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作者的这些分析不仅细入，而且也有相当的说服力。再如，作者在对唐代幕府中府主与幕僚均喜说闲话、讲故事的现象细致考察后指出，学界普遍认为的唐代传奇小说的繁荣与进士行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说法值得怀疑。他认为，牛僧孺的《幽怪录》（即《玄怪录》）并非成于早年（牛僧孺贞元二十一年和李宗闵同登进士第），当为幕府宾主之间的谈故事的记录，据书中提及的时间推论，大概是在淮南、东都、山南任上完成的；张读的《宣室志》，似成于大中十年至十二年宣州幕；裴铏的《传奇》，成书于乾符年西川幕府；高彦休编《阙史》在中和四年高骈淮南幕府；刘山甫《金溪闲谈》乃作于福建判官任上。作者最后认为，唐代传奇的创作实与幕府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它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唐代传奇生成的文化环境以及唐人小说繁荣的重要原因。这样的论断应该说是新颖而又辨正的。

            三、唐代文学与文化思想之关系

            有唐一代儒、道、释并存，是一个思想十分自由开放的社会，而这也是唐代文学之所以空前发达繁荣的一个外部原因。所以，本世纪学界不仅对儒家思想与唐代文学之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多角度的研究，还对佛教、道教对唐代文学之深远影响作了较为细致而深入的探讨。

            唐代文学与文化思想之关系  唐代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儒家思想和外来文化、其他世俗文化对唐代文学具有相当的影响，本世纪涉及这些问题的成果有不少。

            在本世纪上半叶，学界主要从外来文化对唐代文学之影响的角度分析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刘恕铭的《唐代文艺源于印度之点滴》、任铭善的《唐学》、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罗香林的《唐代文化史研究》等。

            从五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末，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从八十年代开始，人们注重分析唐代文学的文化品格研究，尤其是对儒家思想对于唐代文学之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就宏观研究而言，主要有刘修明等的《试论唐代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孙昌武的《唐诗与文化的积淀》和葛晓音的《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等。

            长期以来，人们在分析唐诗繁荣原因时，都要论及当时文化开放的大背景。史学家们也在探讨唐代文化和风俗的"胡化"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般人心目中也形成了唐代是一个国际化社会的印象。但是，葛晓音在全部初盛唐诗里将"胡化"的影响仔细地搜索了一遍之后，却意外地发现：除了岑参作于西域的边塞诗以其异域情调和新奇风俗为盛唐诗开出绚丽多彩的一块领地以外，可资说明"胡化"对诗歌产生重大影响的例证很少。作者在经过对唐代中前期文化史的重新考察后指出，大唐建国以后，在前期的一百四十多年中，以其强大的国力为后盾，既在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积极地推动汉化的进程，以建设本土文明，又在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和战争中，坚持以中华礼教作为胡汉文化交流的主导，广泛而有节制地吸取外来文明，从而达到了全面开放的极盛时期。以往学界在阐述唐代社会胡化的问题时，只注意各种具体例证的搜寻，没有分析这些"胡化"的迹象在总体文化中所占比例大小和层次的深浅，从而造成了唐代社会在开元前后普遍胡化的笼统印象。而唐前期文明以华化为主导的倾向，正是初盛唐诗人描写境内胡俗的作品很少的基本原因。作者最后认为，只有分别研究安史之乱前后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才能找到盛唐之所以成为最开放时代的根源，并为我们今天处理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就儒家思想与唐代文学之关系而言，本世纪学界研究的重点是在一些重要的作家身上，人们比较喜欢分析王勃、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等著名文学家，和唐代的文学运动如新乐府运动、古文运动与儒家思想之关系，还喜欢探讨唐代的文学理论、创作倾向、审美趣味与儒家思想之关系。从宏观角度分析唐代文学与儒家思想之关系的成果虽然不太多，但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如葛晓音的《论唐宋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张明非的《儒家诗教说在唐代的兴衰》、邓小军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陈选公的《唐代文学的文化规定》等，均对儒家思想对唐代文学之深远影响作了细入的分析。

            其中葛晓音文通过研究盛唐文儒的形成过程和开元礼乐雅颂大盛的局面，及其对天宝时代思潮的影响，使我们清楚地看出了初盛唐学术发展的走向，盛唐两代文人的思想和命运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人们更透彻的理解盛唐诗歌革新的思想中强调大雅颂声的深层背景；李华、萧颖士、贾至等人复古思想的实质和局限；元结、杜甫诗歌中雅颂与讽刺并存的原因。而文儒合成复又分化的过程，正与开元诗歌中统一的时代精神至天宝开始分裂的过程同步。所以，作者选择这一新的视角来观察盛唐诗歌演变的根源，当是很有意义的。

