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冯维辛最著名的喜剧是《纨绔少年》(1782)。女地主普罗斯塔科娃多方虐待寄养在她家的孤女索菲亚，后来由于索菲亚可以继承叔父斯塔罗东的一宗财产，普罗斯塔科娃便强迫她做自己的儿媳。但是索菲亚在开明贵族普拉夫津和斯塔罗东保护下，终于和贵族军官米朗结婚；普罗斯塔科娃因虐待农民和孤女被法办，财产也交官代管。

            作者真实地刻画了普罗斯塔科娃这个农奴主的形象。她横暴、奸诈、愚蠢、狠毒。她对农奴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农奴出身的保姆在她家工作了四十年，所得的酬报是“一年五个卢布，外加每天五记耳光”。她虐待周围的一切人，包括她的丈夫，却十分溺爱儿子米特罗方，一心希望他娶上成了巨富的索菲亚。在母亲的教养下，米特罗方是个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少年，他已经十六岁，念了三年书，却不会加减乘除。他利用母亲的溺爱装病逃学，捉弄仆人。他善于见风使舵，并像普罗斯塔科娃一样凶暴狡黠(“米特罗方”，希腊文的意思是“像母亲”)。剧中的正面人物如斯塔罗东、普拉夫津等都写得不成功。喜剧的结构简洁紧凑，是按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写成的。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吉舍夫(1749-1802)出身贵族，青年时代在德国留学，受到法国启蒙学者卢梭、马布里等的影响，成为具有民主思想的唯物主义者。他回国后，普加乔夫起义和政府的血腥镇压使他认识到沙皇统治的反动性，并用批判的眼光重新估量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见解。俄国多次对外战争，连年饥荒，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先后爆发，这些事件也促使他考虑俄国的现实和未来。他写过哲学著作、政论和文学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本书出版后，他立即遭到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直到晚年才被召回。1801年，他参加了政府的法律编纂委员会的工作。次年自杀，以抗议沙皇对他的新迫害。

            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开端引用特列佳科夫斯基的一行诗作为题词，把专制农奴制度比作一只生有“一百张血盆大口”的怪物。作品描写俄国农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牛马生活，他们成年累月地为地主服徭役，只有夜里和星期天才能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靠糠菜充饥，住在倒榻的矮屋子里。地主就是这样依靠大批农奴的破产和死亡而发财致富的。作者愤怒地诘问地主：“贪婪的野兽，永不知足的吸血鬼，你们给农民留下了什么?只有你们无法抢走的空气。是的，只有空气!”作者详尽地描述了公开拍卖农奴等骇人听闻的事实，指出这一切都是由于“法律给农奴规定了一条死路”，农奴制度是和沙皇专制统治密不可分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告诉伏尔泰，说俄国农民可以随意吃鸡，极力宣扬自己的“德政”。拉吉舍夫在《旅行记》中愤怒地戳穿了这个所谓开明君主的假面具。他说，沙皇的红炮上沾满了人民的血泪，手指上有人的脑浆，两脚站在污泥里；人民称沙皇为“骗子、伪君子、害人精”。

            拉吉舍夫深信农民革命不可避免，任何镇压只会引起更加强烈的反抗。他说农民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像冲破堤坝的激流一样，势不可挡。《扎伊佐沃》一章记述全村农民用木棍打死为非作歹的地主父子四人，事后法院给农民判罪，他们仍不屈服。作者站在农民一边，认为他们是无辜的。在其他章节里，他甚至号召农民起来烧光地主的房屋。他希望俄国人民能够推翻沙皇政权，建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联邦共和国。在《特维尔》一章的颂诗《自由颂》里，作者以满腔热情欢呼革命：

            我看见利剑到处闪耀，

            死神变成各种各样的形象，

            在沙皇高傲的头顶飞翔。

            欢呼吧，被束缚的人民!

            大自然赋予的复仇权利

            已经把沙皇带到死刑台上!

            拉吉舍夫把他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沿途见闻，按各驿站的名称分章辑录成书，其中虽无统一的情节，但前后贯穿着同一个农民革命的思想。他如实地反映生活，同时抒发了自己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对贵族地主的憎恶、愤慨。作品不以人物刻画见长，往往通过旅行者的感受去打动读者，在这方面，显然受到了感伤主义的影响。

            《旅行记》出版后不久就传到宫中，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盛怒中往书页上批道：拉吉舍夫“把希望寄托在农民造反上面  ”，“比普加乔夫更坏”。这部作品在俄国一直被列为禁书，但仍以手抄本形式到处流传，对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起过很大的思想影响。

            普加乔夫起义后，俄国也产生了感伤主义文学。感伤主义在俄国是贵族地主阶级精神危机的表现。它虽然促进了俄国散文的繁荣，对丰富文学语言和心理描写的技巧有一定贡献，但是这一流派的作品美化贵族地主，企图掩饰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对立关系，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卡拉姆辛(1766-1826)被认为是这一派的代表，他的中篇小说《苦命的丽莎》(1792)叙述农村少女丽莎被贵族少爷埃拉斯特遗弃以至自杀的故事。作者同情丽莎的不幸，对她的心理活动写得比较生动，文笔流畅。但他站在贵族立场，用“命运”来为埃拉斯特辩护，抹杀了造成丽莎的悲剧的社会原因。

            十八世纪俄国文学的成就虽不如同时期的西欧国家，但就俄国本身来说，仍是一大进步。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大步跃进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