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这就是隋代诗歌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它提供的有益经验。"葛晓音的《八代诗史》，则在研究深度上超越了前人，她首先指出，"隋代的政治  文化状况在文帝和炀帝两代不同的统治方式下，呈现出极大的差异"，这是隋朝前后诗风发生变化的原因。接着，她又在与梁陈齐周诗  的比较中，归纳出隋诗"时有蒙气"、"普遍缺乏创新精神"的特点。同时她又对隋诗这种特点产生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隋诗普遍缺乏创新精神，当与作者多为朝臣、前期受文帝儒家教条的压制，后期又受平庸嫉才的炀帝的压制有关"，"还与这一代作者大多才情不高有关，就连水平较高的诗人也缺乏雄厚的才力和突破的气魄。"八十年代后期，又出现了一篇综合研究隋代诗歌的论文，即章壮余的《试论隋代的诗风》，文章论述了隋代边塞诗、爱情诗、抒情诗等题材的变化和特点，一方面指出了这些诗作的清新刚健诗风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揭示了隋代诗风向唐代过渡的痕迹，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到九十年代，对隋代诗歌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多了起来，而且角度更多、方法更新，取得的学术进展也就更大了。钟优民的《隋代诗歌的嬗变轨迹与基本特点》从"余音袅袅的浮靡诗风"、"新风渐开的缓慢蜕变"、"激烈抗争的民间歌谣"、"继往开来的隋代诗论"等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隋代诗歌在中国诗史上的过渡性特点"。贾晋华的《河汾作家群与隋唐之际的文学》一文，受罗宗强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一书"论隋代文学发展而以作家群分"的研究方法的启发，对"一个从未为研究者所注意的重要作家群──河汾作家群"及其作品进行稽考和评述，并探讨了其对隋唐之际文学发展的影响，文章首先断定王通及其讲学活动是真实可信的，继而稽考出"隋大业中，以王通讲学为主要背景，在河汾一带聚集了一批作家，可考者有王通、王度、王绩、薛收、杜淹、凌敬、薛德音、陈叔达、仲长子光。作品现存有王通一首诗、王度一篇传奇、王绩十三首诗文、薛收二首文赋、薛德音一首诗、陈叔达二首诗、凌敬可能一首诗，以及《中说》文论数则。"文章认为，"河汾作家群不同于隋代其他作家群的最突出特征，在于他们表现出一种对于隐士风范和田园诗及自然率真风格的新兴趣"，进而认为，"河汾作家群以其特有的创作风格和业绩，不但在隋代文学中独树一帜，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而且对初唐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延及初唐的第二代诗人"。应该说这是本世纪隋代文学研究中极为难得的一篇力作，文章不仅角度新，开掘深，而且立论稳，考评结合，相得益彰。贾晋华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隋唐五代类书与诗歌》也是一篇视角新颖的佳作，唯文章以唐代为考察重点，隋代只是一笔带过，故留待后文再加评述。王步高是继贾晋华之后又一位对隋代诗歌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学者。其《斫雕为朴及隋代南北诗风的融合》认为"隋代是扭转齐梁诗风、拓宽诗的题材、进一步推进诗歌格律化进程并使六朝诗向唐诗过渡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隋诗斫雕为朴，摧柔为刚，重乎气质，则对矫正齐梁以来的淫靡诗风起了巨大的作用。"其《略论隋代诗体的格律化进程》，则认为"隋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处于一个新老交替时期，旧形式（如五言古诗、乐府诗）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依然是诗歌的主要形式，四言诗主要只存在于宗庙祭祀等场合（如《隋书·音乐志》中的那些诗作），一般文人已很少写作。......隋代的乐府诗，较多用于写边塞诗。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办法，赋予了乐府诗以新的生命力。这与南朝乐府多拟古之作而非直接反映现实生活有所不同。它上承汉乐府、建安乐府，并下启唐代的边塞诗派及新乐府运动。"文章还认为，"隋代统一使南朝诗人把追求形式、格律化的作法传统带入隋朝，而原先就受过王褒、庾信等南来诗人影响的由北朝入隋的诗人，也自觉向南方诗人学习，使隋诗的格律化进程继续发展。"文章最后总结说："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隋代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五言近体绝句已基本成熟，五言律诗已近于成熟，七言律诗、七言绝句也已具雏形，甚至类似五言排律的形式已大量出现。"其《略论隋诗对唐宋诗词的影响》则又从一个新的角度对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进行研究，文章认为，隋诗转变了齐梁以来的淫靡诗风，推动了诗歌的进展。隋诗的丽词雅体及其优美的语言风格，对唐宋诗词的兴盛产生了积极影响。初唐诗人深受隋代诗人的影响，他们化用隋诗词句的情况时时可见。盛唐受隋诗影响最大，如边塞诗、田园诗等。连大诗人李、杜也不例外，尤其是杜甫，受隋诗影响最大。中唐也没有忘记在隋诗中吸取养分。晚唐受隋诗影响较小，但在温庭筠、李商隐等重要作家作品中，也是有迹可寻。宋代诗词受隋诗影响要小得多，但隋诗中一些高度凝练的词句，仍是宋人乐于吸取的。归结上述种种，以"起衰中立"四字来归纳隋诗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则是公允的。这篇文章的出现，标志着本世纪隋代文学研究已经趋于全面和系统化，因为前此的研究多是就隋诗而论隋诗，几无一人涉及到隋诗对后世的影响，故本文在隋代文学研究史上显得尤为重要。

