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七言歌行是唐代七言古诗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诗体，在初盛唐诗坛曾经产生许多名篇佳作，所以本世纪学界对之研究得较为深透。本世纪最早对唐代七言歌行的艺术成就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是陈延杰和林庚。

            陈延杰在《论唐人七言歌行》中说，"唐人诗所可流传于世，百代不朽者，一为七绝，其次歌行。"作者将七言歌行分为十四个体式，然后分阶段论述歌行体在唐代的发展和演变。作者认为，"唐人歌行，入议论而好为拙怪，不拘常调者，始自阎朝隐。至任华又扩之，遂开卢仝刘叉一派"，"自韦元甫造木兰歌，于是开叙事诗一派。"

            林庚早在四五十年代编著的《中国文学简史》中就以热情洋溢的笔调盛赞初盛唐为"歌行的盛行"、"七言诗的天下"、"七绝与七古的天下"。作者指出，"由于七言诗所带来的解放，于是初唐以来涌现了大量的长篇歌行，这些歌行的盛行表现了文学语言获得解放的愉快，虽然有时不免过于轻快，甚至成为感情的泛滥，却带着最年轻活泼的调子。""七言初期的三三七的雏形，说明七言乃是三字节达于完善、成熟的形式，进入语言上全新的阶段。那无拘无碍的解放情操，通俗而奔放的纵情歌唱，乃是诗坛深入浅出的最好基础"，盛唐时期的七古"是经过初唐的七言歌行又洗炼提高而出现的，从陈子昂提倡风骨之后，七古就进一步代表了这个要求而纵情歌唱着。"作者这些充满诗人激情的评述，吸引着后来众多学者投入到对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研究之中。

            八十年代以后，有关唐人歌行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较具深度者有王志民的《初唐诗人对发展七言歌行的贡献》、《唐人七言歌行论略》、郝朴宁的《"歌行诗"的形成过程――以初唐为透视点》、张晶的《初唐歌行略论》、王从仁的《初唐歌行体制溯源》、葛晓音的《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等。

            其中王从仁文通过对现存魏晋至盛唐前期所有的七言诗的全面统计和系统的格律分析，考察了七言歌行的发展轨迹。作者指出，七言歌行的句式来源于七言古诗，每个单元的体制，则来源于音乐上的四句一解；其次，韵脚的频繁转递，源于六朝小赋；再次，在诗句的平仄调配上，则源于新起的律诗；又次，各单元的蝉联，则吸收了六朝民歌的顶真手法。这些因素熔铸一炉，锻炼出一种全新的体制，形成了独具风采的七言歌行。

            葛晓音文则从字法、句式和篇法结构等方面对歌行体制体调的规范作了细致深入的研究，由此揭示了初盛唐歌行艺术风格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及特点。该文指出，初唐乐府歌行是在陈隋七言乐府歌行偶句对仗进展的基础上形成独特风貌的。其特征有二：首先是七言古诗乐府歌行化。初唐人不仅高密度地综合使用前代七言乐府中已有的各种字法和句式，而且还能使高密度地使用多种复沓排比句式的作法与篇意章法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其次是篇制宏伟，铺叙繁富，挥洒淋漓，将梁陈七言乐府宜于长篇赋写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前一特征又突出地表现在以"篇"诗和"行"诗为代表的七言歌行中。总之，初唐七言乐府歌行虽以其骈俪淫靡被明清诗话视为承袭梁陈"初制"，但确立了七言歌行基本的体制规范，而且以后世难以企及的声情宏畅流转之美，成为七言乐府歌行史上不可复返的一个阶段。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初唐歌行的这一特征与其内容重在情的咏叹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七言在这一阶段未能完全形成其自足独立的语言节奏有关。

            相对说来，学界对唐代五言古诗的研究则冷清得多，相关的成果主要有张明非的《论初唐五言古诗的演变》、《从王维五古看唐代五古的嬗变》和莫砺锋的《论初盛唐的五言古诗》。其中张明非前文指出，初唐古诗的"律化"现象应该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作者将初唐五古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认为"其间，不仅仅是陈子昂，太宗君臣、王绩、'四杰'以及薛稷等人，都作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莫砺锋文也是试图通过对初盛唐时期五古的发展过程及其与汉魏六朝五言诗之间的沿革关系进行考察，重新评价唐代五古在诗歌史上的成就和价值。作者认为，初盛唐的五古当然是有汉魏六朝五言诗发展而来的，入唐以后，五言诗却朝着今体和古体两个方向分道扬镳，随着五言今体的形式和艺术的逐步完善，五古的形式和艺术也趋于完善。由于这两者是同步发展的，所以它们同时在杜甫手中臻于极盛。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唐代的五古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汉魏六朝五言诗的水平，并足以与唐代的其它诗体相媲美。作者还特地指出：由于五古的历史比其它几种五七言诗体更久远，积累更丰富，所以它更早发生了极盛之后难以为继的情形。所以，杜甫以后，唐代五古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

