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本世纪关于武则天生平研究的成果有：（一）《武则天年谱》，日·泽田瑞穗编，李天送译，《则天武后》一书附，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二）《关于武则天的生地与生年问题》，熊克撰，《南充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本世纪对于武则天作品的整理只有罗元贞点校的《武则天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版。
上官婉儿研究 本世纪学界关于上官婉儿文学研究的文章只有李迪生、陆路的《从上官婉儿评诗谈起》、乔象钟的《上官仪和上官婉儿对唐诗风的影响》和苏者聪的《才华绝代的上官婉儿》等几篇文章。
第三节 王绩研究
王绩是唐初重要的作家，从唐代以来一直受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本世纪的王绩研究，无论是在生平思想还是在文集的整理、诗歌作品的系年、艺术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七十年代后期，《王无功文集》（五卷本）的重现，使得人们对王绩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取得了更大的突破。
一、王绩生平考证和文集整理
王绩的生卒年 本世纪最早对王绩的生卒年进行考证的是郑振铎，他在《中国文学者生卒考》一文和后来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都认为王绩的生卒年是590？──644，也即约隋开皇十年至唐贞观十八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认为王绩生于584年，卒于644年。苏雪林的《唐诗概论》认为王绩约生于590年，卒于650年。
闻一多的《唐诗大系》认为王绩生于公元585年，卒于公元644年。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的看法与闻一多先生同。此后出版的诸多著作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王士菁的《唐代诗歌》、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王国安注的《王绩诗注》等均认为王绩生于公元585年，卒于公元644年。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则认为王绩的生年虽不可确考，但不能早于开皇五年（585），当在这以后的数年间，卒年在贞观十八年（644），时为三十四岁。
然而韩理洲、张锡厚根据新发现的《五卷本王无功文集》皆考证出王绩应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张锡厚《王绩生平辨析及其思想新证》，刊《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等都采用韩理洲之说。
夏连保的《王绩年谱》则认为王绩应生于开皇九年（589年），谓闻一多之说非。社科院文学所编的《唐代文学史》也认为王绩生于589年。
王绩生平研究 傅璇琮的《唐代诗人考略》是较早对王绩生平进行考证的文章，该文首先对王绩的籍贯进行了考辨，认为确切地说，王绩应为绛州龙门人。对于王绩的生平事迹，该文也作了一些考证工作。文章认为，王绩应制及第当在大业十年，入长安当在武德四年之秋，待诏门下省即在此后数年间，王绩之隐居当在贞观七年以后。文章还认为，王福嗣的《东皋子答陈尚书书》是王福嗣伪造的。对王绩生平进行比较详细考证开始于韩理洲的《王绩生平求是》，该文首先认为王绩的籍贯当以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为是，又据《文中子世家》、《文中子补传》、《王氏世系》，补叙了王氏世系，还对王绩青少年时期的情况进行了补考，接着考证了王绩的三仕三隐的经过。同年发表的《王绩研究的问题及我见》中也论及王绩一生忽仕忽隐的原因和实质,文章对《集序》、《新唐书·本传》所云"君历职皆以好酒废"的说法、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所云"寄慨隋室将亡"等原因皆持异议，认为王绩忽仕忽隐有其特殊原因：一、门庭开始衰落的贵族子弟的矛盾心理，使王绩在风云变幻的隋末唐初，必然反复于仕隐之间。二、王绩忽仕忽隐与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有关（指与杨玄感之乱、玄武门之变、其兄王凝触怒贞观重臣有关）。三、王绩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也是他忽仕忽隐的一个重要原因。四、贵族世家优厚的产业和特权，也为王绩进则可仕，退则可隐，提供了条件。张锡厚的《王绩生平辨析及其思想辩证》也叙及王绩的生平，唯所论与韩文近似，故不再赘述。
