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薛、卢之辈，自然更不易与他逐北。像他的《悲秋》（略），又像他的《春江花月夜》（略）都是置之梁祖、简文诸集中而不能辨的。又有'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的数语，曾为秦观取入词中，成为绝妙好词。"

            曾了若在其《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观》一文中也对刘大白过分贬抑杨广表示不满，他认为"（杨）广之崇尚典雅，原有所本，非一时矫伪之行，近人刘大白著《中国文学史》诋其非出真意，宁不过苛？"并引魏徵《隋书·文学传序》对杨广之评价，说"此语出反对者口中，显见公道自在人心，为良心上不能抹煞者。"

            在《中国文学流变史》中，郑宾于虽然也认为杨广之提倡雅体是矫情之举，但他并未全盘否定杨广的诗歌创作成就，而是从诗歌艺术发展的角度对杨广诸多作品给予肯定，他认为"炀帝在文学上最大的贡献是'新声'"，并专列出一小节"隋炀帝的新声──《泛龙舟》和《春江花月夜》"，讨论其在中国乐府文学史上的贡献。与郑宾于类似，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也着重强调了炀帝对乐府文学的贡献。

            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对隋炀帝的文学成就基本持否定态度，而这种否定也是和指斥其荒淫、矫情联系在一起的。如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就认为："他的诗与他的荒淫生活是极相合拍的。'喜游春歌''江都宫乐歌''春江花月夜'等诗都可证明这一事实。'隋书''文苑传序'中说他的作品'意在骄淫，词无浮荡。缀文之士，得以取正'。除第一句话合乎事实外，其他三句都是阿谀之词。隋炀帝杨广以帝王之尊来提倡这种艳情诗，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臣僚中自然有不少人来附和他，使得诗歌领域中的本来就很有力量的梁陈遗风复炽，这就多少阻碍了诗歌更快地向健康的道路发展。"刘大白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认为"隋炀帝（杨广）的荒淫，与陈后主无异"，认为《隋书·文学传》说杨广"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又说他"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那是并不真实的"。

            相对说来，罗宗强等人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对杨广的评价是比较辩证的，对诗歌作品的研究也比较深细。该书首先看到："杨广的诗比较复杂"，"他的诗与他的人似有某些不吻合处"，并认为"这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在对杨广诗歌具体分析时该书比较客观的指出了其艺术成就："他的乐府写得颇为清新明快，《江都宫乐歌》：'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余秋'一句，便把江南秀色轻轻带出，把'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州'的宫体格调冲淡了。《四时白纻歌》中的《江都夏》也有类似情形，虽写飞楼绮观、花箪罗纬的宫廷生活，但是'梅黄细雨麦秋轻，  枫叶萧萧江水平'的江南明瑟水木的清新气息还是冲淡了宫体格调，给人以愉悦之感。《春江花月夜》则连宫体格调也没有，完全是一种清新明丽的美"。该书还进一步指出，杨广的诗与其人不完全吻合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可能是"春水、春花、夜雾、月色，与传说中的动人故事，这些江南风物的美，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进入到杨广的乐府中来，带来清新、明快和纯美。"另外可能与杨广"这个人的复杂性也不无关系"，认为杨广虽然有残暴的一面，但"他即位以后，敕修新律，减文帝之苛政；恢复学校，倡进士之举业；他爱读书，能著述，藏书籍求窗明净几，善诗文而亦温文尔雅，这是他的另一面。或者正由于这另一方面，他接受了江南的人情之美，在他写他的淫靡奢侈生活的时候，常常不知不觉的带出这种美，使人忘却他是一位暴君。"这些评价和分析就比较能揭示出杨广这一历史人物特有的复杂性，因而也就比较能使人信服了。

