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陆侃如、冯沅君著的《中国诗史》"中代诗史篇三初盛唐诗"中也有对初唐诗的总体认识，他们认为，"在最初数十年中，承齐梁诗之后，有两种不同的诗人：一是反对齐梁的，一是继承齐梁的。前者以王绩与陈子昂二人为代表。后者以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及杜审言七人为代表。隋唐间扰乱的局面把王绩迫上了酒徒的生活，这种生活使他崇拜阮籍陶潜，因而他的诗的风格也超过齐梁而回到魏晋。陈子昂是第一个正式宣言反对齐梁的。四杰的诗使五律与七言古体完成，宋沈的诗使七言的律绝完成，都是对于诗的形式方面有贡献的。四杰还有两种特点──一是音节的婉媚，一是字句的秀丽──对齐梁诗可说是青胜于蓝。沈宋诗除形式外毫无足取，杜审言则较高明一点。我们知道了这九位诗人，则对于初唐的诗已可瞭然了。"

            唐诗概论性著作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一些对唐诗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在论述初唐诗歌时也各有自己的角度。

            胡云翼的《唐诗研究》，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其所说的"唐诗第一时期（自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凡百年）"实相当于人们常说的初唐诗歌。他认为，"第一时期的唐诗，如从诗的格调和诗的气象看来，实在还够不上说是唐诗"，他的意思是说，"初唐诗虽则没有和初唐以后的唐诗相等的价值，却有齐梁诗的价值"，因为"唐诗的来源是由南北朝时，中国固有的民族性的文学，受了北方新进民族性的文学之影响而成功的。照理论讲，这种代表新时代的诗体，在唐诗的第一时期，便应该开始发展下去，但在实际上呢，初唐文学不但没有表现唐诗的特殊精神，而且是回头向着古典主义的路上走，继续着沈约庾信所倡新韵律的古典诗的发展"。而且，他还探讨了初唐诗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细察初唐的时代背景，便知齐梁新韵律的古典诗在初唐的发展，实非偶然。初唐原来是歌舞升平的时代，又是应制诗最盛的时代。时代升平，所需要的，只是歌诵太平的古典文学，何况有初唐的君主正在积极提倡呢？在另一方面观之，北朝的豪爽质直文学所以形成，固然是由于胡人的民族性使然，亦因为与中国同化未深，而北朝豪放勇悍的文学的发展。到了唐代，虽然南北两大民族统一揉合起来，但初唐的时代背景，却不是北朝的一般的时代背景，而是南朝的时代背景，因为时代背景不同，所以初唐亦不容许向北朝化，而继续南朝贵族文学未完的发展。"当然，本书也看到，"在初唐应制派的古典诗体流行的当中，突破这种'靡靡之音'的阵线的，也有一种雄壮调子的诗。因为初唐正是向外开辟疆土的时代，谁人不想去投笔从戎，建立功名。如魏徵的《述怀》便是很有气魄的......，如卢照邻的《刘生》......杨炯的《出塞》......骆宾王的《从军行》......沈佺期的《塞北》......这种壮丽的诗，在初唐诗中的确是一种特色。但是时代的趋向已经沉醉与享乐主义的古典诗的风气中，这种杀伐之音，自然要销沈下去了，自然要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诗，而为'自有神仙鸣凤曲，并将歌舞报恩晖'的诗了。一线微微的诗的曙光，便消失在古典的初唐诗的里面。"

            杨启高的《唐代诗学》认为，"高祖至睿宗约百余年，以齐梁为向背，可别为贞观诗学与武后诗学。"他认为，"贞观诗学有二特点：一、太宗提倡风雅；二、上官仪六对说。""武后时之诗学，有保守与革新二派：保守派以王杨卢骆四杰为主；革新派以陈子昂为主。"其论保守派时说，"此派王杨卢骆四杰化五言小诗成七言长篇最有名。惟保守齐梁风格，人多诟病。然其独到之处，杜甫能知之。......其次则沈宋律诗亦最有名，其次则以张若虚与刘希夷化旧乐府五言为七言有名。"他对此时诗风的总体评价是"远追太康，近步齐梁，以声响为贵，妍藻为工，且以小诗变为长篇，益增闳肆，由太宗至刘希夷一百五十余家，多按辔并行于诗衢，缛绣绮靡，荣缀朝华，条垂文秀，盛极而衰；而革新一派遂若春花放艳，滋荣长养，应运而起，以光诗坛。"

            总之，本世纪前四十年，学界对初唐诗的综合研究，还基本停留在诗坛风貌的一般性概述上，较少专题研究，诸家对初唐诗歌的总体评价也还未能超出前人多少，只是比明清诗评家更具体一些。