在此之后，张大新、张百昂的《王绩三仕三隐补辨》则对王绩的三仕三隐提出了新的看法，文章首先认为，王绩应孝悌廉洁举登第的时间，不是如韩理洲所说在大业中（611年左右），因为"大业九年王绩尚在河汾家乡，未曾出仕。《求是》所断，不足为信。在尚未发现确凿新证之前，还是将王绩第一次仕历系于大业十年为是。"对于王绩的第二次入仕的时间，作者同意韩理洲的意见，只是略作补充，认为"必在武德五年四月以后"，而且"与友人的造访可能有直接关系"。对于王绩这位"斗酒学士"罢归的原因，文章认为，韩理洲认为的"是王绩之兄王凝先后触怒长孙无忌、高士廉等朝廷重臣，遭到挟嫌报复"的说法是不对的，文章认为，事实上，王绩的退隐与武德末年的"玄武门"之变有直接关系，因而"王绩第二次退出官场应在玄武门兵变后未久的贞观初始"。关于王绩第三次出仕的时间和原因，本文认为，"王绩归隐河汾应在贞观七年前后，而其第三次出仕，似不晚于贞观五年。""正象前两次以'疾'罢归纯系托辞一样，王绩第三次出仕的原因也并非'因家贫'"，而是"处此'有道之世'，急欲走出茅庐，乘时立功，彰明祖德；但碍于逸士之高名，进退失据，作出种种忸怩之态，直至按捺不住，非出来不可时，只好仿效陶潜，托以'家贫'赴选。这就是他第三次出仕的思想背景。"另外，文章还认为，"《求是》将王绩第三次仕历定在贞观十一──十五年间，似有背于实"，其"弃官归隐必在贞观七年前后，绝无迟至贞观十四年以后的道理。"考证细致，较有说服力。
夏连保的《王绩年谱》撰于1984年，出版于1992年，由于他未看到五卷本《王绩文集》，难免在资料依据方面有所欠缺。
《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一"王绩"条和第五册卷一"王绩"条均对王绩的生平进行了考辨，亦可参阅。
王绩文集的整理 本世纪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后，王绩文集的整理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王国安注的《王绩诗注》，首先对王绩作品进行系统整理、加以注解，此书以《全唐诗》作为底本，校以明抄本和孙刻本，以及上海图书馆藏的明万历刻《东皋子集》和光绪丙午罗振玉唐风楼刻《王无功集》，择要作出了校记，而且给予简明扼要的注解，是一本科研与普及结合得较好的著作。不久以后韩理洲发表了《王绩诗文系年考》，此文第一次对王绩诗文的作年进行了考订，共为王绩的五十三篇作品作了编年。接着，张锡厚和韩理洲同时对新发现的《五卷本王无功集》进行了整理和介绍，韩发表了《新发现的〈王无功文集〉两种五卷本》，文章指出，新发现的关于王绩诗文的两种五卷本即清同治乙丑重阳陈氏晚晴轩抄本与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抄本，比通行的四库本多出近一倍篇幅，比明刊本多诗六十余首，文赋二十五篇。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张几乎在同时也发表了《关于〈王绩集〉的流传与五卷本的发现》，他对五卷抄本的抄成情况上有不同的推断，但他和韩理洲都一致认为，一次就为距今约有十四个世纪的大诗人增补几十首佚诗，本身就是一件不容忽视的重大发现。一年后，张锡厚又发表了《敦煌写本〈王绩集〉残卷校补》，以新发现的《王无功文集》五卷手抄本，对王重民先生三十年代在法国巴黎图书馆拍摄的伯2819《东皋子集》残卷作了校补 。又一年后，韩理洲出版了《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此书以经过精心较雠过的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抄本作底本。底本抄较时，参校了陆淳的删节本、黄汝亨、曹荃、孙星衍分别刊刻的三卷本和《全唐文》。另外，又参校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三卷本、总集、诗话，所用校本凡十五种，集后附有序跋著录、传记、同时代人之酬答诗文、集评，为学人省去了不少翻检之劳。这本著作是迄今为止最新、最精之王绩集整理成果，为重新深入探讨王绩诗文、评价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准备了必要的材料。此后，康金声、夏连保编著的《王绩集编年校注》也出版了，由于此书成稿于1984年左右，作者又未得见五卷本，故其所收诗文反不及韩理洲整理本，但此书之编年和年谱，以及诗文之注解亦不无参考价值。
二、王绩思想研究
七十年代末以前 在五卷本重现之前，人们对王绩思想的认识基本上和唐代以来的研究者一样，认为王绩是一个消极避世、高标独立的高人隐士。
如陆侃如、冯沅君著的《中国诗史》就认为"他有时率奴婢种黍酿酒，养凫莳花，有时乘牛经酒肆，留数日不反，有时读读《老》《庄》《周易》，有时住在北山东皋著书。"王士菁《唐代诗歌》也认为"明哲保身，知足常乐，便是他的人生观，他的处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