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后不久，连续写了一些反对暴政、歌颂自由的政治诗，如《自由颂》(1817)、《童话》(1818)、《致恰达耶夫》(1818)、《乡村》(1819)等，在当时进步贵族青年中间广泛传诵。其中最著名的是《致恰达耶夫》。这首诗抒发了贵族先进分子的共同感受，充满反抗专制暴政的思想和必胜的信心。诗的结尾是：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升起，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的名字。

            当然，普希金并没有达到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制度的结论，他只主张君主立宪。他抽象地把“法”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看到“法”不过是统治阶级手中的一种工具(《自由颂》)。

            普希金的政治诗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明朗清新的抒情风格，体现了十二月党人那种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热情，语言通俗活泼。有的政治诗还以现实主义笔触，展示了农奴制度下俄国农村的悲惨图景，充满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普希金流放南俄后在总督公署供职，和十二月党人的交往更加频繁。当时欧洲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他在1821年所写的《短剑》一诗，称颂历史上暴力谋反的人；《希腊的女儿》歌颂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英雄。但不久，意大利、西班牙革命相继遭到挫折，俄国政治生活也日益黑暗，他对贵族革命运动的前途发生怀疑。南俄时期，他写过不少浪漫主义抒情诗，如《囚徒》(1822)、《致大海》(1824)。此外又写了一组长诗，包括《高加索的俘虏》(1822)、《强盗兄弟》(1822)、《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1824)和《茨冈》(1827)等四篇，反映了二十年代进步贵族青年探求社会出路的不安情绪。

            《茨冈》描叙贵族青年阿乐哥不见容于政府，跟茨冈人一起流浪，并成为茨冈姑娘真妃儿的丈夫。两年后，他发觉妻子另有新欢，怀着嫉妒和复仇的心理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遭到茨冈人的唾弃。在这首长诗的前半部，作者采用浪漫主义所常用的“返回自然”的主题，描写阿乐哥愤慨地批判城市文明的虚伪和对金钱的膜拜，在茨冈人中间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后半部写阿乐哥与茨冈人的冲突。在长诗中，诗人以浪漫主义情调把茨冈人的生活和老茨冈的道德加以理想化，用茨冈式的自由生活对照文明社会，用老茨冈的道德对照阿乐哥的利己主义。但在长诗的结尾，诗人又指出，茨冈人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并不自由、幸福。这表明，作者已意识到浪漫主义主人公返回自然的愿望也是虚幻的。

            1824年，普希金在米海洛夫斯克村过着幽禁的生活。他钻研俄国历史，搜集童话和民歌。这一切，丰富了他的创作，加强了他的作品的民族特色，对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起过良好作用。

            历史剧《波里斯·戈都诺夫》(1825)是他最著名的戏剧作品，描写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俄国动乱年代的故事。据当时民间传说，奸臣戈都诺夫在1591年害死了年幼的皇储季米特里。戏剧开始时写1598年戈都诺夫登上皇位。1603年，一个青年僧侣葛里戈里偶然知道了戈都诺夫篡位的内幕，怀着个人野心，僭用季米特里的名义，投奔波兰。次年假皇子季米特里在波兰贵族地主支持下，举兵反叛戈都诺夫朝廷，人民不堪戈都诺夫的苛政，拥戴假皇子，使他取代了戈都诺夫的地位。悲剧虽然涉及争权夺利的宫廷纠纷和俄国与波兰的民族矛盾，但着重揭示的是戈都诺夫失败的社会原因。戈都诺夫杀死皇储，篡夺皇位，取消“尤利节”，使他失去了人心。作者让假皇子的一个近臣加夫里拉·普希金点明全剧的中心思想：

            ……我们厉害的是什么?

            并不是军队，不是的，也不是波兰的援助，

            而是公意，是的!人民的公意。

            作者以古喻今，在剧中指出沙皇和人民相对立，人心向背是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因素。对历史的这种看法，在当时的俄国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也有规劝沙皇施行开明政治的意思。这部历史悲剧打破古典主义的陈套，分为二十三场，剧情发生的地点不断变换，前后经过七年，人物众多。戈都诺夫和假皇子的性格比较鲜明。剧中有规模宏大的群众场面，这在俄国戏剧史上还是第一次。全剧用无韵诗体写成，为了符合人物身分，作者有时采用俚俗的语言，有时采用高雅的语言，有时用诗，有时用散文。

