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该书首先认为，隋代的散文是在"一种骈体既难进一步发展、散体又未重新振起的局面"中产生的，而"它也未能打破这种局面"，"依然维持着南北朝散文发展的局面"。具体说到隋代散文的成就，该书认为，"隋文中值得一提的，几乎都是骈体。"但若将这些"有隋一代散文之杰构"，"置之于文学发展史上，则仍甚为平庸，实无称道之必要。"应该说，这些论断还是比较客观、中肯的。

            四、隋代文论研究

            本世纪关于隋代文学思想的专题论文几乎没有，倒是一些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文学理论史涉及到隋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现择要介绍如下：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十六章介绍了"隋代之文学批评及'文中子'"，其中引述了李谔上书中"评论前代文体"等语，又援引了陆法言《切韵序》以证隋初改革文风之收效甚微。其论王通《文中子》文学理论颇有发明："其论诗，一破齐鲁毛韩之师说，认为白黑相渝，是非相扰，又举季札之言，力攻其失，此种识力正自不凡。""其论文独重约以则，深以典二者；至于急以怨，怪以怒，此则狂狷之文，亦非所弃；若夫傲冶碎诞，淫繁捷虚，此则小人之文，盖所忽取矣。要而言之，盖以儒家宗旨，评论文学者也。"又云："唐韩愈之言文，元白之言诗，其义先发于此。"对《文中子》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价值加以肯定。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对隋代文学批评也极为重视："隋代时间虽短，但在文学批评史上却是一个转变的关键"，他认为李谔的《上隋文帝书》"话虽则很平常，但对唐代的思想却有很多影响"魏徵《群书治要序》、武后时薛登上疏请"断浮虚之饰词，收实用之良策"、肃宗时杨绾条奏贡举之弊、贾至对考文之议论均与李谔之论一脉相承。对于王通，该书则比较强调其复古的主张："《中说》中首先对于南朝文学施一总攻击，这即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声"，谓《天地篇》中的"贯道"说"即是后来韩愈《送陈秀才彤序》所谓'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二语之所本"，并谓"《中说》虽不显于当时，但到了中唐以后却是相当的影响。"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四章《隋唐文学批评史》在论及隋代文学批评时，则着重李谔、王通的攻击六朝文，他认为"李谔攻击六朝文的'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稍后的王通则又攻击六朝文，进而攻击文人"，其实质都是在提倡"以理义化民"，"但李谔所言，不及王通的更为周密。此盖一由于李谔在先，故所言甚简；王通在后，故所言较详。一由于李谔本不是了不起的人物，其上书似对文帝的希意承旨；王通则是以道统自负的学者，对这方面的言论当然要比较深刻。"

            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尽管认为隋代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上无所建树，"提出了反对齐梁文风的主张，而又完全否定文学的艺术特点，以一种偏颇去反对另一种偏颇，带着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一时期在文学思想发展史上并无多大意义。"但还是化了相当多的笔墨来阐述隋代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该书首先将隋代作家分为两大群体，认为杨广周围的一大批文人，如柳  、虞世基、虞世南、王胄、诸葛颍等人，"在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仍沿梁、陈之旧"；"另一作家群杨素、卢思道、薛道衡、元行恭、孙万寿、尹式等人"，"他们的创作都表现得比较质朴刚劲，情思亦较浓烈真挚。重情思是这些作家的主要特色，但他们也有一些作品表现出南朝文风的明显影响"；而"另一些作家，如刘炫及其门人，大抵崇尚质实。"在论及隋代文学理论时，该书认为"隋代值得一提的、也是仅有  的两次文学主张，一是隋文帝的下诏改革文体，另一是王通的文学主张。"对于前者，该书探讨了其起因、内容、方法和效果；对于后者，该书评价要高于前者，认为"王通的文学思想略不同于开皇四年文帝下诏改革文风的地方，是他并不反对诗歌"，"也没有完全否定建安文学"。更为可贵的是，该书还对隋代这两次改革文风的主张为什么没有为文学的发展指出一条正确的途径，没有完成文学理论理应完成的对于文学创作起指导作用的历史使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这是一种违背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论主张"，"是一种简单地复归的主张，即以文学独立成科前的理论，来'引导'文学的发展。"二、"这是一种没有反映文学发展趋势的理论主张"，"他们把南朝文学的特点完全否定了"。三、"这种主张在方法论上，和它在认识论上一样，也表现出了形而上学的特点"，"他们想借行政手段，以刑罚的威慑力量去改变文风，这当然不会有好结果。"而且此书最后指出："有人认为，王通的主张开唐代古文运动之先河，韩愈的主张来自王通，此说不确"，这显然与朱东润、郭绍虞二位先生的说法针锋相对了。总之，罗宗强此书虽极否定隋代文学思想、文学主张之价值，但论述深透、全面，故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稍后问世的成复旺、黄保真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二册，则将李谔、王通的文学主张放在隋及唐初"政教中心论的再起"这一发展线索中进行考察，他们认为李谔上书"对批判浮艳文风具有极大的尖锐性，而对文学规律的认识又具有严重的片面性"，认为"王通的文学理论是作为魏晋南北朝以来审美中心的文学理论的对立物、批判者而出现的。其特点主要表现为文学观念的全面复古，即对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特征、社会作用等问题重新作出解说，重新强调文须以政教为中心，"该书最后给王通以很高的评价："在中国古代以政教为中心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史上，王通起了上承秦汉，下启唐宋的历史作用。"