            邓小军著会通文史哲，运用宏观与微观向结合、考证与分析向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作为唐代文化中最重要一部分的唐代文学。该书不是缕述纷纭复杂的唐代文学现象，而是探微抉奥，阐发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作者认为，隋唐两代四大文化主峰是河汾之学、贞观之治、杜甫诗歌、古文暨儒学运动，创造性地回应现实重大挑战，从而创造文化主峰推动文化发展。唐代文化之盛的主因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创造性发明、发展、利用；唐代文化精神是人性人道精神；唐代士人对佛教的态度是包容异质文化而不失掉自己。作者还强调指出，中国文化精神就是人性精神，唐代文化精神突出地体现了仁，因而唐代文学最富有人情味，最受人喜爱。不仅李杜诗、韩柳文等文学作品富于人情味，就连一部《贞观政要》也读起来亲切动人。唐诗是唐文化的主流所在，便成为唐文化人情味的优势所在，而人情味的根源就是仁。从该书中还可以看出：作者研究唐代文化、文学的心得体会归结到一点，便是：在唐代，中华民族乃是由于发扬光大了固有的优秀文化，自本自根地挺立自己，才能抉择当时的合理政治方向，奠立深厚的国基，形成强大的国力，创造辉煌的文化，同时又气象雄阔地兼容外来文化而摄取营养，从而壮大自己，使大唐文化光耀五洲。而唐代文化的这种精神，恰恰可以成为中国文化与近代文明相结合的逻辑前提，亦是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逻辑起点。

            陈选公文则指出，唐代文学与唐代的"文德"政治有着必然联系并受其双重规定。唐代文学始终是在儒家文化规定下展开并完成的，故而从内部精神内涵到外部形式表现都呈现出充分的儒家文化的性格和特征。唐初文学精神高度理性自觉，已把克服不合乎"雅正"的文风变成了国家的意志和个人的责任。儒家文学的理性精神已经完成，要将它下降为一般文人的自觉意识和普遍文学现实，尚需一个过程。王勃、杨炯等人已有了这种理性的闪光，到陈子昂，到李白、杜甫，逐渐显示出儒家文学精神已实现了理性和感性的有机结合。最迟到中唐时期，文学在本质上、功能上、风格上以及现实品位上已全面实现了"儒家化"。中唐时，儒家文学规定已转化为文人们的自身素质，精神由理性状态转化为人格状态，"文学"成为这种人格状态的自然呈现。韩愈、白居易等人已使文学的"风雅比兴"在理性上的精致纯正和感性上的"法度森严"达到了完美融合，从而完成了唐代文学的一代"王法"。文学的辉煌恰是"文德"政治的应有结果，这一点大抵可视为唐代文学繁荣的主要答案。作者同时又指出，儒家文化规定并不是唐代文学所接受的唯一或全部的文化规定。唐代文学同时还吸收了佛家文化、道家文化及前朝文化甚至还有"四夷"文化。唐代君主对待异端文化的态度，是既允许其存在，又有所限制。限制规模，控制介入"政体"，尽可能用儒家文化"包容"，故而异端文化始终未能动摇儒家文化的统治和主导地位。相反，它们的存在和融入，使儒家文化得以不断丰富和更新，更具有生命力。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还探讨了世俗文化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肖文苑的《唐诗与娼妓》、孙菊园的《唐代文人和妓女的交往及其与诗歌的关系》、林继中的《"诗园"：豪门里的诗――"唐文化与文学"研究之二》、孙立峰的《唐代诗歌中的胡姬形象的文化意义》、何立智的《唐代民俗和民俗诗》、董乃斌的《唐人七夕诗文论略》、程蔷的《唐人巫术观的文学表现》、程蔷、董乃斌合著的《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等。

            其中董乃斌文指出，世上没有人可以不与民俗生活发生关系，世上没有不包含民俗内容、不烙上民俗色彩的社会生活，应该说民俗生活才是诗人作家汲取创作素材的真正源泉。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极其丰富有趣的民俗史画卷。而由于作家内在条件的差异，他们在利用民俗生活素材时又形成了创作上的千姿百态。

            程蔷、董乃斌著在断代历史民俗学和民俗学与文学史交叉研究的理论背景下，对唐代民俗状况做了全景式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