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1825年，他发表《克拉拉·伽索尔戏剧集》，共收短剧八种，假托为一个西班牙女演员的著作。这部作品谴责教会僧侣的狂热和伪善，揭露查理十世的腐败无能，反对复辟王朝压迫西班牙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宣扬了个人自由。1828年出版历史剧《雅克团》，描写十四世纪法国农民起义，用来影射二十年代末法国的反封建斗争。作者虽然指出农民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认为农民是反封建主力，但又把他们看成乌合之众。在结构方面，他吸收了莎士比亚戏剧的一些特点，如社会各个阶层人物的出场，场景的变换和多样化。在司各特影响下写成的长篇历史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轶事》(1829)以十六世纪法国天主教迫害和屠杀新教徒为题材，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但和《雅克团》一样，也反映了不相信人民群众和害怕人民革命的情绪。

            从1829年起，梅里美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铁奥·法尔哥尼》、《费德里哥》、《一场赌博》(以上均收入《镶嵌画集》，1833)、《嘉尔曼》(1845)和《高龙巴》(1840)。这些作品有的取材于历史，有的取材于当代社会，有的取材于异域远方，并常用寓言形式，歌颂“尊严”、“荣誉”、“自由”、“良心”、“善良”、“义务”，用来对照和批判法国当时现实社会中的自私、虚伪等现象。正面人物被赋予一些“原始的”特点如残酷、横暴、报复心理、纵情等，作者认为这些比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下的“文明”要好些。他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美化了远方异域的“朴实”、“善良”的宗法关系，例如法尔尼因为独子贪利出卖了一个逃亡者而亲手把他杀死，以维护宗族的荣誉。赌徒费德里哥看到另外十二个赌徒由于输在他手下，以致铤而走险，被官军钉害，他为此忏悔，拯救了他们的灵魂，使他们最后进入天堂。嘉尔曼放荡成性，凶残狡黠，因为她爱上了另一个男子，决心抛弃她的情夫，宁可被情夫杀死，也不改变她的意志。作者却把这样一个女子美化成为追求自由的正面形象。梅里美这些小说都是用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或理想化了的宗法社会道德为武器，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批判的。

            居斯达夫·福楼拜(1821-1880)生于法国北部诺曼第省的卢昂。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1845年父亲去世后，福楼拜在卢昂附近居住，在那里写出了他所有的重要作品。

            福楼拜青年时期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1856年发表的《包法利夫人》是他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体现了巴尔扎克提出的小说家必须面向当代生活的创作原则。女主人公爱玛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专门训练青年女子进入贵族社会的修道院寄宿学校受到  教育，在那里受到脱离实际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头脑里充满了无名的感伤，幻想过浪漫主义小说中所描写的恋爱生活。结婚后，由于对丈夫包法制医生的平庸和整个外省的庸俗、狭隘、丑恶的市民生活不满，她向往浮华的上流社会，和当地一个小地主私通，既而又和一个律师的秘书发生关系，终至负债累累，服毒自尽。

            通过女主人公的悲剧，福楼拜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法国外省贵族、地主、市侩、高利贷者的丑恶面貌，同时也尖刻地讽刺了包法利夫人的浪漫主义幻想。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包法利夫人的堕落应由社会负责。正是修道院寄宿学校中的贵族教育、当时风靡法国的消极浪漫主义小说、贵族地主社会的纨绔子弟以及庸俗卑劣的小市民，使包法利夫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药剂师郝麦，是法国外省市民阶层的代表。他自私自利，庸俗虚伪，但他却被称为社会先进分子，志满意得，荣获了十字勋章。这部小说发表后触怒了当时的统治阶级，他们曾经以有伤风化的罪名对福楼拜提出控告。

            《萨朗波》(1862)是一部历史考古小说，描述公元前三世纪迦太基雇佣军起义所引起的战争。为了写这部作品，作者除了到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去游历以外，还阅读过数以千计的有关书籍。小说中的写景场面非常出色，而且是和情节相结合的。福楼拜在这里严格地采用他所一再强调的“冷静的、客观的”创作方法，力求避免作者的主观热情渗透到作品中去。