            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对杨广的研究也比较深入、细致。他们对《隋书·文学传》中所说杨广"非轻侧"、"归于典制"的现象，有独特的理解："第一，炀帝和南朝的几个亡国之君不同，并非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开皇元年（581）十三岁即出镇并州，封晋王，《隋书》本纪称其'沉深严重'，辅导他的又是以刚毅著称的王韶、李彻。后来历经戎马，建功立业，即位后又'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可见他的性格中具有进取奋发的一面。同时，文帝崇节俭，独孤皇后又'性忌妾媵'，炀帝在文帝生前不蓄声伎，不听音乐，即位之初还下诏'卑宫菲食'，不论是巧于自饰，还是严于自律，总之在他前期的诗文里体现的'人君之度'，是可以理解的。只是由于他后期的荒淫无度，滥用民力，再加上笔记、小说的渲染，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才变得十分恶劣。第二，炀帝青年时期就爱好文学，柳  、诸葛颍、虞世南、王胄等人都是晋王府中学士。......从他的生活经历来看，平陈后久居江南是他沾染华靡的转折点。不过由于隋文帝还在，他大概不会公开写艳诗。及至即位后久被压抑的精神和物质欲望乃无限扩张，一方面向往'秦汉之规模'，一方面又溺于享乐无度而不能自拔。这两种因素在作品中此起彼伏，所以既有《冬至乾阳殿受朝诗》、《饮马长城窟》、《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这样的'雅音'，也有《四时白纻歌》一类'郑声'。"在对杨广诗作进行具体评价时，该书也多新见。如评《饮马长城窟》"写得颇为劲健"，《白马篇》"比王胄的同题之作要更加壮丽"，"不论作为最高统治者如何昏暴，但他诗里所呈现的气度格局却远非南朝的君主所能比拟。"而且本书还认为，"南朝从谢朓以来下开唐音，主要是从风韵、格律着眼所作的论述；真正在气格上可以作为闳丽壮阔的唐音前奏，还只能是这个昏暴之君的作品。"这样评价隋炀帝的诗文和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才是真正的不以人而废言的客观态度。

            在本世纪研究隋炀帝杨广的专题论文不多，罗庾岭的《亡国之君多有才艺──评陈后主、隋炀帝的文学成就》，就陈后主、隋炀帝两位亡国之君的文学成就予以集中讨论，既实事求是的肯定了陈、隋二帝在文学创作、促进诗体进步等方面作出的贡献，又论述了隋炀帝所作的五言八句形式的诗歌在音律、对偶和辞藻方面与唐代五律相通的一面，论述了七律在隋炀帝手里得到发展进步的情形。

            二、卢思道及其作品研究

            卢思道是由北齐入周、由周入隋的诗人，其人及其作品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尽管本世纪探讨卢氏的专题论文为数不多，但各种文学史、断代史、分体史多少化了一些笔墨对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

            本世纪上半叶编著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对卢思道大多一笔带过，如刘大白的《中国大文学史》说"卢氏五七言兼长，如《听鸣蝉》、《从军行》等篇，或为时人所推重，或为后代所传诵"，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思道所作，情思颇为寥落"，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谓卢思道"能用极新鲜的格调写出诗人复杂的情绪，这就是他唯一的特色了"。五、六十年代编著的文学史、断代史对卢思道及其诗歌作品的论述稍稍具体了，如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说："卢思道创作就总的倾向说来，仍受着梁陈诗风的支配，这在他的拟乐府如'日出东南隅行、'美女篇'等作品里表现得很清楚。......但就个别诗篇看来，卢思道的作品还有几篇是比较进步的。如'从军行'、'听鸣蝉篇'等。在'从军行'里，一方面反映了闺中妇女对于征人的怀念之情，意思虽不很新奇（这种内容在同时的作家如杨素等的作品中都有），但语言比较清新，情感也比较真实，无太多的雕琢之弊。......'听鸣蝉篇'可以说是卢思道的代表作。在这首诗，作者通过鸣蝉来发抒他在官场沦窒不得意的积愤，也讽刺了无功受禄的权贵们，不但感情真，而且意思深刻，也有较多的含蓄。就这一时代说来，确是一篇难得的作品。"游国恩等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主要介绍了卢思道的代表作《从军行》，认为"诗中抒写了征人思妇互相思念的痛苦，并对追求功名的将军作了委宛的讽刺。语言清丽流畅，句法多用对偶，具有早期七言歌行的特色。"

            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文学史、断代史、分体史对卢思道的研究更加深入。如姜书阁的《骈文史论》论卢思道的骈文："今存之文，独《劳生论》刺世态之炎凉，慨人生之艰虞，颇多感愤"，并谓"卢思道有此一篇，已足高踞有隋一代骈体文坛之魁首"。葛晓音《八代诗史》论卢思道诗尤深细，该书认为卢思道的"乐府诗明显受到齐诗普遍好尚绮艳诗风的影响，除少数写游仙、宴饮以外，大多是模仿南朝艳情诗，比魏收学得更地道，也更圆熟。他本是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这些诗写的却是南方的风情，连'湘水'、'桂林'等地名都照搬不改，风格之华艳软媚自不待言"，在论及《从军行》时，该书认为这是"他乐府诗中唯一的佳作"，"全诗一气运行而转折多姿，词意苍凉而深情绵邈，虽无艳语，却自有柔婉轻情的情调隐含在刚健劲逸的气势中。较之庾信和王褒的《燕歌行》将南方的绮词丽语和北方的荒凉景色交互穿插和相加的办法，卢思道这首诗南北两种风格融合得更为自然，无论是思想境界和艺术水平都大大提高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