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谢立丹却以启蒙思想家的批判精神进行创作。他的第一部喜剧《情敌》(1775)对中上层社会的一些风习作了温和的讽刺，创造了一个咬文嚼字但经常用错字的喜剧人物马拉泼洛普夫人。他最有名的作品《造谣学校》(1777)揭露了上流社会的造谣中伤、伪善、淫逸放荡的风习。出身寒微、嫁给年老的爵士的提兹尔夫人一心想学贵妇人的派头，在一群道德败坏、搬弄是非的人中间几乎失身给伪君子约瑟·萨尔菲斯，只是在认清约瑟的面目之后，在丈夫的感化下才悔悟过来。作品另一条线写约瑟和他的弟弟查理的对比：前者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却是自私自利，荒淫无耻；后者行为放荡，本质却是善良的。他们共同追求一个女子。后来他们的叔父从国外回来，化装为高利贷者和穷亲戚，分别去见他们，才揭露了约瑟。《造谣学校》是英国十八世纪上流社会的缩影，讽刺辛辣，情节生动有趣，人物语言符合个性特点。
罗伯特·彭斯(1759-1796)是十八世纪苏格兰最杰出的诗人。他出生于贫苦的佃农家庭，只在童年受过几年教育，以后利用农田劳动之余自学。在苏格兰民间传说和歌谣的哺育下，他十几岁时就开始写诗。1786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出版，轰动了苏格兰。后来他游历苏格兰北部高原地区，并开始整理和改写民歌。他当过税收员，法国大革命时期他曾买炮资助，不幸为英国政府截获。他在贫困中死去。
彭斯生活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他写了许多诗篇赞美革命、自由、平等，反对专制压迫、民族压迫。他歌颂美国的独立的法国的革命。《自由树》一诗赞颂在自由鼓舞下的法国人民“砍下国王的狗头”，“使走狗们遁逃”。这首诗最后写道：
让我们祈祷会有一天来到，
古老的英格兰也把这棵名树种好；
这未来的一天啊，让我们放开歌喉，
愉快地迎接自由!
他在《苏格兰人》一诗中，通过曾在十四世纪打败英国侵略军的苏格兰国王之口，发出争取自由的战斗号召：
死一个敌人，少一个暴君!
多一次攻击，添一分自由!
动手——要不就断头!
彭斯和苏格兰广大农民一样，身受民族压迫和贵族地主、教士的政治迫害、经济剥削与精神束缚。他看到农民“吃粗粮，穿破烂”，而“蠢才穿罗着缎，坏蛋饮酒作乐”。他揭露社会的不平，对寄生虫、剥削者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和鞭挞。在他的名诗《两条狗》中，他利用地主家和农民家的两条狗的对话，把地主和农民的生活加以鲜明的对照，农民们挨打挨骂，受冻受饿，地主们却用逼来的血泪斑斑的租金吃喝嫖赌。他的《威利长老的祈祷》揭露了牧师的贪杯好色和伪善。彭斯希望把牧师、主教送上天去修道，给贵族备好铡刀，让爵士上吊；他希望和平、友爱与自由的社会到来(如《大好年华》)。他的诗称赞人民的光明正大、勇敢、忠实和友爱等品质。
彭斯的许多抒情诗和他整理的民歌至今还在广泛传唱，如《我的心呀在高原》、《约翰·安德生，我爱》、《一朵红红的玫瑰》、《往昔的时光》等。在这些诗里，他歌颂祖国、友谊和爱情。他也写过一些民歌体的谐谑诗。
彭斯的诗有深厚的人民性，反映了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要求，表达了苏格兰农民的情绪和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诗中感情淳朴深挚，语言清新明快。他成功地运用了民歌体和苏格兰方言。他的作品有时也流露出乐天知命的思想或伤感情绪，有些用英语写的诗比较缺少他的特色。
威廉·布莱克(1757-1827)也是一位民主诗人。他出身小商人家庭，少年时当版画师的学徒，后来以刻版画为生，在这方面也很有成就，曾为《旧约·约伯记》、但丁的《神曲》、杨格的《夜思》和格雷的诗歌等作插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他结识了民主主义者潘恩、葛德汶、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等人，他们对他的作品有影响。他的抒情诗集《天真之歌》(1789)歌唱自然环境中的生活的欢乐和“爱、仁慈、怜悯、和平”。《经验之歌》(1794)的情调有了显著的改变。这本诗集主要描写生活中的不幸和痛苦，对社会提出控诉。如在《伦敦》一诗中，诗人描写他所看到的每一张脸“都浮现着衰弱，浮现着伤感”，他听到成人的呼喊，孩子的惊叫，士兵的叹息，妓女的咒诅。《扫烟囱的孩子》控诉社会对贫苦儿童的残酷。《虎》歌颂暴力的美。布莱克的另外一些作品如《法兰西革命》、《欧洲》，歌颂自由、解放，要求改革现实。他还写过许多长诗以表达理想，但神秘主义的象征色彩浓厚，流于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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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法国启蒙时期文学
