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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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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书籍名:《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作者:杜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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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作者:杜晓勤著                      

        唐代文学研究百年随想  --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序  葛晓音

            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从古代步入现代的历史已近百年。虽然学术的发展不以纪元为界,但与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因而在世纪末作一番回顾和反思还是很有意义的。

            本世纪以前,唐代文学的研究集中在唐诗。唐诗批评从宋代零星的诗话发展到明清时代系统的专论,贯穿其中的主线是欣赏标准的争论。源自齐梁时代的"天机自然"与"假借经史"之辨,至唐代诗论中逐渐发展成"自然天真"与"苦思才力"的两类境界。宋人对"天然妙悟"和"功夫学力"的轩轾,已显示出区分盛唐诗与晚唐、宋诗的倾向,开启了明清的门户之见。宗唐派在明代发展到全盛时期。盛唐诗以其"天真兴致"、"天机自流"成为诗歌美学理想的代表,中晚唐诗则因"人能学力"而被视为为宋诗之源。清人将两类标准归总为天分与学力之争。各派论说几经反复较量,至清中叶以后,由于时代和学术的原因,宗宋派渐占上风。而在这历经千年的唐宋诗之争、初盛与中晚唐之争的错杂交替中,中国诗学批评的各种概念也愈益丰富完善。风格、意象、声调、格律、法度、体调、情理、文质、气势、神韵......等一系列批评术语遂构成了中国诗论的传统,其影响一直延及本世纪末。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学术的冲击,首先是在破坏经学的地位,解除学派的束缚。因而先秦文学、特别是以胡适和古史辩派为代表的诗经研究,在二、三十年代成为重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突破口。他们不但要还诗经以乐歌的本来面目,而且还从经典化的古典诗文中勾勒出白话文学的历史。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正是从配合新文学的创作开始的。伴随着这场学术革命,学者们也开始了对唐代文学的重新思考。二、三十年代关于唐代文学的论述大多见于当时涌现的二十多部文学史专著中。其中影响较大的谢无量的《大文学史》,将唐代文学的重要文体、派别和诗人群体关系作了初步的绪理。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则着眼于唐代文学的阶段性演进的特征和不同派别,尤其注意到影响文学的诸种外因,如政局、选举、交通、生活、外乐等,已为本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指出了许多基本的课题。但早期的多数文学史著作正如王瑶先生所说:"文学的概念和范围都十分驳杂。"而且唐代文学的专论也寥寥无几。或许因为唐代文学研究本来就没有蒙上太多的经学色彩,明清时代强调诗教的学派又往往在研究思路和概念方面缺乏新创。因此相对先秦文学尤其是诗经而言,唐代文学研究观念革新的力度并不太大。从世纪初王运的《湘绮楼论唐诗》到二十年代的邵祖平的《唐诗通论》,尽管对史的描述已初具轮廓,但其基本论点仍未能脱出明清以来天分、学力两大范畴的笼罩。直到闻一多的《唐诗杂论》和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出现,"以诗证史"、考证与审美欣赏并重的研究路数才开出了新的研究视野。闻一多在诗人生平、交游的考订,全唐诗的校勘、补编,诗人小传、别集校读、文学年表、人名引得等方面,以其多样化的研究手段为本世纪的唐诗研究奠定了广泛的文献基础。而他本人早年留美的经历以及在新格律诗方面的创作成就,又使他能融会西方和中国的意象理论,以现代诗人的敏锐感受和艺术气质挖掘出唐诗更深层的美学意蕴。在唐代小说方面,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都在古小说辑轶稽考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新的史学观念。虽然前者重视文人心态,后者侧重民间文学,但都是在变动的时代、风俗和环境中展示小说的发展线索。其中不少论述虽然简要,但至今仍被奉为古代小说研究立论的基准。

