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但又认为王绩年青时"还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政治的人"，"而那种'浮生若梦'的思想则是在后来形成的；至于归隐和安于隐居生活更是后来的事了。"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亦云"性本好酒"、"受道家思想很深"，"王绩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人生观从一方面说是逃避现实，但另一方面说，却表现了他与统治者不合作精神。应该指出，王绩这种人生观是由于隋末社会的黑暗，政局的不稳定状态，以及人才的被压制等原因而产生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他早年有过一些抱负，但是仕途一失意，就心灰意冷了，在群雄逐鹿的隋唐之际，他并没有什么作为"，"此外，他还从庄子学来一套既愤世又混世的人生哲学。"
相对来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王绩思想的研究要深刻一些："王绩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来对新的封建王朝表示不满的，因此他的思想表现得很复杂也很矛盾。 他受了他的哥哥王通（文中子）的影响，有正统的儒家思想，曾在《北山赋》自注中把他哥哥比为孔子，又曾在答友人书中大谈家礼丧服，要以周、孔为楷模。但是由于他看透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同时又接受了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一心要皈依自然，深以'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 《赠程处士》）为苦，从礼教中解放出来，纵酒如狂，常常以嵇康、阮籍、刘伶尤其是陶潜自比，这当然和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有关。......他晚年还喜听北山僧所讲的'真如'的禅理。因此，他的诗文中含有儒、佛、道三家的思想。他对于可诅咒的封建社会表示愤慨，有进步的一面；但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一味闲适颓放，消极的成分较多，在作品中反映现实较少，也是严重的缺点。"当然，现在看来，其中阶级分析的成分较多一些，但对王绩思想复杂性的认识无疑是比较准确的。
八十年代以后 七十年代末五卷本重现之后，人们对王绩思想的认识才较为深入。如韩理洲的《王绩研究的问题及我见》就对人们认为王绩是一个隐士的传统看法提出了异议："王绩一生'有为'多于'无为'，并非'大部分时间是在隐逸中度过的'。从思想发展的概况来看，他仕隋仕唐，直至贞观初待诏不得重用的整个青年、中年时期，积极用世，渴望施展抱负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间比例方面来考察，还是从其思想发展变化的状况来分析，王绩的确是不应列入《隐逸传》的。"张锡厚的《王绩生平辨析及其思想新证》一文也根据新发现的五卷本认为王绩主要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道家思想虽然有时也很突出，但往往又表现出复杂、矛盾的现象。韩理洲在其《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前言》中也认为，"王绩的思想是及其复杂的，儒、道、释、阴阳历数诸家的学说，都对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儒、道两家'入世'与'出世'两种不同的人生观，随着隋、唐之际风云激荡的社会变革及个人仕途的顺逆，在他一生中消长起伏，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当天下承平，有机遇的可能时，他便牢记着'当世孔子'──三兄王通的教诲，不坠儒业，'思待诏'、'觅封侯'，欲为风鹏云龙；当时局昏昧或仕途踬碍时，他又对儒家产生了怀疑和不满，转而从老、庄哲学思想中，寻找精神慰藉，清高自持，纵情山水，佯狂傲世，排遣怀才不遇、落魄失意的苦闷。因此，王绩绝非超凡脱俗的隐士，所谓'言不冤时'、'行不忤物'的'乐天君子'云云，并不能概括其人。 "贾晋华的《王绩与魏晋风度》一文，则着重论述了王绩思想与阮籍、嵇康、陶潜等人的相通之处，文章认为，"王绩是在唐初'逮承云雷后，欣逢天地初'（ 《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的清明时代定下退隐长策的，这个时代给他的印象是美好的，他曾一再在诗文中加以赞赏。因此，他的自然放旷较少对抗现实的悲剧因素，较多追求个性自由，实现个人价值的积极因素。他缺乏阮籍的深刻、陶潜的真淳。却有着一种阮、陶所缺乏的乐观明朗。"文章还认为，"当然，王绩也并未彻底忘怀社会事功，他的内心深处，偶尔也闪过失败的悲哀、孤独的忧愁"，"他的退隐和扮演魏晋名士角色，毕竟是不得已的下策"。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比较客观、辩证的。
