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

                                    十七世纪末叶哈布斯堡王朝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匈牙利大部分领土以后，同样对匈牙利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使匈牙利民族文化陷于衰落的境地。但从十八世纪中叶起，法国启蒙思想在匈牙利得到广泛的传播，于是匈牙利提出民族复兴的口号，为改革和使用匈牙利语言以及用启蒙运动的精神来发展科学文化而奋斗。当时诗人考金茨·费伦茨(1759-1831)所领导的语言革新运动，丰富了匈牙利的文学语言。匈牙利第一位革命诗人鲍恰尼·亚诺什(1763-1845)的《法兰西的变革》(1789)，成为爱国志士的革命歌曲。抒情诗人乔科诺伊—维泰兹·米哈伊(1773-1805)最早从民间诗歌中汲取创作源泉。法泽考什·米哈伊(1766-1828)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著名幽默叙事诗《牧鹅少年马季》(1804)，描述一个机智的农村牧鹅少年对傲慢的地主进行了三倍的报复。匈牙利最早的剧作家考托纳·尤若夫(1791-1830)，写出了反抗外族统治的著名悲剧《邦克总督》(1821)。十九世纪初叶，浪漫主义文学在匈牙利兴起，诗人基什法卢迪兄弟——《山陀尔》(1772-1844)和卡罗伊(1788-1830)成为这一运动的创始人。这时考尔采·费伦茨(1790-1838)写了匈牙利的《国歌》(1823)，弗勒斯马尔蒂·米哈伊(1800-1855)写了爱国主义诗歌《号召》(1836)，唤醒人民起来为自由解放而战斗。

            在罗马尼亚，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进步文化界为了反对土耳其的奴役压迫和克服过去的封建落后状况，开展了广泛的活动，如兴建学校，创办报刊，建立使用罗马尼亚语言的剧院。作家们很注意民间文学，安东·潘恩(1794-1854)就是研究和搜集民歌的先驱之一。在丰富多彩的民间叙事诗、战斗的“海杜特”歌曲和优美的“多依那”民歌中，处处表现出罗马尼亚人民求解放的愿望。

            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的民歌一向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特别是“海杜特”歌曲和民间叙事诗最为流行。从十八世纪末叶起，这些国家都开展了民族复兴运动。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1722-1798)的《斯拉夫—保加利亚史》(1762)，对保加利亚的民族复兴和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民俗学者符克·斯泰芳诺维奇·卡拉吉奇(1787-1864)搜集和编选过多卷的塞尔维亚民间史诗。他所编写的塞尔维亚语法和辞书，奠定了塞尔维亚文学语言的基础，大大促进了本国文学的发展。

            阿尔巴尼亚有过不少反对外族入侵的民间叙事诗。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名字，不仅长久地活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心中，而且也长久地活在阿尔巴尼亚民间诗歌中。

            在十九世纪前半叶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的文学中，亚当·密茨凯维奇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的诗作对波兰的革命和文学都起了巨大的影响。

            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1855)出身于小贵族家庭，从小就了解祖国的悲惨命运，热爱民歌和民间传说。1815年他进了当时立陶宛的文化中心维尔诺大学，学习语言文学，还先后加入大学里的秘密爱国团体“爱学社”和“爱德社”，决心“为了祖国、学识和正义”而奋斗。密茨凯维奇在中学时代开始写诗，早年醉心于伏尔泰、歌德、席勒和拜伦等人的作品。大学毕业后写成他最早的浪漫主义抒情诗《青春颂》(1820)，号召青年们起来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生活。这首以“自由的曙光，我向你致敬!救星的太阳正跟着你上升!”为结尾的诗，立即在进步的波兰青年当中广泛流传，而且在1830年华沙起义时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1822年，密茨凯维奇的第一本诗集出版，其中收有歌谣和传说等。诗集反对当时在波兰文坛占统治地位的伪古典主义的传统，成为波兰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次集中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富于民间文学色彩。1823年，第二本诗集出版，包括两篇重要作品：叙事诗《格拉席娜》和诗剧《先人祭》第二、四两部。《格拉席娜》是一篇取材于十四世纪的“立陶宛故事”，歌颂立陶宛的美丽勇敢的女英雄格拉席娜，她为了保卫祖国，在和日耳曼十字军骑士搏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诗句《先人祭》第二部通过民间祭祀祖先的礼俗，描写几个亡魂的遭遇，反映出农民对地主残酷压迫的严正抗议和报复，并表达了作者的民主思想。第四部写青年古斯塔夫失恋的痛苦与不幸，是一篇浪漫主义的爱情悲剧，作者还没有突破追求“个人解放”、“个性自由”的框子，同时也可以从诗中看出歌德和席勒对他的影响。

