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第一派并不承认宫体诗或类书式的诗，目空一切，尤以陈子昂的境界最高，古今当推第一，李杜对他也不能不心服。第二派是针对宫体诗的缺点而发的改良派。第三派则是以类书式的诗作攻击的目标了。若以真善美的观点来划分，则第一派代表真，第二派代表美，第三派代表善。特别是善，是中国文学的特点（按即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的统一）。这三派奠定了盛唐诗的始基，从文学史发展来说极为重要。"由于第一派、第二派及第三派的王杨两家，闻先生已在《宫体诗的自赎》和《四杰》两篇论文中讨论过，所以他在本文中着重讨论沈、杜、崔、宋几家，他认为，这几家"因袭渐少，创新才多，他们跟盛唐诗接壤，在唐诗发展上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从四十年代直到六十年代，除了闻一多先生的这两篇文章，就再也找不到对初唐诗歌进行综合研究的专题论文了。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一些文学史由于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使得他们对初唐诗歌的总的看法与前人之论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初版于1947年，1954年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研究观点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文艺观重新编写了《中国文学简史》上卷，书中对初唐诗歌的探讨呈现出新的特征，如，林先生首先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来说明初唐诗歌革新的原因，然后说"唐代因此是一个解放的时代，一切被束缚的中下层都得到自由的发展，文学因此也就从半贵族的宫体式的作风上，回到人民的怀抱来。"用人民性的观点来研究初唐文学："从文坛的发展上来说，这时诗歌已成为一切优良传统集中的表现，颇有百川汇海的趋势，六朝骈文逐渐与诗的距离日见缩小，齐梁的赋铭等就更是与诗难以区别；而诗歌本身历经建安以来的发展，五言的运用早已十分纯熟，七言的写作也便不再陌生；绝句、古体、律诗都接踵出现，这时就正好由人民来加以接收，于是一切都把诗歌的发展导向高峰。"

            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更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学是经济基础、阶级斗争的反映的理论来解释初唐诗歌的发展："梁陈以来在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隋书'卷66：'李谔传'）这种形式主义倾向的文学。这种文学是根植于门阀经济的基础上而产生的。隋、唐帝国建立以后，封建经济有比较迅速的发展，所谓'庶民地主'页大量的兴起，他们为了摆脱门阀经济的束缚，为了打破南北朝以来门阀垄断政权的情况，不得不与豪门大族进行斗争，因此在文学上也出现了反对梁陈以来形式主义倾向的要求。......到武则天执政时，'庶民地主'力量又有意打击门阀的势力，所以在用人问题上破格提拔了一些庶民地主阶层中的人物，而这些人大部分是以文学见长而被提拔的。......武则天执政以后，科举制度却成为朝廷选拔人才最主要的一种制度，这都说明到了武则天时，新兴地主阶级力量已经壮大。所以这时候，在文学领域内，反对齐梁遗风的力量也就强大。"

            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文学专门化班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将隋唐之际新旧阶级的斗争和新旧文风的更替联系在一起进行阐述："陈子昂以前的一百年间，是唐诗高潮的准备时期。当时，由于齐梁以来始终占统治地位的宫体诗的余风，仍然延续着，在诗坛上影响很大，一时不能廓清。因此，唐初的文学发展是贵族文学逐渐走向衰落、齐梁的余风逐渐被新鲜健康的诗风所代替的错综交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诗歌的发展有两条显著不同的趋势。贵族宫廷文学势力很大，垄断了文坛，因而形式主义的倾向在诗歌中仍占上风。上官仪、虞世南以及后来的沈佺期、宋之问是这一派的代表。在这同时，隋末唐初的王绩，以他质朴的风格出现在早期的诗坛上。而稍后，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一时并起，这批文坛上的新生力量一面受着六朝文风的影响，一面力求改革与创造，他们的大量创作初步扭转了文坛的风气。发展到陈子昂，诗风为之一变，初唐以来诗歌中的积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因素，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准备了诗歌高潮的到来。"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也"力图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故其在研究初唐诗歌时也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的观点："唐代自贞观至开元期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实施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的结果，使中下层地主阶层的政治经济力量得到一定的发展。从这些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比门阀贵族子弟既更有才能和抱负，更能奋发向上，也更了解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他们作为中下地主的代表，或是通过科举途径参预政权，或不经由这一途径而从事政治、文化的活动。他们在政治上是一种比较进步的因素，在文学上也就成为和形式主义的贵族文学对抗的新生力量。他们在文学理论上既能够提出以复古为革新的主张，在创作实践上也能够比较广阔而深入的反映社会生活，并能够向人民的文学艺术学习，而吸收其丰富的营养──这是一条进步的道路。"因而，该书对四杰、陈子昂的评价就比较高，认为四杰"的作品也就反映了知识分子愤郁不平的遭遇和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而取得一定的成就。在风格上清新、刚健的气息已盖过绮丽的残余"  。说陈子昂"首先代表中下层地主阶层进步的知识分子，适应时代的要求，在诗歌理论上批判了齐、梁的'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形式主义诗风，提出以复古为革新的主张，并在创作中实践了这种主张，继承汉、魏的优良传统，建立刚健、朴质的诗风，比同时代其他诗人更广阔的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从而廓清了'逶迤颓靡'的遗习，把诗歌的发展引上健康的道路。"

            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虽然也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是社会政治的反映的观点，但是并没有简单化，而是认为"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的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皇帝优宠的专写浮艳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的沈佺期、宋之问页写了大量宫廷诗，但是他们继承前人的成绩，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起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了斗争。高宗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脱尽齐梁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深表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题材内容扩大了，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诗风统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

            王士菁的《唐代诗歌》是当时唐诗研究领域贯彻新的文学研究观念最彻底的一部著作，该书旗帜鲜明地指出"劳动人民创造了诗歌"，并说，"对待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所采取的态度如何，便是一切作家和他的作品的试金石。"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作者对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中称道太宗和武后"给唐代文学种下了很丰厚的种子"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这种企图蒙蔽文学为政治服务──在封建时代，这种宫廷贵族文学则是为着封建政治服务──的论调，显然，是很虚伪的，并且也是很荒谬的！"而且，作者认为，"'应制诗'虽然因为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曾经风行一时，但它并不是唐诗的主流，只不过是宫廷贵族生活中的一种点缀而已。"同时，作者对封建阶级政治角逐中的失败者──王绩、封建社会的怀才不遇者──四杰、陈子昂等人及其诗歌作品作了肯定。

            总的看来，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断代史、分体史多在初唐文学产生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比前人更多地考虑到了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对文学乃至诗歌的影响，而且对初唐诗歌发展线索的描述和勾勒也更具逻辑性和阶段性，但是对初唐诗歌本身发展和演变的复杂性、丰富性则考虑得不够，而且，一些政治术语的运用不免失于机械，对初唐诗人的阶级分类也嫌牵强。然而，不管怎么说，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自有其学术史的价值在，不能因时过境迁就随意贬抑。更何况，后来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研究与之也有不可分割的学术传承关系。

            三、八十年代

            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文学研究几乎成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个政治工具，这期间真正的学术成果寥寥无几，就初唐诗歌整体研究而言，更无可称述。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尤其是到八十年代，有关初唐诗歌整体研究的学术成果才又渐渐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