            二、本世纪中叶

            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学界对初唐诗歌的研究有了较大的飞跃。这期间不仅出现了两篇新意迭出的专题论文，就是当时编撰的一般的文学史、断代史、诗歌史，也因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大改变，使得书中对初唐诗歌的描述和评价呈现出新的特点。

            闻一多的研究在四十年代，最引人注意的是闻一多先生对初唐诗歌的研究。他于1941年写就的《宫体诗的自赎》，可以说是本世纪第一篇关于初唐诗歌综合研究的专题论文。文中认为，"宫体诗在唐初，依然是简文帝时那没筋骨，没心肝的宫体诗。不同的只是现在词藻来得更细致，声调更流利，整个的外表显得更乖巧，更酥软罢了。"但是，作者认为，卢骆和刘希夷、张若虚的相继出现，却使得宫体诗得到了新生。"在窒息的阴霾中，四面是细弱的虫吟，虚空而疲倦，忽然一声霹雳，接着的是狂风暴雨！虫吟听不见了，这样便是卢照邻《长安古意》的出现。"他说卢照邻"是宫体诗中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是"以更有力的宫体诗救宫体诗"。而卢骆之所以能够成功，"要紧的是背后有厚积的力量撑持着。这力量，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有真实感情，所以卢骆的来到，能使人们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在论及刘希夷对宫体诗的改造时，闻一多认为，刘希夷所表现的虽然"也不过是常态的，健康的爱情中极平凡，极自然的思念，谁知道在宫体诗中也成为了不得的稀世的珍宝"，"感情返到正常状态是宫体诗的又一重大阶段。唯其如此，所以烦躁与紧张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晶莹的宁静。"文章又说，"如果刘希夷是卢骆的狂风暴雨后宁静爽朗的黄昏，张若虚便是风雨后更宁静更爽朗的月夜。"作者认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从这边回头一望，连刘希夷都是过程了，不用说卢照邻和他配角骆宾王，便是过程的过程。至于那一百年间梁陈隋唐四代宫廷所遗下了那分最黑暗的罪孽，有了《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宫体诗，不也就洗净了吗？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如此分析宫体诗在初唐的发展和演变，持论如此新警而深刻，都是前人和当时一般的文学研究者所作不到的。故今天读来，依然鲜活而犀利。

            《类书与诗》是闻一多先生又一篇研究初唐诗歌的专题论文。这篇文章"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的约略五十年"，主要探讨了"章句的研究，类书的纂辑与夫文学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关系"。作者认为，初唐时期类书的编纂有助于堆砌性的初唐诗的构成，"由《书钞》（《北堂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而在这类书的进化史中，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你想，一首诗做到有了'事对'的程度，岂不是已经成功了一半吗？余剩的工作，无非是将'事对'装潢成五个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对联，拼上韵脚，再安上一头一尾罢了。......这样看来，若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许不是强词夺理吧？"而且，作者还认为，"唐太宗所鼓励的诗，是'类书家'的诗，也便是'类书式'的诗。......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不，是一种文辞上的浮肿，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这种病症，到了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便严重到极点，几乎有危害到诗的生命的可能，于是因察觉了险象而愤激的少年'四杰'，便不得不大声急呼，抢上来施以针砭了。"

            闻一多先生对初唐诗歌的整体研究成果，有一些在当时并未发表，郑临川后来整理出一部分，辑成了《闻一多论古典文学》，其中关于初唐诗的看法也时有新警之处。如闻一多先生认为，"六朝和初唐人一般的写作态度，是肉欲的，而非肉感的"，"自武后当政，四杰出场，诗的作风，才见好转。当时代表肉感主义者有陈子昂，极富理智；代表肉欲主义者有张若虚，以灵感为主，描写纯粹的爱情。"又如，初唐诗就内容说可归纳成两个大类：一是宫体诗，一是类书式的诗。以作家论，又可分为三派：第一派代表作家有王绩、薛稷、魏徵、陈子昂，嗣响作家有包融、薛奇童、张九龄、贺朝等，其作品的特点是以五古为主，内容文外形诗、有风骨、讲究理智；第二派的代表作家有卢照邻、骆宾王、刘希夷、张若虚，嗣响作家有常理、蒋冽、张旭、王翰等，其作品的特点是以七古（七律七绝）为主，内容歌外形文、有性灵、讲究肉感；第三派的代表作家有王勃、杨炯、沈佺期、杜审言、崔融、宋之问，嗣响作家有韦承庆、郭元振、苏味道、李峤、贺知章、张说、韦述、王无竞等，其作品的特点是以五律（七律五排）为主，内容外形折中，讲究格律和官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