            十二月党人失败后的次年，新即位的居古拉一世为了收揽人心，把普希金召回首都。普希金对他抱有幻想，曾写过《绝句体诗》和《致友人》两首诗，把争取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的“慈念”上。这是普希金思想上软弱的一面。但他又不能忘怀旧日的朋友十二月党人。1827年，他写了《致西伯利亚》一诗，向十二月党人说道：你们“悲壮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决不会就那样消亡”，胜利终会到来。他托人把这首诗带给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奥陀耶夫斯基立即写了一首诗给普希金，诗中说：“我们悲壮的工作不会就这样消亡，星星之火即将成为熊熊的烈焰。”这段时期，沙皇亲自监察普希金的思想言论，秘密警察不断纠缠他。1830年秋，他在波尔金诺逗留了三个月，写出四个小悲剧、一部长诗、六篇小说、约三十首抒情诗等。六篇小说中的五个短篇合称《别尔金小说集》(1832)，其中的《驿站长》是俄国文学中第一篇描写“小人物”的作品，叙述一个小驿站的站长受到过往官员的欺凌，他的女儿被一个骠骑兵拐走。作者把主人公写成一个逆来顺受的可怜虫，对他寄予深厚的同情，鲜明地反映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写作前后经过八年(1823-1830)，1833年出版全书。小说描写当时一个贵族青年奥涅金感到社交生活空虚无聊，离开首都，来到乡间。他拒绝了外省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的爱情，在决斗中杀死挚龙连斯基。他漫游全国之后回到彼得堡，又遇见达吉雅娜，这时她已成为社交界的贵妇人。他追求她，但遭到拒绝。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他受过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读过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卢梭的《民约论》，喜爱拜伦颂扬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诗歌，并且对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发生兴趣。他也曾有过热烈的梦想，希望在俄国出现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可是，他看见的俄国到处是愚昧落后、墨守成规。而在贵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奥涅金又远离人民，不可能看到变革俄国社会的力量和道路。结果，热情消失，梦想破灭，只落得整天无所事事，沉溺于舞会、剧场、醇酒与美女之中，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奥涅金蔑视俄国贵族社会，不愿出任公职，但又无力与这个社会决裂。正如赫尔岑所说：“奥涅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从来不做什么事，他在他所处的范围内是一个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典型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些贵族知识分子对社会有一定批判能力，但是远离人民，结果一事无成。这就是他们最终成为悲剧性人物的根本原因。普希金通过这一典型的塑造，实际上是谴责了形成这种性格的专制农奴制社会。

            女主人公达吉雅娜是普希金笔下的一个理想的贵族妇女形象，她不喜欢外省地主的平庸生活，爱读理查生和卢梭的作品，更珍爱俄国的自然景色，她生活在俄国民间传说和童话的幻想世界里。普希金强调她对奥涅金纯洁真诚的爱情和对普通人的尊重，用以和贵族上流社会相对照。后来她违反自己的心愿，嫁给一个年老的将军，成为彼得堡贵族沙龙的受人景仰的女主人。

            这部诗体小说主要描述二十年代俄国的上层社会生活，它以简洁的笔触表现了俄罗斯的民族习俗，讽刺了形形色色的城市贵族和乡村地主，画面比较广阔，细节描写精确，所塑造的人物及其环境都具有典型性，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确立起了很大作用。书中吸收了拜伦长诗的一些艺术技巧，运用大段的抒情插叙。全诗分八章，每章节数不等，每节十四行；诗句洗练流畅，富于变化。

            三十年代时，普希金继续写出许多作品。他的抒情诗的艺术造诣得到进一步提高，如《我又重新造访……》(1835)等。童话诗优美而富有民间故事特点，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等。短篇小说《黑桃皇后》(1834)批判了资产阶级的“金钱骑士”。此外他还发表一些政论和文论，并于1836年创办文学杂志《现代人》。这个时期他对农民问题尤其关切，创作过两部有关的小说：《杜布罗夫斯基》(1835)和《上尉的女儿》(1837)。

            《上尉的女儿》是一部取材于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贵族青年军官格利涅夫到边防炮台就职，中途为暴风雪所阻，偶然和普加乔夫结识，并送给他一件兔皮袄御寒。格利涅夫到炮台后，爱上了上尉司令的女儿玛莎。后来普加乔夫率领农民起义，攻破炮台，杀死了司令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