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六、七十年代，涅克拉索夫除了继续写作农村题材的抒情诗(如《农忙时节》，1862)外，还写过一些抨击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抒情诗篇。著名的《铁路》(1864)一诗，叙述修建铁路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车厢里一个孩子问他的将军父亲，这条铁路是谁修建的?将军回答说，是彼得·安德莱维奇伯爵。诗人便说：不要用谎话欺骗孩子，铁路是被饥饿驱使到这里来的人民，在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压榨下修建成的。为修建铁路，无数工人和农民牺牲了生命，“铁路两旁俄罗斯人的白骨如山”。这首诗强调劳动人民是物质文明的真正创造者，表示相信俄国人民必将“为自己铺出一条光明宽阔的大道”。
这一时期，涅克拉索夫的主要作品是叙事诗，例如《严寒，通红的鼻子》(1863)描述一个农民在暴风雪中，在沉重的劳动下累倒病死，他的妻子负起赡养一家大小的重担，她在另一个严寒的冬天，在密林中打柴时也冻死了。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后的农民依旧遭受奴役的情景。《俄罗斯妇女》(1872)写两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抛弃贵族家庭的优裕生活，历尽艰辛到西伯利亚去寻找被流放的丈夫，表现了她们刚毅顽强的意志和对正义事业的信念。
涅克拉索夫的主要长诗是《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6)。七个贫苦的农民争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有的说是地主，有的说是官僚、神甫、大腹贾、大臣、沙皇等。由于争执不下，便决定去漫游俄罗斯，亲眼看看谁是幸福的人。作者借用这个情节，广泛地描述了改革前后的社会生活。
长诗用许多篇幅来描写地主官僚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迫害。在改革前，地主可以对农奴为所欲为，他们说：“法律就是我的意愿，拳头就是我的警察。”废除农奴制的法令颁布后，地主仍不肯放弃自己的特权，他们连这一温和的改革也不能接受，仍然千方百计骗取农民的土地。作者还揭露了新兴资产者对农民的压榨，他们低价收买农产品，进行掠夺。改革以后，在地主和资本家双重压迫下，农民的苦难更加深重了。他们只有进小酒馆、矿区和监狱这三条出路。但农民中间已经有许多人觉醒过来。老农萨威里的阶级仇恨已发展到公开反抗的程度，他带头活埋了凶恶的管理人。四十年的监禁流放并没有摧毁他的坚强意志。流放回来后，他依然昂着头说：“是刺字的，但不是奴隶!”农妇玛特辽娜饱尝了被奴役的痛苦，却仍旧保持着一定的反抗精神。作者也写到农民的软弱一面。有一个家奴，实在不能忍受地主的残酷压迫，便把他带到密林中，要以自杀来“感化”这个地主。诗人说：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
俄罗斯母亲啊!
诗人用这样一首船夫曲来概括这一历史时期俄国农民的力量和弱点。他迫切地希望农民能早日摆脱愚昧，走向光明幸福。最后，他又在长诗中塑造了同情农民苦难的平民知识分子格利沙的形象。“哪儿呼吸困难，哪儿有痛苦的声音”，他就首先到那儿。但诗中对于改革后贵族地主的新的掠夺以及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渗透，展示得还不够充分。正面人物的描写也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例如玛特辽娜对所谓好心的上层人物还抱有一定的幻想，萨威里还带着一些悲观情绪。长诗具有许多民间口头创作的特色，不论是情节构思、形象塑造、诗歌语言，显然都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
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和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表达了诗人对俄国人民前途的关怀，开辟了俄国诗歌发展的新阶段。他的诗歌对俄国进步的绘画和音乐也产生过影响。
塔拉斯·格里戈利耶维奇·谢甫琴科(1814-1861)是乌克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他出身农奴，给地主当过僮仆，后来被送到彼得堡去当画师的学徒。1838年，诗人茹科夫斯基等把他从地主手中赎出来，送他进美术学院学习。1844年美术学院毕业后，他回到乌克兰，参加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写了许多诗篇，并且给农民朗诵。1847年，谢甫琴科被捕，流放到中央亚细亚边远地区的军队中服役。1857年他恢复自由后，在彼得堡结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这使诗人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更为成熟。由于多年的流放、监禁生活损害了健康，谢甫琴科四十七岁就病逝了。
谢甫琴科是乌克兰第一个杰出的民间诗人，被称为“科布查(乌克兰一种弦乐器)歌手”。他的诗篇采用朴素的民间形式，主要内容是反映乌克兰人民的苦难生活，发抒对故乡的挚爱。第一部诗集《科布查歌手》(1840)描写乌克兰农民特别是妇女的贫困、悲惨的生活境遇，表达了蕴藏在她们内心的愤怒和反抗情绪。叙述诗《海达马克》(1841)刻画了十八世纪反抗波兰贵族侵略者的哥萨克起义者，歌颂了人民的斗争精神。
