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唐以后的五七言绝句和竹枝词等民歌大多这么押韵，也比较便于吟咏和歌唱，足证这种音律上的自然趋势确乎是存在的；三，由于七绝体制短小，要想写好就得注意构思的精致。七绝每句比五绝多两个字，语调就容易显得流利婉转些；加之梁陈诗人多用来写宫体诗，颇重用辞设色；又深受江南民歌的影响；因此无形中变形成了一种幽雅清丽的风格。所有这些，无疑为唐人七绝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艺术借鉴。作者认为，在从梁陈七言绝句过渡到唐绝句的过程中，隋炀帝的几篇作品对唐绝格调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证明七绝体音律始备于隋末之说不谬。

            葛晓音文也重点探讨了绝句的起源问题和形成过程，作者首先指出，在探讨绝句起源是应该将"绝句"这一称谓产生的时期与绝句这种形式产生于何时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谈。作者认为，"绝句"的初始定义是以古绝为主要对象的，"绝句"之称起于宋梁，它的出现并非诗歌律化的结果。魏晋五言古绝主要起源于汉代五言四句的歌谣和乐府，而对乐府的模仿引起了文人创作五言四句体诗歌的浓厚兴趣，这是促使南北朝五绝数量逐渐增多的基本原因。但是，在乐府和拟乐府之外的文人五绝自宋至梁也在逐渐增多，而且愈往后愈有超出乐府和拟乐府的势头。作者指出，在齐梁时期，五绝已经出现了古近之别，这种古近之别因来源不同可以从语言和表现形式上加以区分。如果从格调上溯古绝的源头，可至汉魏。而单纯从声律来看，南朝清商乐府也是古绝，只是部分乐府与非乐府绝句的律化都是从永明体开始的，与五言八句体的律化是同步的。人们所常说的"律绝产生于律诗之后"的说法显然不合事实。而前人所谓律绝源于六朝子夜体，则是混淆了声律和格调的差别。至于七绝的起源问题，作者的看法也与现代国内外学者的一般看法不同，她认为七绝的源头应该追溯到西晋的民谣，而非北朝乐府民歌。但它开始时是句句押韵，到形成隔句押韵的绝句，还经历了一个押韵的转变过程，而这个过程始于梁中叶，到隋代结束。作者由此解释了明清人所说的五绝调古、七绝调近的原因，认为五七绝起源和形成的不同途径，正是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源。五七绝在源起时显示的格调差异，在初唐形成一种定势。绝句发展到盛唐，虽然已形成五、七绝的基本体制和格调差别，在句式、篇法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无论是声律还是作法都没有定型。绝句的定型是在中晚唐到宋代完成的。然而它的巅峰期却是在盛唐。也就是说，绝句是在发展到最自由的阶段而进入最完美的境界的。当然在绝句走向自由之前，经历了一个必然的阶段。六朝、初唐文人对声律的讲究、对句式的探索，部分解决了绝句与生俱来的以及在律化过程中又产生的可续性问题，促使人们自觉地追求绝句篇章的完整性，以及"句绝而意不绝"的艺术效果。但盛唐文人没有把前人的创作积累变成可供遵循的规范，也没有继续寻找各种促使绝句体制特征定型的作法，而是从绝句的源头去寻找不受任何法式约束的创作活力，将乐府民歌自然流露、不作加工的原始状态，升华到自由抒写、法极无迹的更高层次。这是盛唐绝句具有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

            唐代律诗研究  五律和七律是唐代新起的艺术形式，而且在盛唐以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艺术功用，成为唐代诗歌体式中最为璀璨的艺术明珠。本世纪的唐诗研究者对之倾注了较大的心血，取得了成果也较多。

            首先，本世纪产生了一些较有深度和影响的研究唐代律诗的专著。如王力的《汉语诗律学》、徐青的《古典诗律史》和赵谦的《唐七律艺术史》等。王力著全面系统地归纳分析了唐代五律、七律的各种格律形式，对一些拗救和变格也作了探讨，是后来学者研究唐代五律、七律格律时的重要参考。徐青著在王力研究的基础上，除了在《古典诗律史》中描述和探讨了唐代五七律的形成过程和形成原因，还对唐代五七律的黏对形式作了更为细入的探讨。他先后发表了几十篇分析唐代律诗格律形式的文章，其中《初唐诗律概要》、《初唐七言诗的格律》、《初唐五言诗的格律》、《盛唐诗歌的格律特点》、《七言近体诗的律联及其变式》、《唐诗律句、律联概要》、《唐代黏式律诗概要》等。赵谦著则试图将西方结构主义批评方法于中国传统的诗律分析、艺术评点结合起来，对唐代七律的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评述，其中对各个律诗创作大家的艺术特色的分析和艺术成就的评价尤为深入、细致，且不乏新见。