            唐代绝句研究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就有学者撰文探讨唐代五绝和七绝的起源和艺术成就，如陈斠玄的《唐人五七绝诗之研究》、陈延杰的《论唐人七绝》、邵祖平的《七言绝句榷论》、钱畊莘的《唐代七截的体裁及其分类》等。

            其中陈斠玄文认为，"无论五绝或七绝，均滥觞于汉魏，酝酿于六朝，而成立于隋唐"，他认为绝句成立的原因有两个：骈俪和声调，故而他又探讨了绝句的声律和章法、修辞，将五七绝进行了比较，对唐代绝句进行了品藻，作者最后指出："绝句之长，一在音节之谐适，一在情思之委婉，徒有音节，则为空响；徒有情思，亦非佳作。以其篇只四句，尤应有弦外之音，味外之味焉。故绝句之作，难于古律。"陈延杰文也探讨了绝句的起源、体制、分类，将唐代七绝之作家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一一进行评述，他认为，"唐以绝句为乐府，而歌人多能解其意也；又可知唐人绝句非歌唱之，不足以得其妙焉。况高华清丽，流调宛转，其神韵之飘渺，尤非言语所可描写者哉！"

            邵祖平文是本世纪上半叶对七绝所进行的最为全面、深入的探讨，全文共由十一部分组成：（1）小引，（2）七绝之正名，（3）七绝之拓始及其成立时期，（4）七绝之体裁及与乐府之关涉，（5）七绝诗盛行之由来，（6）七言绝句之分类，（7）七绝诗品示例，（8）七绝作家杂述，（9）七绝之作法，（10）七绝之解法，（11）结论。他说："七言绝句自七言歌行及乐府来，绝对本在律诗之前，律诗当从绝句扩充而成，何有绝诗截取律诗之理？"作者认为，七绝起于南北朝时的古绝句，而成于武后之"看朱成碧思纷纷"诗，谓"此诗声调之美，情意可掬，盖七言绝句今体已完全成就之证，亦入乐府之始。"七绝成立于初唐，盛唐以后极为盛行，至今不衰，似有数因：（1）用韵极少，（2）入题不迂回，（3）不必运典，（4）不必对仗，（5）可用当时语，（6）可抓住现在，（7）写情甚深刻，（8）易于传诵。

            从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唐人绝句研究十分冷清。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又对唐人绝句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首先是八十年代初出现了好几本对唐人七绝进行选注、评析的著作，如沈祖棻的《唐人七绝诗浅释》、刘永济的《唐人绝句精华》、刘学锴等的《唐代绝句赏析》、黄肃秋、陈新的《唐人绝句选》、孙琴安的《唐人七绝选》等，均各有其特色。其中刘永济著尤为独到。作者首先定了十条  "取的标准"，这显然要求读者要对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相当的了解，否则难以理会这十条标准的具体内容的范围。而且该书注简而释精，长于阐明诗意，在分析艺术、评论诗风、辩证歧说等方面，均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且多择取"宋元以后诗话家、诗选家论绝句之语"，所以学术性很强。

            其次是出版了一部对唐代绝句发展史进行较为细致描画的专著，即周啸天的《唐绝句史》。该书在唐绝句的历史发展及艺术经验方面，有自己的见解。如作者虽然颇为欣赏盛唐诸公，但对于历来毁誉不一的杜甫绝句，却极为重视，为之专辟一章。杜甫是全书中唯一立了专章的绝句作家。其中又详细分析了杜甫绝句突破传统的原因，从内容体裁题材到艺术风格的拓新及其在绝句史上的意义。在绝句艺术经验方面，除随时加以拈出外，又在盛唐绝句一章中设专节加以分析。其中第六条为"组诗体制，聚零为整"，强调组诗的整体意义。

            再次，是产生了一些较具研究深度的论文，如李传国的《唐人七绝问取艺术试探》、陈贻焮  的《盛唐绝句刍议》、田耕宇的《晚唐律诗、绝句兴旺原因初探》、葛晓音的《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等。

            其中陈贻焮文一反时人说诗重思想和现实意义、轻艺术成就和美学价值的做法，对盛唐时期各个作家的绝句创作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独特的美学价值进行了细入而独到的分析，并给予的高度肯定的评价。作者在文章中还探讨绝句的起源，他指出：一，梁陈七绝确如胡应麟所说主要采用《垓下》格；二，从宋齐之间的汤惠休到梁简文帝、萧子显，到北齐魏收、到陈江总，都有一、二、四句皆押同一平韵的七言绝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