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第三章论及王绩的思想，文章认为，王绩的简傲放达的风度"在北朝至唐初极其尊崇儒学，特别是讲究礼度的社会风尚中""仍显得不合时宜"，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书中认为，王绩的简傲首先来自他在文化上的优越感，"王绩有庾信之才，而又出自北朝'六代冠冕'，这种站在北朝文化顶峰上的优越感，自然就养成了他'独步当时'的'高情胜气。'"其简傲放达还出自他才高志大而疏懒迂阔的天性,也与王通门人集团复杂思想的影响有关。在与陶潜进行比较时，作者认为，"王绩看破世事和人生，似乎比陶、阮更接近老庄的本意。但因为缺乏深刻的思考和追求，在实际生活中却表现得相当世俗，与他对社会人事的彻底否定自相矛盾。""尽管他在诗中也表白过忧世之情和济物之想，但他对现实的批判多半是因自己的虚浮纵诞，不适于时而反激出来的牢骚。"他的"归隐缺乏陶渊明那种对人生理想的积极追求"。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则认为，"王绩虽然崇奉老庄思想，并不陷于虚妄的神仙迷信"，"王绩从人生短暂，纵心而长往"的主旨出发，有时对释、老、儒的教言感到都是多余的"，"王绩有时从三教的教义中寻找符合自己思想的理论，使三教统一于他的随分而适的观点之中"，"在历史观上，王绩认为自三王五帝以来，'咄咄建城市，倏忽观丘墟。明治若不足，昏暴常有余'。......王绩对人生及现实的态度是消极的，逃避的。"
杜晓勤的《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第六章"王绩诗歌与河汾文化精神"中也论及王绩的思想，该书首先探讨了王绩思想的地域文化渊源，认为，北朝后期直至隋唐之际山东旧士族士子经世致用、觅取功名的进取精神，是王绩"思待诏"、"觅奉侯"的人生抱负的重要文化根源。其次结合王绩一生三仕三隐的情况，进一步阐述了王绩心中一直未泯的济世情怀，一还其本来面目。在探讨王绩与魏晋风度之关系时，该书认为，由于王绩所接受的魏晋玄学经过北方学风乃至河汾文化的过滤，已非原汁原味，更由于王绩所处的时代亦与魏晋大异，所以王绩虽然仿效魏晋名士，却有他自己的理解和目的，也即是其进取意识、济世情怀得不到实现时的宣泄和沉思。
三、王绩诗歌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王绩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肤浅到深入的过程，尤其是在五卷本发现以后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三四十年代 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断代史、诗歌史以及一些有关唐代诗歌的研究著作中多多少少都涉及到王绩的诗歌，其中不乏玑珠之论。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认为王绩的诗的"意境也便是直袭之渊明的了"，说他的最好的诗篇如《田家》、《过酒家》两首"也浑是上继嗣宗，下起王维、李白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也认为"王绩因嗜酒而崇拜阮陶，更因崇拜阮陶而使他的作风超脱齐梁而复归于魏晋"，"如果我们承认齐梁是诗的厄运，那么他对于唐诗的贡献也可明白了。"胡云翼的《唐诗研究》则认为"只有王绩足称初唐第一时期（自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的诗人"。
闻一多对王绩具体诗歌作品的评价也很高，如他说"王绩自己的那首《野望》诗"，"得陶诗之神，而摆脱了它的古风形式，应该说是唐代五律的开新之作，自然处渊明亦当让步。"闻先生又说，"陶诗的特点在于诗人对大自然长久作有趣的看法，天真的看法，表现出一种小孩儿似的思想感情。王绩是继承了陶诗这一嫡系真传。"
五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学界对王绩诗歌的研究有所深入。如林庚把王绩的诗歌放到汉唐文学的 演变过程中来考察，他认为王绩的《野望》诗"摆脱了六朝以来贵族化的华靡和雕饰，创造出一种非常朴素的诗歌语言。正是这种朴素语言的洗炼，产生了全然不同于六朝长律的五言律。从汉的统一到唐的统一，在文学史上正是反映为从赋的时代走向了诗的时代。而初唐则是这一演变的加速过程。赋原带着有浓厚的宫廷习气，这首诗完全摆脱了赋体，正标志着诗赋消长这一鲜明的历史转变。"王士菁的《唐代诗歌》认为王绩的某些小诗，如《秋夜喜遇王处士》、《夜还东溪》"和当时流行的贵族诗人的'应制诗'比较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这和约莫在一世纪以后出现的，盛唐的某些诗人的清新质朴的抒情小诗倒是比较相近的。此外，他的《古意》这一类咏怀诗，也给予了后一些时期出现的诗人陈子昂和更后的张九龄一些影响。"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王绩的《野望》、《秋夜喜遇王处士》"这两首诗不仅生动地写出田园景色和他的闲适生活，而且在风格上也是唐诗中最早摆脱齐梁浮艳气息的近体诗。他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一诗，在一连串的问话里，也洋溢着一种关怀家园的殷切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