            其次，本世纪学界对五律的形成和定型问题也进行了一定范围的讨论。传统看法认为，五律的成熟和定型是在初盛唐之交的沈、宋之手完成的，但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一些学者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了异议。

            如，刘宝和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撰著了《律诗不完成于沈宋》一文，他通过对王绩现存诗歌格律的分析指出，王绩五言新体诗的合律程度不但明显高于当时其他诗人，而且其诗集中已经出现了完全合律的五言律诗，所以作者认为，律诗不完成于沈宋，而是完成于王绩之手。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并没有在学界产生多大的反响。

            到九十年代，邝健行再次对"律诗完成于沈宋"的说法进行质疑，他在《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观察》中通过对《文境秘府论》中所保存的唐人论述诗歌声律材料的挖掘，发现元兢《诗髓脑》中所说的"换头术"正是律诗对黏的正确方式。作者认为，"换头的提出，标志着黏缀找到了正确的法则，也等于说律调自此完成，时间很可能在上元、仪凤之间，总之在高宗后期。"作者又通过对初唐五言新体诗格律的统计和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即在合律程度上，"沈佺期还好，宋之问的位置偏低，因为宋氏的作品，句联对黏不合格的地方还比较多。如果说制定律调的人合格的程度比同时其他人还要差，那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作者认为，"把沈、宋看成确立律调的人的看法，值得商榷。"

            邝文发表后不久，杜晓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之考察》中指出，元兢虽然发现了"换头"术，却并没有马上被人们接受，对当时诗坛创作的影响也不大。沈宋二人不但将之付诸实践，奉之为"律"，而且通过自己在诗坛的号召力和影响，使得朝野之士纷纷仿效，严遵此"律"，乃至于在神龙、景龙中形成了"沈宋体"或"律诗"。再从沈、宋二人的现存作品来分析，其合律程度也明显高于他人（由于杜文与邝文统计和分析沈宋的作品范围不同，所以数据和结论也就有异）。当然，传统说法也有掠人之功归于沈、宋之弊。严格说来，沈、宋二人只是在前人律化经验的基础上，将元兢发现的"换头"术肯定下来，奉之为"律"，并加以推广，使得"律体"的声律模式基本定型了。

            再次，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一些对唐代律诗创作艺术进行探讨的文章，如周勋初的《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赵昌平的《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程千帆等的《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从杜甫到李商隐、韩偓》、孙琴安的《唐代七律诗的几个主要派别》、赵谦的《中唐后期七律论》、《初唐七律音韵风格的再考察》等。

            其中孙琴安文通过对唐代近万首七言律诗的详细考察、辨析和归纳，认为唐代的七言律诗共有雄浑苍茫、高华富丽、浅易通俗等五个派别。并对这五个派别的基本风格特征、产生的原因、形成的过程，以及后来演变的线索，分别作了具体详尽的分析。除了从文学因素追寻查找原因外，作者也结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甚至诗人本身的气质、才赋等进行考察。并针对五十年代以后学界忽视研究晚唐诗的现象，对晚唐的许多七律名家所作的贡献，给了比较充分的肯定。

            赵谦前文则指出，自贞元至大和"短短四十年，染指七律的诗人近70，七律达1600首之多，超过了前200年七律创作之总和。"文章就这一时期的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韩愈、贾岛、刘禹锡、柳宗元、李绅、杨巨源、牟融等诗人的七律逐一进行分析，指出他们各自的风格特色。其中对白居易七律创作的研究最细入，评价也最高："由于他的出现，唐代七律创作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七律叙事功能的增强，二是七律的通俗化趋向"。

            四、唐诗学的建立和唐诗学史的研究

            实际上，从唐朝开始就已经有了唐诗的整理和研究，但是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有学者致力于梳理和建立唐诗学、研究唐诗学史。

            在唐诗学的建立和研究方面，陈伯海的成就较大。八十年代后期，陈伯海撰著了《唐诗学引论》。该书是一部专门探讨唐诗的特质、渊源、流变、体式及唐诗学科建设的专著。全书分为六篇。《正本篇》着重探讨了唐诗的"风骨与兴寄"、"声律与辞章"、"兴象与韵味"、"唐诗的气象"诸问题，并认为上述诸要素构成了唐诗的质的定性。《清源篇》就唐诗的渊源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追溯。《别流篇》是对唐诗流变的研究，具体考察了唐诗自身发展、运行之中所经历的轨迹和呈现出来的多种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