            《情感教育》(1869)是福楼拜第二部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一个青年的感情生活，广泛地反映了1840到1851年的法国社会。主人公弗雷德利克·莫罗是一个意志薄弱、耽于梦想、对万事都缺乏进取心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在政治上同在爱情上一样，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在革命动荡的年代，灰溜溜地过了一生。莫罗是时代的产物，福楼拜通过他的命运，谴责了资产阶级社会对青年人的不良影响，它使他们意志瘫痪，成为废物。但这部小说在叙述1848年革命的那些章节里，也反映出作者对人民群众的鄙视，对革命运动的恐惧和对人类前途缺乏信心，这说明在福楼拜的思想中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

            1874年，福楼拜发表《圣安东的诱惑》最后的定稿。在他这部从青年时期就动笔的以宗教传说为题材的小说里，也充满着对人类命运的怀疑和悲观情绪。福楼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布华尔和贝居舍》，在他死后发表于1881年，写两个小职员从事科学试验终于失败的故事。作者一方面讽刺资产阶级的病态文化，另一方面又坚持他那认为真理是不可能获得的宿命论观点。除了上述几部长篇小说以外，福楼拜还写过短篇小说《淳朴的心》、《希罗迪娅》和《圣朱利安传奇》，1877年用《三故事》的名称出版。

            福楼拜非常重视艺术形式，在小说的结构、意境、词句和文章节奏等方面都反复推敲。他还特别重视写作前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了写一个普通村庄或峭壁下一条人行小道，他必定事先亲自去进行观察；为了写一个婴鹉标本，必须在他面前摆一个鹦鹉标本。作为小说家，福楼拜不但追求艺术的完美，也追求科学的精确。

            但是也必须指出福楼拜在艺术理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他把艺术看作认识世界的唯一可靠的手段，认为通过美感可以认识“绝对”。他说美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宗教和哲学都不能避免被毁灭、被否定的厄运。他这种艺术上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是开始走向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映。福楼拜是一个极端悲观主义者，由于对资产阶级现实感到强烈不满，而又对人类前途缺乏信心，在绝望之中他就逃避到艺术中去，宣扬艺术高于一切。福楼拜这种思想不可能不影响他的创作，正因为如此，他的文学成就未能达到巴尔扎克和雨果的高度。

            随着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剧烈的阶级斗争现实面前，出现了颓废文学流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戈蒂耶和波德莱尔。

            戴奥菲勒·戈蒂耶(1811-1870)青年时期学过绘画，1830年以后，他放弃绘画职业，专门从事文艺创作，逐渐走上唯美主义道路。诗集《珐琅与宝石》(1852)是他的代表作。他还写过小说、游记和大量的文艺评论。

            戈蒂耶追求造型美。他说只有有形的世界对他才是存在的。他认为艺术的全部价值只在于具有完美的形式，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表现形式的美，而无须为作品的道德意义操心。

            根据上述理论，戈蒂耶在诗歌创作中提出“艺术移植”的口号。他力图用语言再现造型艺术给人的感觉，因而他的诗偏重文字雕琢，缺乏思想内容，仅仅给人以感官上特别是视觉上的空洞感觉而已。即使是他的抒情诗，感情的因素也被压缩到最低限度。

            戈蒂耶的诗歌理论和实践，反映了四、五十年代法国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动荡的形势下的消极悲观思想。他们在反对功利主义的虚伪口号下，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采取冷漠态度，又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风暴。

            查理·波德莱尔(1821-1867)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年轻时因与继父感情不和，被遣送至海外，回国后在巴黎过着放荡荒唐的生活。1848年2月，他参加街垒战斗，并创办宣传革命的刊物。但是他并不了解这次革命的真正意义，他加入战斗只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1857年出版的诗集《恶之花》，是他的代表作

            《恶之花》包括《忧郁和理想》、《巴黎画景》、《酒》、《恶之花》、《叛逆》和《死亡》六个诗组，通过作者本人的生活经验，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颓废文人和艺术家的精神危机。波德莱尔在这里，把他的痛苦、绝望、迷惑、悔恨以及摆脱邪恶、向往天国的情绪，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他曾说：“在这本残酷的书里，我写下了我的全部思想、全部心灵、全部信仰和憎恨。”作者对自己认为是邪恶败坏的东西却采取迷恋和欣赏和态度。这种态度从诗集的标题《恶之花》已可见出。波德莱尔是一个极端悲观主义者，他揭露人生恶习和社会病态，不是从要求变革的愿望出发，而是把恶习和病态看成一种不可改变的永恒现象；这实际上是拜倒在丑恶面前，因而对丑恶的揭露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转化为对丑恶的迷恋和欣赏。

            在艺术理论方面，波德莱尔强调感官的作用，特别是各种感官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