            三、隋代文的研究

            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说，本世纪隋代文的研究都不及隋诗研究，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第十三篇有两节是论述隋代文体的，他在该篇第十七节"隋李谔论文体书之复古"中称赞道："卓哉李谔，盖深知文体之要矣。词人典故，多为借用，移步换形，张冠李戴。所记不过琐琐细事，而懵于大体，李谔欲尽使之钻仰坟素，弃绝华绮，其识亦卓矣哉。"其于第十八节"隋王通中说之文体"中也对王通之文学主张大加称颂："隋炀帝时，文体又趋浮艳，经术弃而不讲，王通乃取《论语》及《诗》、《书》、《春秋》，字摹句仿，亦贤矣哉。"曾了若《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观》对隋之散文考察甚细，他认为在南北朝后期，"有志洗革江左浮靡，能为彻底致力的，当以杨坚为第一人，后之继此而起者，亦不能无受其影响，李谔一书，尤足珍异也。"在论及隋炀帝时，则认为，"其可议者固多，其可纪者亦不能谓无，前人之论，每流于过甚其词，故遗其功耳！即以其提倡典雅文体一事而言，功亦不少；盖广初著文为庾信体，及见柳  以后，文体遂变雅正。闲尝思之，隋代二主，后先相踵，致意矫正颓风，数为难能可贵，即非空前绝后，亦当旷世难逢，以故唐初魏徵颜师古提倡典雅之体，亦不能否认。"此文认为颜之推虽然主要生活在北齐，但其卒于隋朝，故亦视为隋人，而论及其所著《颜氏家训》："有《文章》一篇，主张折衷古今，保存音律之美，......唐代所产生之新文体，不骈不散，亦古亦今，与颜氏主张，当有间接关系也。"此文可谓是第一篇全面、系统，也比较中肯的评价隋代散文成就的论文，言之有据，见解独到，至今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六十年代掀起的对隋代文学评价的争论中隋代散文也是其中的一个话题，汪之明认为，李谔和隋文帝"企图用政治力量来改革六朝以来浮靡文风的行动，尽管由于条件尚未成熟，收效不很显著；但它是继北周苏绰的复古运动失败后的又一个重要回合，在古文运动的发展中是值得注意的。"与此同时，余冠英则发表了针锋相对的看法，他认为李谔《上隋高帝革文华书》"显然是代表了北朝统治阶级对文体的看法"，"和北周的苏绰确是一脉相承"，但似乎不足以说明隋代散文之成就。

            进入八、九十年代，一些专门的散文史方面的著作的出现，使隋代散文的研究更细致了。姜书阁《骈文史论》较系统地论述了隋代散文家和他们的骈文，他首先论及颜之推，认为颜之推的《观我生赋》"文辞较为平直，不及《哀江南》之豪健雄肆也"，"句法也比较单调而少变化"。说《颜氏家训》"虽用骈文，却不以文为重，而以意为主，故骈不求丽，辞不务妍，可对则对，不偶便散，无所固执。"该书还指出李谔"请革文华"的上书，"本身也还是竞奇争巧的骈体文章"，并为"终隋代三十余年并未稍有变革，只不过骈文已被徐、庾作到顶点，也就是带到绝路，此后只能效颦学步，每况愈下而已。"而稍后一年出版的马积高的《赋史》，则述及隋之赋，然系一笔带过，未作深论。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中册，在论述隋代散文方面最为深细，他认为，"当时的某些文人学者，虽有复古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来，隋世文章，是并不统一的。"故该书将隋代散文分为"歌颂新朝之文"和"提倡复古之文"两大类，云隋初"易代之际，一些文人并不凭吊故国，而多歌颂新朝。卢思道、李德林、薛道衡、许善心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者。"又谓"隋朝统一，为时虽短，学风文风变化虽然不大，但有几个作者，如牛弘、李谔、刘炫、王通等，学风文风都有复古的倾向。这是同'斫雕为朴'的政治倾向一致的。"

            值得一提的是，罗宗强等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上卷，一改以往文学通史、断代史很少论及隋代散文的状况，特设一章专论"隋文风貌"，这无疑推动隋代散文研究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