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该书是从民俗传统对于作家修养养成的巨大作用的角度，重新审视作家和作品。所以它既属于历史民俗学，是对于唐代民俗的断代性研究；又是民俗学对于文学史研究的介入，是从民俗视角研究文学史，即民俗学与文学史研究两门学科交叉的一次有益尝试与实践。

            唐代文学与佛教之关系  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学界在探讨佛教与唐代文学之关系时，多侧重于佛教对敦煌文学的影响。八十年代以后，人们才开始对佛教与唐代一般文士和文学作品之关系进行探讨。其中又以孙昌武、陈允吉两位学者的成果最多。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孙昌武就开始对唐代佛教与文学之关系进行探讨，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并且结集为《唐代文学与佛教》、《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和《禅思与诗情》等论文集。

            孙昌武在借鉴佛学研究界的有关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文学中的某些宏观性的问题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在唐代，佛教影响文学之广泛与深刻，非其它朝代可比，这主要表现为：一，文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唐代文人接受佛教义学，理解更为深入，他们往往更注重教义的探求。二、认识论。唐代佛教的许多宗派都注重对"境"的研究，这里包含着不少哲学上的认识论的问题，如认识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认识的可靠性和相对性；名言在认识中的作用；形象在认识中的地位等等。这都给文人们以启发。唐代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发展，借鉴和汲取了佛学在这方面的成果。三、创作题材和主题。唐代传奇小说中的许多故事、情节取自佛教故事，诗歌方面则以禅理入诗。四、文学体裁。在佛教的影响下，出现了象变文这样新的文学体裁。唐代寓言文学的发展，也受到佛典譬喻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潜移默化的方面，如唐代的议论文字，对佛典和儒人的论辩文字有所借鉴；而佛典的偈颂则促进了诗歌的通俗化和议论化。五、语言与修辞方法。佛典翻译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语法，进而影响到文学语言。佛典文字的恢闳的想像、巧妙的譬喻、大胆的夸张以及排比、重复等修辞方法，对中国文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这些认识的指导下，孙昌武对唐代诗文创作和文学理论与佛教之关系作了一些个案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唐代古文运动与佛教》、《唐五代的诗僧》、《论皎然"诗式"》、《唐代文人居士与维摩诘》、《唐代俗文学中的维摩诘》、《唐代巴蜀佛教与文学》等。

            和孙昌武喜从宏观着眼、将佛教与唐代文学进行比照性研究不同，陈允吉则力图在深入钻研佛典、佛教史的基础上，澄清唐代文学研究中一些前人未能解决或含混不清或理解有误的个案问题。他的一系列探讨唐代文学与佛教之关系的论文，能够抓住唐代著名的作家、作品中的难点、疑点，从佛教的角度对之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切实推动唐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如《论王维诗中的禅宗思想》、《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王维与华严宗诗僧道光》、《王维与南北宗禅僧关系考略》、《略辨杜甫的佛学信仰》、《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李贺与〈楞伽经〉》、《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等。由于他具有可贵的钻研精神，和翔实的材料作基础，加上锐意创新的治学品格，所以这些论文大多在详细、深入考辨的基础上，发前人所未发，其结论往往不但使人耳目一新，而且令人信服。

            除了孙昌武和陈允吉，另外一些学者也对唐代文学与佛教之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徐季子的《般若学与唐宋诗论――佛学与诗学初探》、黄新宪的《禅宗思想的民族化与中晚唐僧诗的繁荣》、周裕锴的《禅宗与唐诗》、郭绍林的《唐代佛教对诗歌活动的影响》、何林天的《唐诗的繁荣与佛学思想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毛水清的《唐诗与佛教》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唐代文学与道教之关系  八十年代以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将道教与唐代文学结合起来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陈寅恪在《读〈莺莺传〉》中对"会真"二字的详细考证，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对《辛平公上仙》这篇道教色彩极浓的小说的本质的把握；程千帆《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对曹唐游仙诗所受道教神仙家思想的影响的探索。

            但是这种可贵的探讨中断了三十多年，直到八十年代，才又有学者开始注意唐代文学与道教之关系。而在这些学者中，又以葛兆光和钟来因两位学者取得的成绩较大。

            葛兆光的《道教与中国文化》是较早论及唐代文学与道教之关系的著作，他在该书中首先探讨了唐五代时期士大夫与道教的交往及士大夫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的变化，认为初盛唐是一个风流的时代，士大夫们对道教具有迷狂的信仰，而唐宋期由于士大夫们的信仰使得唐宋文化和道教出现了三种演变趋向：巫觋本色、向老庄佛禅靠拢的士大夫道教、鬼神与封建伦理的联姻。该书还着重论述了道教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他认为，道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不在于思想、题材和形式方面，而是在于艺术思维与艺术情感方面。"它带给中国文学艺术的，乃是一种追求绚丽神奇的审美情趣，一种色彩缤纷、瑰伟怪诞的意象群，一种近乎沉浸于幻觉之中的热烈想象力。"

