白、
美丑、是非、尊卑、老少、勇懦……
这黄色的奴才
能制造或破坏宗教；祝福罪人；
麻风病人被当做情郎；有了它，
在元老会议上，强盗可以封官获爵，
受人们的跪拜、颂扬；有了它，
老朽的寡妇也能再作新娘。
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曾引这段话来说明货币的本质以及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灭一切差别的作用。
莎士比亚的悲剧都是写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同封建、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矛盾，其中以《哈姆莱特》和《李尔王》的概括性为最强。人文主义原则虽然遭到现实的挫折，但莎士比亚始终未予放弃，一直把它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
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三时期(1608-1613)，封建王朝更加暴露其专制的本来面目，清教徒力量壮大，他们和王权的冲突也相应地愈趋尖锐。人文主义者所抱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更难弥合。专横的专权和清教徒控制的议会都极力压制言论自由。詹姆斯一世提倡迷信，生活奢华，影响到舞台，贵族流派风行一时。流行的、描写市民生活的风俗喜剧又缺乏深刻内容。戏剧界以及整个文坛甚至出现一股颓废潮流。
莎士比亚这一时期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转向神话剧的创作，主要作品有《辛白林》(1609)、《冬天的故事》(1610)和《暴风雨》(1611)。这些作品对黑暗现实都有所揭露，而更多以宽恕和解为主题，把希望寄托于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和未来的青年一代。他保持了人文主义者的信念，相信人类有前途，始终表现乐观精神。这种信念由于缺乏社会基础，不免带有空想性质。在艺术上，晚期作品也带有传奇和浪漫色彩。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暴风雨》写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被弟弟安东尼奥夺去爵位，携带魔术书籍和襁褓中的女儿米兰达流亡到荒岛。后来他制造一场风暴，把安东尼奥、那不勒斯国王和王子腓迪南所乘的船摄到荒岛，饶恕了安东尼奥，恢复了爵位，腓迪南和米兰达结了婚，大家一同回意大利去。
在作品中，莎士比亚明确提出自己的理想国的主张。剧中大臣贡柴罗表述理想国时说，在这里没有私有土地、继承权、税收，没有富裕、贫困和奴役，没有贸易、官吏甚至文字，没有叛变、刀兵，大地自然产生一切，人人安适，妇女纯洁。达到理想的手段是魔术，主人公用魔术惩罚了自然界的恶势力和社会上的恶人，也用魔术创造了幸福生活。魔术的实质是思想，主人公用思想驱使岛上的精灵爱丽儿，他可以用思想把爱丽儿“想”来，精灵就是主人公思想的化身。在作者看来，更可靠的手段是道德改善、宽恕与悔悟。人文主义者相信人是美好的，人有改善的可能。米兰达第一次见到许多人的时候惊叹道：“真是奇迹!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妙的生物!人类真美!美好的新世界啊!”她又说人像一座美好的庙堂，“恶不可能居住在内，恶的精灵如果有这样一所美仑美奂的房屋，善也一定争着要住进去的 。”
莎士比亚的理想只是对现实的否定，他把人类的前途寄托在道德改善上，这和当时许多先进的人文主义者是一致的。
莎士比亚是欧洲文学史上少数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从人文主义观点出发，对封建势力衰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一历史过渡时期的英国社会作了广泛而深刻的分析和描绘，予以痛切的批判，间接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情绪和愿望。他创造过一系列欧洲文学中的著名形象。他塑造的人物丰富多样，他们不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是活生生的、从生活中概括出来的、有个性、有发展的人物。在许多人物特别是正面人物中，他注入了自己的理想。莎士比亚的戏剧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从古代到当代，从宫廷到战场，从市肆到乡村，从英国到意大利，把文艺复兴时期五光十色的社会都收罗眼底，而主要的则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英国现实。莎士比亚除了少数作品外都是沿用旧情节，他善于推陈出新，利用民间戏剧传统和古典戏剧传统；他经常在一出戏里安排平行交错的情节，悲剧中插入喜剧的因素，抒情性和戏剧性场面相互交叉，场景随剧情需要而更迭，时间随剧情的需要而压缩或伸延，因此莎士比亚的戏剧情节总是生动的。最后，莎士比亚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他吸收了人民语言、古代和当代文学语言的精华，在他的成熟作品中能做到得心应手，与人物当时当地的心情吻合，按人物性格和剧情需要，时而诗体，时而散文。早期语言流于华丽，后期日趋成熟，但始终生动而富于形象性。他的许多词句脍炙人口，成为英国全民语言的一部分。