《在囚室内》包括谢甫琴科在流放期间所写的许多洋溢着政治热情的战斗诗篇。在名诗《遗嘱》(1845)中，诗人嘱咐要把他葬在故乡乌克兰，他相信人民很快就要起来推翻农奴主的压迫，打碎身上的枷锁。他说，待到古老的第聂伯河将敌人的污血荡涤掉的时候，他就要从墓穴里出来，为人民而欢唱。他在诗中召唤人民奋起斗争：
……起来吧，
砸碎身上的锁链，
用敌人的鲜血，
浇开自由之花。
谢甫琴科的作品由于和劳动人民有血肉联系，一直受到人民的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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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中欧、东南欧文学和裴多菲
十九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英国宪章运动、1848-1849年西欧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影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是波兰，在1830年11月出现了由小贵族和资产阶级发动的反对沙皇俄国统治的武装起义。随着波兰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化，1846年2月在克拉科夫发生了由爱德华·邓波夫斯基领导的、有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的暴动，加里西亚的农民也相继起事，但都被奥地利当局所镇压。这次起义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曾指出：“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1848年法国2月革命以后，波兰各地纷纷发难。1863年在俄国统治的地区，以雅罗斯瓦夫·东布罗夫斯基为代表的“红色分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迫使沙皇当局在1864年也实行了“土地改革”。从这时起，波兰就迅速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捷克在西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1848年6月在布拉格，接着在各地先后开展了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1867年奥匈帝国成立，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人民从此长期遭受奥匈帝国的统治。
在匈牙利，这个时期发生了科苏特·拉约什领导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1848年3月，首都佩斯的工人、大学生和小资产阶级首先起事。同年9月，奥地利军队入侵，引起匈牙利人民的独立战争。这场战争虽被奥地利和沙皇俄国所挫败，却在匈牙利历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密切注意匈牙利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且给予它以很高的评价。恩格斯这样写道：“在1793年以后，在1848年的革命运动中，一个被占优势的反革命包围的民族敢于用革命的激情来对抗怯懦的反革命的狂暴，用terreue rouge［红色恐怖］来对抗terreue blanche［白色恐怖］，这还是第一次。”
在1848年的罗马尼亚，瓦拉几亚、摩尔我瓦和特兰西瓦尼亚三个公国都出现了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最后因为国内反动封建势力的阴谋破坏和土耳其的武装干涉则失败。特兰西瓦尼亚一带的革命还遭到了哈布斯堡王朝和沙皇俄国军队的镇压。
在土耳其奴役下的巴尔干半岛的许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也蓬勃开展。特别是在保加利亚，大批爱国志士如瓦西尔·列夫斯基、赫里斯托·波特夫率领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并在战斗中英勇牺牲。1876年的四月起义，虽然遭到土耳其人的扼杀，但它在保加利亚的民族解放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也组织过多次暴劫，但都被土耳其人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这一时期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些国家的文学中都有所表现。
在波兰，1830至1831年的起义在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1809-1849)的创作里得到了反映。他出身于一个文学教师的家庭，他早期发表的《自由颂》、《颂歌》、《库里克》(谢肉祭节)等革命诗歌赞颂了1830年11月华沙起义，发生过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