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1848年6月革命以后，雨果的生活和创作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虽然并不了解这次革命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一深刻意义，但是对革命的要求这一点，雨果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当很多作家陷于悲观消极，远离社会斗争，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候，雨果却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走向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政治立场。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雨果参加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对政变的起义，并因此遭到迫害，开始了历时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他最初在比利时首都避难，不久由于比利时政府的干涉，迁到英吉利海峡英属哲尔西岛，后来又由于英国政府的干涉，转往格恩西岛。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垮台，才回到法国。流亡期间，他拒绝接受拿破仑三世的大赦，宣称“篡夺者在位一天，就在海外流亡一天。”

            流亡期间，雨果恢复了创作活动。1852年发表抨击拿破仑三世政变的政治讽刺小册子《小拿破仑》，并写了另一本政治讽刺小册子《罪恶史》。1853年发表政治讽刺诗杰作《惩罚集》。这部诗集以此次政变为中心题材，对拿破仑三世扼杀共和、背信弃义，作了辛辣的讽刺和诙谐的咒骂，表达了对政变中广大受难者的同情和对蒙受耻辱的法兰西民族的悲愤，以及正义终将抬头、光明一定到来的乐观信念，并记述了捍卫共和、宁愿流亡、决不屈服的决心和流亡中对故国的思念。

            长篇社会小说《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代表作，全书共五部，开始写作于1845年，发表于1862年。小说的主人公冉阿让是拿破仑时代一个穷苦农民，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被捕判罪。后来由于几次越狱，被判加刑，因而坐了十九年的监牢。冉阿让出狱后，无家可归，米里哀主教留他过夜。他在当天晚上又偷了主教家里的银器。主教不予追究，反而加送给他一对银烛台，对他说：“但愿你从此做一个老实人，我把你的灵魂买了下来，而且送给了上帝。”主教的“仁慈”使冉阿让深为感动。从此，冉阿让就成为一个“弃邪归正”的道德家。

            八年后，冉冉让化名为马德兰，在蒙特猗城开设工厂，救济贫困，促进了该城的繁荣，因而被推选为市长。在他的工厂里，有一个名叫芳汀的女子，遭到情夫的遗弃，她把私生女珂赛特寄养在小酒店主德纳第家里，自己则出来做工。当她的身世被发觉后，她被厂方解雇，而流氓德纳第夫妇又乘机敲诈勒索，她为了自己和女儿的生存，被迫沦为娼妓。当马德兰知道这一情况时，芳汀已经病入膏盲。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马德兰答应负责抚养她的女儿。

            在蒙特猗城，唯一敌视市长的是警官沙威，他一直怀疑马德兰就是他当年看管过的犯人冉阿让。有一次官方抓到一个窃贼，狱中两个老犯人错误地咬定这个窃贼就是失踪已久的冉阿让，法庭就要给他判定终身流刑。马德兰不愿嫁祸于人，毅然前去自首。当时法官不敢给他定罪，警官沙威却不肯放过，于是冉阿让又被投进监狱，但不久他又越狱逃跑。

            一个圣诞节的晚上，冉阿让路过孟费郿村镇，认出了在德纳第家备受虐待的珂赛特，便把她赎买下来，当作自己的女儿来抚养，住在巴黎郊外一所古老的修道院里。

            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反对路易—菲力浦政权，冉阿让参加了起义的巷战，并极其英勇地从阴沟中救出在战斗中受伤的共和主义者马吕斯(珂赛特的爱友)。这时沙威也混进街垒。他被起义者抓住，而冉阿让却把他放了。沙威深受感动，他思想里发生矛盾，不能继续执行逮捕冉阿让的司法职务，遂投河自杀。

            不久，马吕斯和珂赛特结了婚。冉阿让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实，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了马吕斯。马吕斯不能理解他，反而认为他是一个一贯犯法的坏人，对他日渐疏远。后来马吕斯间接了解到冉阿让一生行事的难能可贵，痛悔自己态度粗暴，马上和珂赛特一起去探望他。这时他已病重垂危。但是在临终前能得到一对青年人的谅解，使他感到莫大的欣慰。整个故事是以冉阿让对米里哀主教的回忆而结束的。

