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在评论卢思道的古诗时该书认为"卢思道的古诗大多为赠别、应酬、咏物，内容并无新意。但善写苍山落照，平野远峰、暮烟空庭一类荒寒清疏的景物。"对卢思道的《听鸣蝉篇》，该书也作了相当中肯的艺术分析："前后两部分内容表面上没有关联，但蝉声的酸嘶与客子的悲鸣何其相似，蝉质的高洁与尘世的鄙俗又恰成对照，这就以内在的联系组成了完整的结构。这种由咏物或咏景起兴，长篇大论抒发感慨的写法，为杂言歌行创造出一种新的结撰方式，后来在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又得到发展。全诗骈俪中有流逸之气，声调朗畅，导初唐卢骆长篇古诗和歌行之源。"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首先对卢思道入隋之后所写诗作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卢思道的《游梁城诗》"由邹阳上书而联想及季札挂剑，又触发起对于知己难逢的叹息。原野初寒，亭皋落照，空城归鸟，古树荒凉，种种落寞苍凉之景色，完全表现出他此时的悲凉心境。诗是写得很深挚真切的。"他们又认为，卢思道的诗，表现最出色的就是"这种真挚朴厚的悲凉情思"，而"这种情思的最为出色的表现，从现存作品看，要算他那篇作于北周的《听鸣蝉篇》。"

            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中对卢思道的研究是诸"文学史"中最深入的，该书对卢氏生平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进而论述了其诗文成就。他们认为，"他现有的作品中较好的诗大抵作于齐、周之世，而较有价值的文则多为隋初所作。"在评述卢思道最著名的诗《从军行》时，该书除了初步考订了此时的写作背景，还与庾信、王褒的《燕歌行》进行了比较；在分析其《有所思》诗时，也探讨了作意和题旨，并谓此诗"受南朝诗人的影响最深"。在评述卢思道的文时，该书认为卢思道的《孤鸿赋》"对了解作者的生平有相当大的史料价值，但作为文学作品，却不见突出的长处"；认为"他的骈文《北齐兴亡论》、《后周兴亡论》和陆机《辩亡论》类似，目的在总结齐、周二代历史经验，可能想以此作为进身之阶，企求隋文帝任用自己"；谓卢思道的《劳生论》"以自己一生中仕途经历为线索，假设主客答问，对当时士大夫的趋炎附势、诈伪反复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讽刺。"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对卢思道诸多散文作品论述较为深刻，认为"《劳生论》是思道现存文章的一篇代表作品，以主客问答之体，发为'指切当时'之论"，"其中对于世态人情揭露的相当深刻。可以说是笔墨淋漓、不留情面的文章。"还认为卢思道的《北齐兴亡论》《后周兴亡论》"恐是一篇文章，后人裂而为二"，"作者历仕三朝，饱经世故，兴亡事迹，都曾目睹。故列举事实，了如指掌。而且行文于易代之后，对于前朝也无顾忌。或褒或贬，相当客观。以齐周为鉴，对于大隋，亦不无规劝之意。这样的文章是写得比较真率的。"针对张溥过分指责卢氏  的言论，本书最后郑重指出："总的看来，卢思道歌颂新朝而贬损故国，并没有背离史实而求荣希宠，其人品文品，未可厚非。"

            本世纪研究卢思道的专题论文只有一篇，即倪其心的《关于卢思道及其诗歌》。该文对唐初以来人们一直把卢思道划为隋代诗人的做法提出异议，经过考证，该文认为，"卢思道并非如张说《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所说，是卒于隋开皇六年（586），而是卒于开皇三年或约开皇二年，则他应是北朝作家，不宜为隋朝代表诗人。"该文对卢思道的诗歌写作时间也进行了考证，认为"今存卢思道诗歌，大多作于北齐，少数作于北周及隋。而其传诵当时的名篇，也都是北齐及北周时的作品，而非入隋后所作。"文章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卢思道应归入北朝，其诗歌具有北朝诗歌的特点，他是北朝后期的一位代表诗人。"

            三、杨素及其作品研究

            杨素是隋代诗坛一位颇引人注目的诗人，其诗歌创作带有鲜明的刚健质直的风格特征，是南北诗歌交融的产物，因而在本世纪也获得学界较多的青睐，人们除了在各种文学史、诗歌史中对其文学成就加以描述，还出现了几篇很有见地的专题论文。

            郑振铎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十分推崇杨素，他认为"在北人里，较有才情者还要算是一位不甚以诗人著称的杨素"，认为其《赠薛播州十四首》"非齐、梁所得范围"。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认为"杨素虽是一位武将，却也有文采"，"他的诗虽也讲求对偶和词藻，但绝无南方那种脂粉轻薄的气味，处处显出一种质朴的风格，在当日总算是难得的。"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罗宗强等编著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以及章培恒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杨素也有较高的评价，唯不太深入，故不再赘引。