            五十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与其余各段文学史一样,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的主线。在"人民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几根标尺的衡量下,精华和糟粕的区分变得简单而又轻易。尽管十七年间政治的变化晴雨不定,学界的自由度亦时有松紧,但这种固定的研究思路,使学者们的努力只能局限于思想价值评判,尽可能多争取一点公正,少抛弃一些遗产。以唐代作家而言,除了杜甫和白居易以外,要对李白和王维这样的大家作一点辩证的分析,都不容易,又遑论其他!在这样的气候下,林庚先生对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文学的性质提出新的看法,便掀起了被批判的轩然大波,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前辈学者们仍然顶着压力,凭着学术的良心,为唐代文学的研究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我以为五六十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将文学和时代的变化联系起来,强调了社会经济、政治、哲学和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其次,明晰地描述了诗文、小说、变文、词等各体文学的发展流变;第三,对重大文学现象初步进行了纵贯性的系统的研究;第四,大、中、小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基本上得到了恰当的评价。这些成果集中地反映在六十年代初出版的游国恩等主编、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主编、以及刘大杰所著的三大种文学史里,也散见于从三四十年代过来的学者以及当时的一些后起之秀的个人论著中。在知识的系统性、学术的规范性,以及对唐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课题的开拓方面,为本世纪后半叶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以林庚、程千帆、萧涤非、马茂元、王重民、孙楷第、任半塘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大学者不但以其富有前瞻性的研究启发了一代学人,而且为八十年代后继人材的培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革十年是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一场浩劫,唐代文学自不能幸免。虽然个别"法家"如柳宗元受到特别青睐,其文集亦赖以得到整理。但学术发展的断流,研究人材的断层,思维模式的僵化,社会文化基础的薄弱,对于本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七十年代末到现在,是中国学术的繁荣时期。也是唐代文学的丰收季节。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使八十年代初涌现出一批冲破五、六十年代学术藩篱的研究成果。以文学现象和作家评判方面的纠偏为主,同时也出现了少量具有开拓新意以及掘进力度的论著。尽管研究的课题大多未能超出本世纪以来前人论著中已提及的问题,例如唐诗繁荣的原因、初盛唐的诗歌革新、盛唐气象的实质、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的过程等等,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透过表象的描述,深入到发生的背景、特征的总结和内在的联系。此后随着方法热的兴起,在观念更加开放的时代思潮中,唐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大大拓宽。而在借鉴西方学术模式和抵制生搬硬套的反复辩论中,学界也逐渐走向成熟。我以为新时期的唐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综合性研究、外围性研究、以及联系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其中中唐两大诗派形成原因的探讨,唐代文学思想史的建立,文学与科举关系的考察,文人群体、政治集团等社会关系和隐逸、交游、干谒等生活方式对文人思想和心态的影响,儒、道、佛三家思想与文学观和创作的关系等重要课题,相继成为热点。并在有力者的开拓与研究人群的呼应之中迅速深化。唐代文学的整体人文背景渐渐得到清晰而深刻的揭示。

            其次是唐代各体文学的时段性演进过程的研究,特别是诗风和文风的嬗变,从八十年代中叶以后到现在盛行不衰,成为硕士、博士论文的基本选题。其中对于过去注意较少的文学发展环节的发掘,尤其是中、小诗人群体或流派在诗歌盛衰史中的作用,已经取得了超过前人的认识。

            第三是对唐代作家的传论性研究,也有空前的进展。以陈贻焮《杜甫评传》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评传,和以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为代表的作家生平事迹考证,是对清代学者到闻一多唐诗研究传统的继承和突破。考证与作家思想、创作道路、作品分析、时代背景研究的融会贯通,是这时期作家考据的重要特色。

            第四是从审美的角度对唐代诗歌、小说、散文的艺术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研究。几乎所有大诗人的作品都从意境、风格、意象、情景、声调等方面得到了细致的探索。其中王、孟山水诗和韩孟诗派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各类题材和诗体的研究也已全面铺开。从山水田园、边塞、送别、艳情、乐舞到咏画、咏物;从五、七言律诗到乐府歌行、绝句,已很少有空白遗留。唐代小说研究以程毅中、李剑国为代表,在资料考订、题材分类及单篇作品的分析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也相当引人瞩目。八十年代大量鉴赏辞典的出版,虽然过于重复,不免芜滥,但也确实矫正了五、六十年代作品艺术研究相对薄弱的欠缺。而且对唐诗的普及作出了必要的贡献。

            本世纪在唐代文学的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而最后二十年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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