            《悲惨世界》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苦阶层的不幸，也集中表达了雨果在过去许多作品里已经提出的“仁慈”、“博爱”可以杜绝邪恶，改革社会的人道主义思想。冉阿让因饥饿而犯罪，资产阶级法律对他的不公平的惩罚，使他变得凶狠粗暴，敌视社会；可是当主教用道德感化他时，他却变成了一个乐善好施、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沙威是统治阶级的忠实鹰犬，后来也为冉阿让的“宽大”、“仁慈”所感动，“天良”发现，投河自杀。雨果力图通过这些事例，说明作为“仁慈”化身的米里哀主教精神的伟大以及企图用刑罚来消除社会罪恶的资产阶级法律之无用。雨果宣扬“仁慈”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是提高个人道德、化罪恶为善良和医治社会灾难的根本途径，而资产阶级的严刑峻法，依他看来，非但不能杜绝邪恶，反而使“人性”愈益败坏。

            尽管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也歌颂战斗，赞扬革命，用许多篇幅去描述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和共和主义英雄形象(如八十岁的老翁马白夫，十一岁的流浪儿伽弗洛什等)，但在雨果思想中，革命斗争只占次要地位，主要的仍然是人道主义原则。这个原则的实质是阶级调和论，它能麻痹和瓦解被压迫人民的斗志，使他们照旧处于被怜悯的地位，而无损于资产阶级的统治。

            雨果在流放期间还写过长篇小说《海上劳工》(1866)和《笑面人》(1869)。前者歌颂海上渔人战胜自然的顽强斗争，后者描绘十八世纪初英国贵族的腐化残暴。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政权崩溃，雨果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回到法国。在反对普鲁士默武主义的斗争中，雨果一方面呼吁法国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另一方面也大力呼吁德国人民起来反对普军的侵略罪行。1871年发生了巴黎公社起义。雨果最初反对起义，认为国难当前，不应发生内战，对凡尔赛分子和巴黎公社双方均有所谴责。公社失败后，他却毫无畏惧地站出来为遭受残酷迫害的公社社员辩护，呼吁赦免公社全体社员，并让流亡的公社社员在比利时首都他的住宅里避难，但是雨果并不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用，他只不过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受迫害的人们表达他的同情心和正义感罢了。1872年发表的《凶年集》，反映了雨果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的全部思想感情(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其中最好的作品，是那些谴责普军暴行、激励爱国热情的诗篇。

            1874年，他发表了充分体现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长篇小说《九三年》，其中描写的是1793年共和国军队镇压旺岱地区反革命叛乱的故事。雨果在这里热情地歌颂共和国军队的英勇战斗，但又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错误观点。司令官郭文私自放走了反革命头子朗特纳克侯爵，因为后者是在逃跑时为了从火中救出三个小孩而被捕的。郭文这一行为违反革命的利益，因而被送上断头台。但是执行死刑的政务委员西穆尔登，由于思想里发生矛盾，也在郭文被处决的同一瞬间开枪自杀了。

            在无产阶级已经显示了自己的伟大力量的年代，雨果宣扬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日益失去它的进步性。

            欧仁·苏(1804-1857)是法国十九世纪中叶著名小说家。他的作品揭露了这个时期法国社会的种种弊端，描绘了下层人民的贫困状况。1842年发表的《巴黎的秘密》曾引起强烈的反应。这部小说写德国封建王公的儿子鲁道夫同一个英国没落贵族女子相爱，生下一个女儿。后来女方改嫁，把女孩托给公证人抚养，以后这女孩就下落不明了。鲁道夫为寻访女儿，周游世界，在巴黎下层社会乔装巡行，进行拯救“堕落灵魂”的道德感化事业。最后他发现妓女玛丽花就是他的亲生女儿，他把她救出火坑，带回德国。在鲁道夫的感化下，玛丽花终于皈依上帝，进了修道院并死在那里。

            这部作品写了巴黎的监狱、病院、酒吧间和强盗窝等等下层社会。作者以同情态度描绘的穷人生活，具有很强的揭露性。恩格斯在《大陆上的运动》一文中肯定它说：“这本书以显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但在如何拯救这个世界的问题上，作者却开出了“慈善家”的药方，因而受到傅立叶主义者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推崇。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巴黎的秘密》作了精辟的分析批判。他一方面肯定这部小说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也指责欧仁·苏所宣扬的以阶级调和、道德感化等来改良社会的措施，以及对人民革命力量的鄙视。这些正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哲学”具有同样反动的实质。

            除了《巴黎的秘密》以外，欧仁·苏的重要作品还有《流浪的犹太人》和《人民的秘密》。

            普罗斯贝尔·梅里美(1803-1870)出生于一个画家家庭，曾在大学攻读法律。1822年他认识了司汤达，把司汤达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