与莎士比亚同时或稍后还有一大批剧作家在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不论思想性或艺术性都不及莎士比亚。他们仍可以按照倾向大致分为两派：民主倾向和贵族倾向的作家。
本·琼生(1572-1637)是其中最主要的作家。他崇尚古希腊、罗马文学，他的喜剧和悲剧都接近后来的古典主义戏剧。他的悲剧《希杰那斯》(1603)以罗马历史为题材，借罗马皇帝的形象批判专制暴政，借大臣希杰那斯的形象批判马基雅维里式的野心家。他的悲剧虽然力图忠实于历史文献，但情节的开展仍具有一定的生动性。琼生更重要的成就是他的喜剧。他的有关喜剧创作的“气质论”要求人物具有主导的情欲或“气质”，如贪婪、好静、嫉妒等。他的著名喜剧《伏尔蓬涅》(1606)就写威尼斯一富翁的狡猾。伏尔蓬涅虽然有钱，但仍贪得无厌，和食客莫斯卡(苍蝇)串通一气，伪装将死，遗产无人继承，骗取一批贪利之徒的钱财和妻子。这出喜剧和另一出《炼金术士》(1610)都揭露了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追逐金钱的风气，喜剧性很强。
另一较有成就的剧作家是托玛斯·戴克(1572?-1632)。他曾和莎士比亚合作写戏。他继承格林的戏剧、纳施和锹罗尼的小说的传统，写市民生活，歌颂市民上层的勤劳发家和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愿望。他的代表作《鞋匠的节日》(1599)写十五世纪伦敦鞋匠西蒙·艾尔变成伦敦市长的故事，同时也写贵族青年扮成鞋匠追求前任伦敦市长的女儿，最后结了婚。
代表贵族倾向的剧作家有弗兰西斯·波门(1584?-1616)和约翰·弗莱彻(1579-1625)。后者也曾和莎士比亚合作。波门和弗莱彻合写过很多剧本，悲喜剧《菲拉斯特》(1611)写被篡夺王位的王子菲拉斯特以仁爱感化了僭主。作者不仅通过菲拉斯特的形象美化贵族，而且对剧中另一些贵族的荒淫无耻采取默许的态度。
这一时期无论是批判封建专制或为王朝服务的许多剧本，都充满了流血、恐怖的因素。这一从基德和莎士比亚开始的特点到了莎士比亚后继者的手里，更是变本加厉。这一方面反映了封建王朝的恐怖统治更趋黑暗，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家的颓废倾向。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约翰·韦伯斯特(1580?-1638?)，他的代表作有《白魔鬼》(1611)和《玛尔菲公爵夫人》(1613)，都是写当代意大利的情杀故事，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贵族宫廷的淫乱、险毒和残暴，后一剧虽然有争取婚姻自主、打破等级观念的一面，但和前一剧一样，充满了流血、放毒、苦刑、疯狂、情欲的描写。作者对这种道德沦丧抱着绝望的态度。
莎士比亚以后甚至同时的英国戏剧表明，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改变现实的理想遇到了危机。剧作家脱离人民，戏剧为腐朽的宫廷贵族服务。清教徒敌视戏剧，害怕戏剧中的民主成分，也反对其中的贵族成分，1642年通过议会，封闭了伦敦剧场，结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英国文艺复兴运动也随之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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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十七世纪文学
第一节 概论
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在欧洲许多国家普遍产生，并且有了一定的进展。到了十七世纪，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甚为明显。早在地理大发现时期，意大利就已经丧失了商业中心的优越地位，经济急剧衰落。它不断受到外国侵略，政治不稳定，天主教势力猖獗。德国遭受三十年战争的浩劫，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工商业凋零，整个国家长期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在这种条件下，德国资产阶级未能形成一支有效的反封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