            如果说《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还只是在总论道教与中国古典文学之关系时论及唐代文学，那么，其专著《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及其系列论文《道教与唐诗》、《瑶台梦与桃花洞――论道教与晚唐五代文人词》、《道教与唐代诗歌语言》则是专门探讨道教对唐代文学之影响的。其专著《想像力的世界》是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唯一一部较为全面论述道教与唐代文学之关系的论著。此书实际上是作者对其《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最末一节的修改、加工和扩充，分别论述了道教与唐代小说、诗歌、词的关系。其《道教与唐诗》一文则对唐朝各个时期诗歌创作与道教之关系作了俯瞰式的描述，对唐朝各个阶段崇道的诗人作了简练的介绍。第一节指出道家给中国诗人自然淡泊朴素宁静为美的审美情趣与思维习惯；而道教却带来热烈迷狂的情绪，形成追求绚丽谲诡、驰骋想象的思维习惯。第二节认为唐诗富于想象，除庄、骚影响外，还与道教"存想思神"有关。第三节论述道教鼓吹长生及享乐，使诗人心灵骚动强烈。第四节，论述安史之乱粉碎了士的幻想，诗人心态也起了重要变化。第五节专论晚唐意识形态的变化。其《道教与唐代诗歌语言》一文则又是在《想像力的世界》一书对道教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论述中基础上的一个深入，分析的重点是道教对唐代诗歌语言的影响。他指出，由于受到道教语言"古奥"、"华丽"风格的影响，唐诗就显得有点"怪"，首先，受道教影响的一些诗人普遍爱好古拙的古体诗或古风而不太擅长写近体诗。其次，受道教影响的诗人在写一些有关道教的作品（如赠道士、咏道观）时，特别喜欢用一些色彩浓艳的神奇辞藻。再次，有一些诗人为了增加诗歌古奥的效果，还会采用道教颂赞、乐章的形式和辞语。总之，作者认为，"古奥华丽的语言、丰富神奇的想象，深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追求自由幸福的愿望，就是道教给予唐诗的影响。受了这种影响的诗人和诗歌，会显示出一种特别的风格。"

            相对说来，钟来因则偏于对唐代一些作家作品与道教之关系的探讨。八十年代以后，他先后发表了《唐朝道教与李商隐的爱情诗》、《杜甫的病、药及诗风》、《杜甫与道教》、《李商隐玉阳山恋爱诗解》、《再论杜甫与道教》等论文。他在受到陈贻焮《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一文的启发之后，从学习《道藏》开始，进而发现义山爱情诗的手法以及遣词、取典，都跟《道藏》有关。在《唐朝道教与李商隐的爱情诗》一文中，他首先概述了中晚唐如痴如醉的崇道风气。这一风气使诗歌的发展趋向起了巨大变化：在内容上，多写爱情；在风格上，趋向绮丽隐晦。在论述李商隐在道观为何成为他写作爱情诗的黄金时期时，该文指出：首先晚唐道教鼓吹纵欲，社会风气急剧的变化，自然波及深山古观；其次，道教内外丹两大流派，都与房中术有关。道藏经典这些内容，必然影响到李商隐；第三，晚唐道观，有美丽年轻的女冠，有的还来自宫廷，她们能歌善舞，风流浪漫，这样，道观成为风流之地就毫不足怪了。在论及道教给义山爱情诗打上的烙印时，他又指出：（1）李集中充满了仙风道气的爱情诗，（2）义山大量运用隐比手法、比兴体制来写爱情生活中种种感受，致使这些诗呈现出谲怪、隐僻、晦涩、精深的风格；（3）义山深受道教好静虚无的影响，在坎坷的经历中，在恋爱悲剧中更易产生感伤、颓废的情绪，使他的诗涂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

            八十年代以后，还有很多学者涉足了唐代文学与道教之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他们大多是对唐代的一些著名诗人，如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诗人崇信道教的问题，以及道教对他们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研究。其中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则有葛晓音的《从"方外十友"看道教对初唐山水诗的影响》、王友胜的《试论唐代文人的崇道之风与游仙之作》、王定璋的《道教文化与唐代诗歌》和黄世中的《唐诗与道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