十八世纪法国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导致了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前几乎一百年的时间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作家以先进的思想教育民众，为革命打下了基础。
十八世纪的法国在经济上依然是封建生产关系占优势的农业国，政治上仍旧是封建专制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取得长足进展，出现了有大量工人集中生产的工场和工业城市，有些工场逐渐采用零星的机器。资产阶级经济力量有所加强，连封建政府财政困难的时候也向他们乞求援助。专制王朝腐败不堪，财政混乱，引起各等级的普遍不满。受压迫最深的是第三等级中的下层群众。从十八世纪初年的卡米扎尔起义开始，农民和市民暴动经常发生。王朝依靠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统治机器苟延残喘。天主教会始终是封建制度的捍卫者，因此，反专制斗争必然要和反教会斗争结合在一起。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法国资产阶级对改革社会政治的要求日益强烈。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家大都把目光转向已经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他们羡慕它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欣欣向荣的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牛顿的科学成就和洛克的哲学思想被介绍到法国。莎士比亚和理查生在法国影响很大。尽管伏尔泰站在古典主义捍卫者的立场，说莎士比亚戏剧“野蛮”，但也承认有向他学习的必要。狄德罗热烈赞赏理查生，卢梭受理查生小说的影响，写成《新爱洛伊丝》。同时，英国的一些社会风尚也开始传到法国，为一部分人所接受，如英国式的园艺和文学俱乐部。
凡尔赛宫不能再以自己的艺术趣味影响文艺界，巴黎的沙龙、咖啡馆和俱乐部成为法国的文化活动中心。诗人、作家、思想家、艺术家在那里不仅谈论文学艺术，还讨论社会、政治、宗教等问题。有的沙龙、咖啡馆和俱乐部是自由思想的传布场所，人们批判揭露专制暴政，提倡宗教容忍和无神论，要求创作自由，主张文学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有的则是保守作家的堡垒，他们憎恶启蒙运动，极力美化贵族生活，他们的创作具有浓厚的罗珂珂色彩，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鼓励和保护。进步作家则不断遭受王朝和教会的迫害，他们的作品中有不少是秘密出版的，出版后又被列为禁书。伏尔泰和狄德罗都坐过牢，卢梭被迫流亡国外。启蒙思想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终于传播到全国各地。
十八世纪初期，古典主义在戏剧领域仍占统治地位，但已呈现出衰落的现象。悲剧家克雷毕庸(1674-1762)模仿拉辛，但他追求恐怖的剧情、宏伟的场面，走进了脱离现实的绝境。喜剧方面的情况略胜一筹，作家较多。列牙尔(1655-1709)和勒萨日接受莫里哀的传统，写讽刺喜剧；马黎伏(1688-1763)把爱情作为喜剧主题，《爱情和命运的游戏》(1730)是他的代表作。他们都取得一定的成就。
十八世纪初期的小说家和十七世纪小说传统有一定的联系。喜剧家马黎伏也写小说，他模拟贵族沙龙小说，予以讽刺，但仍保留“典雅”趣味。普莱伏(1697-1763)教士的《曼侬·列斯戈》(1732)是十七世纪爱情小说的继续，它暴露了路易十五时代腐化的贵族生活，在法国曾风行一时。作者的爱情观点是宿命论的。普莱伏把理查生的小说译成法语，对法国十八世纪文学有相当影响。这一时期的作家中成就较高的是勒萨日，他是剧作家，也是小说家。
阿兰—列内·勒萨日(1668-1747)生于一个公证人家庭，当过律师，译过西班牙小说，从翻译走向创作。《杜卡雷》(1709)是一部讽刺喜剧，揭露包税人的集团。作者塑造了几个骗子形象。伯爵夫人骗杜卡雷，骑士骗伯爵夫人，男仆和侍婢骗他们三人。杜卡雷是最无耻的大骗子，他靠包收税款起家，掠夺人民，盗窃国库。1712至1732年，勒萨日为集市剧场写过一百多出小型喜剧，其中有的是和别人合作的。这些喜剧不同于古典主义喜剧。当时，法兰西喜剧院垄断戏剧上演权，只演传统的古典主义剧目，千方百计迫使集市剧场关闭。为了对付法兰西喜剧院的干预，勒萨日不得不经常改变他的戏剧形式，有时以歌曲为主，对白为辅，有时把对白和舞蹈结合起来，有时是纯粹的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