            1823年十月，密茨凯维奇因为参加秘密团体的爱国活动被沙皇当局逮捕，次年十月流放到俄国，前后将近五年之久。在彼得堡，他和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等人很接近。1825年，他访问南俄的敖德萨和克里米亚等地，写成一组《克里米亚十四行诗》(1826)。组诗富有东方色彩，流露出诗人对祖国的怀念。1826年十月，他和普希金在莫斯科相识，结成知交。1828年，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出版。诗人通过康拉德为了雪耻报仇诈降十字军骑士团，从内部打击敌人使其遭到惨败的故事，歌颂立陶宛人民的英勇斗争，此外，诗中又反映了俄国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康拉德这个民族英雄的浪漫主义式的个人反抗，表现了拜伦对作者的影响。彼得堡审查机关不慎放过了《康拉德·华伦洛德》，但是华沙警察当局嗅出它的味道，向沙皇政府告密。诗人的朋友们担心他再遭迫害，设法帮助他提前离开俄国。他先后到了捷克、德国(在魏玛访问过歌德)、瑞士和意大利等处，从此流寓国外，直到逝世。

            1830年11月华沙起义爆发时，密茨凯维奇正在罗马，他立即启程回国，但抵达波兹南时起义已被镇压。他先停留在德国的德累斯顿，1832年迁居巴黎，专事写作。这个时期，诗人创作了他最重要的作品《先人祭》第三部(1832)和叙事诗《塔杜施先生》(1832-1834)。《先人祭》第三部完成于德累斯顿，它虽然是早年所写诗剧的续篇，但主题完全不同，诗人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打算写出我们祖国遭受迫害和磨难的全部历史。”诗中记述了1823年作者被拘捕的情形，控诉了沙皇俄国对波兰的侵略和血腥统治，也反映了华沙起义失败后波兰人民遭到的迫害和大屠杀。主人公康拉德再不象以前的古斯塔夫一样为失恋而痛苦，他受到华沙起义的影响，走上参加社会斗争和为祖国献身的道路。用他独白中的话来说：

            如今我已把我的灵魂和我的祖国连在一起，

            …………

            我和祖国是一个整体。

            我的名字叫做千百万人——正是为了爱千百万人，

            我才如此痛苦，忍受酷刑。

            我看着我可怜的祖国，

            像儿子看着被车裂而死的父亲；

            我忍受着整个民族的苦难，

            像母亲感受着腹中胎儿活动的阵痛。

            密茨凯维奇最后一部杰作《塔杜施先生》又名《在立陶宛的最后一次袭击》，它以1811至1812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波兰贵族的生活和经历。它通过立陶宛两个有世仇的大家族的年轻一代——塔杜施和佐霞的恋爱故事，反映出波兰小贵族阶级的没落和旧的历史时代的终结，预示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即将诞生，又讲到在1812年拿破仑和俄国作战的年代里，波兰爱国志士怎样为了祖国的复兴而反对沙皇。诗中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号召消除世族间的仇恨和纷争，团结起来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全诗富有抒情成分，对诗中人物以及波兰的日常生活和自然景色都作了极为生动的描写。这部长诗是密茨凯维奇创作道路的最高峰，也是他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一座里程碑。

            1840年，密茨凯维奇在巴黎大学开讲斯拉夫文学史。他一度受到神秘主义宗教思想的影响，甚至放弃了写作。由于欧洲各国革命特别是1848年革命运动的高涨，诗人终于摆脱神秘主义，重新投入斗争。1848年，他去罗马组织波兰军团，为意大利和波兰人民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而战。1849年，他在巴黎创办《人民论坛报》，写过许多政论文章，主张各族人民结成革命联盟，共同反对专制制度。他对社会主义表示同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词，旧社会和它所有的代表者假如不了解这个词的意义，都会在这个词里读到死刑的判决……。”他又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现象，它表现了旧社会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新的向往和新的热情……。”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诗人于1855年去到君士坦丁堡，准备再次组织波兰军团，为祖国的解放而战，不幸染上霍乱症，同年十一月死在当地。

            密茨凯维奇一生经历了逮捕、监禁、放逐、流亡，最后客死异乡。他的生活和创作中始终贯穿着一个理想，就是争取祖国的解放。他给伪古典主义以有力的打击，为波兰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在他后期的创作中，现实主义因素不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