            与上述诸文学史不同，葛晓音的《八代诗史》和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对杨素及其诗歌成就作了较深入的探讨。葛著认为杨素"本有文才，却一生以武功为事，以名将著称。这种经历和气质决定了他的诗歌'骨格高老'、笔力横壮的特点"。在对其作品进行艺术分析时，也颇具体而独到：如评《出塞》第二首"能从作者身为统帅、长年征战，备尝艰辛的体会出发，将怀古的悲慨和忧国的激情融合在朔方荒凉凄寒的景色中。写景用排偶全面铺陈虽是北朝和隋诗的熟套，但此处集中塞外生活中最令人愁惨的各种情景。使一个个片断结合成完整的境界，悲凉慷慨，尚无堆砌之感"；再如谓其《赠薛播州十四首》"虽多用排偶，而有汉魏古意，声调已近唐人五古"，亦为的评。在论及杨素为人、为诗异趣时，葛著认为"杨素位高权重，贵盛无比，在政治作威作福，善搞阴谋。但颇有才艺风调，他的诗有一种超尘拔俗的气格，表现了他在政治生活之外的另一种性情面目"，并举《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二首》为例。葛著最后认为，"杨素诗歌典型地反映了隋诗词清调雅的一面，而其骨格苍老、章法新颖的长处，则是他能在当时超出一格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由于是从具体作品分析得出的，便显得新警而令人信服。曹道衡、沈玉成对杨素诗歌成就的评述也颇具新意。如他们谓《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二首"尤为出色"，"写山中景色幽静秀丽，极尽刻划之能事，其观察细致，色彩绮丽近于张协和谢朓之作；表现山林寂静气氛，则又近似左思《招隐诗》与郭璞《游仙诗》。这两首诗对景怀人，写出了从朝至暮的山色，远景近景、动态静态，无一不是独坐者眼中所见，就自然绾合到'故人不在席'。"针对沈德潜《古诗源》中"武人亦复奸雄，而诗格清远，转似出世高人，真不可解"的议论，他们认为，"其实这并不奇怪，诗歌和道德本来不是一回事，风格与人格常常可以分离，而人的思想又是复杂的多元体。弘农杨氏在北朝本是大族，杨素从小好学，文化修养比较高，后来又有多方面的生活经历。诗中体现的气格，正是位极人臣之后思想中另一侧面的表现。"在分析杨素一些壮美风格的作品（如《出塞》之二、《赠薛播州》十四章等）之后，他们提出，"撇开旧的道德尺度，可以发现杨素和曹操的气度不乏有趣的相似，差别在于异代不同时，所以表现的形式也各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种比较是饶有趣味的。

            本世纪研究杨素及其诗歌的专题论文只有乔正康的《略谈隋代的杨素及其诗歌》一篇，乔文出自一位中文系学生之手，显得有生气。该文首先针对旧史家对杨素的历史贡献的贬低，认为，"南北统一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广大人民的愿望。而在隋文帝完成统一事业过程中，起很大作用的是杨素。""隋文帝时期，突厥曾两次大规模入侵，都被击退。这两次斗争的胜利，保卫了国家，保卫了边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这两次反侵略斗争中，起很大作用的也是杨素。"针对当时某些文学史家在其著作中没有给予杨素的作品以公正的评价，该文继而又发抒己见：在隋代"成就较大，能推动隋代诗歌朝着刚健清新的方向发展，并对唐代诗歌起一定影响的作用不是别人，而是杨素。"文章认为，杨素的风格是刚健沉雄、苍凉悲壮。杨素的两首《出塞》"表现了诗人'忧国不忧身'的爱国主义情绪，真实而形象地写出了边塞征戍的生活"，"可以看作是盛唐边塞诗的先驱"，"它给予盛唐这一方面诗歌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仔细读一读高适、岑参、王维的有关作品，就能体会出他们那高亢的歌声、雄浑的风格是和杨素的《出塞》一脉相通的。"通过对杨素赠薛道衡十七首诗的分析，文章又认为，"杨素的这些诗歌对唐代边塞诗和王、孟一派的山水田园诗的影响是显著的。杨素是大力改革齐梁诗风的第一人。"文章最后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杨素的确作出了他同时代人所未作出的事业，写出了同时代人所未写出的诗歌。'兼文武之资，包英奇之略'。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军事家而且是杰出的诗人。"尽管这些评价有抬高杨素之嫌，但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和敢于另辟蹊径、探求真知的治学品格仍是值得赞扬的，更何况这是本世纪唯一专论杨素及其诗歌成就的文章，就显得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