            王运熙、杨明著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其论隋代文学批评也颇多新意：首先，该书对"隋代文学批评风气"的特点和社会文化原因进行了探讨，而且还从《隋书》列传中发掘了一些从未被人注意的、反映隋代文学批评风气的材料。其次，在论"王通与《中说》"时，也能结合王通的其他著作，从整体上把握王通的思想体系，为《中说》中反映的文学主张张本。该书在几乎逐条评述了王通《中说》有关文学主张后认为："王通的文学思想是相当偏激狭隘的。不过他由于强调文学的政教作用和功利性质，从而重视诗歌之反映社会、传达人民情绪，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这个评价应该说还是比较公允的。该书最后特地指出："尽管他的文学思想有重大缺陷，但他的一些观点，确可视为唐代某些诗文理论的先声。"这个观点显然又与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相左，而与朱东润、郭绍虞等人看法近似。

            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虽然没有专门论隋代的文学批评，但对李谔上书指斥"江左齐梁"文风的研究却颇为新警："这篇文章是骈体，所以他所反对的不全是骈文这种文体。从'雕虫小技'、'先制五言'的提法来看，矛头针对的是南朝人潜心专志的诗赋"。文章认为，"李谔的这种看法代表了北齐一些世家大族的观点"，因为李谔出自北齐大族，而"北齐境内一些世家，确实比较坚持正统的儒学而不大讲究诗赋"。这种追本溯源的研究比一般的文学批评史显然要深刻得多。                                                              

        第二节    作家作品研究      

            一、杨广及其作品研究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由于历史学家对其政治品格、生活作风等毁誉不一，使得文学研究界对其文学成就和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看法也互为轩轾。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是本世纪较早对隋炀帝文学成就进行评价的一本书，该书首先援引魏徵《隋书·文学传序》，认为炀帝即位之初的诗文作品，尚能"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对炀帝后期创作之评价也是否定中有肯定："炀帝践祚，骄暴日甚，东西游幸，穷极侈糜，所至流连声伎。其《清夜游曲》，犹陈后主之《后庭花》也。于是当时文士，复好丽词，雅制终废，然新声竞作，为后世戏曲之萌芽；律体大进，又有以导唐人之先路。"

            与谢无量不同，刘大白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对隋炀帝杨广诗文创作则全盘否定，而这又是与其否定杨广之人品联系在一起的。刘大白先是将隋代与秦代相比，说"杨广（炀帝）底荒淫，过于胡亥（秦二世）"，又说"他底为人，是最善于矫饰的"。用这种有色眼镜看杨广的诗文创作活动，评价自然就不会高了："当他做晋王的时候，阴谋夺嫡，曾有种种矫情饬貌的作伪的行为。所以他底非轻侧之论，安知不是一种借此迎合杨坚心理的诈术？就是即位以后的词无浮荡，也许只是涂饰臣民耳目的。""像《春江花月夜》之类，也跟陈叔宝底《玉树后庭花》相差无几，可知也不见得绝对地词无浮荡了。""后来东西游幸，流连声伎，新声竞作，艳曲连篇，于是浮华淫靡的余焰重扬，终于亡国杀身"。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虽然对杨广的政治大加挞伐，然对其诗文创作才华则揄扬不已："（杨）广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他虽是北人，所作却可雄视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