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其次，四杰有部分山水诗绘景的技巧较齐梁有所提高，已开始注意到景物在光与影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不同变化，并真切地传达出不同的视觉感受。第三，四杰诗受当时审美习惯的影响，取景角度比较单调，固然是其局限。但他们能利用这一点，选择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在大量相近的意象中表现出与他人不同的心境。这种作法使他们独具自己的"兴象"，向着建立诗人的个人艺术风格迈进了一大步。

            高光复的《论初唐四杰与初唐文风》则专论四杰辞赋。四杰的赋，现存30余篇，作者认为从内容及风格看，"虽尚未脱尽六朝余风，然而在某些方面却已经透露出盛世之音，表现出特定文学阶段的创作风貌"。首先是咏物写怀，更加表现出对抒写真实感情的注重；其次在思想感情上突出对建功立业的期待和渴望；再次反映的题材有所发展，一是边塞，二是游览，有了新的开拓。此外，该文还对四杰辞赋与当时辞赋与当时文学趋尚和各种文体的互相影响作了论述。

            徐尚定的《四杰诗歌艺术渊源考辨兼析〈昭明文选〉与初唐诗风》专论四杰诗歌的艺术渊源。历来评价初唐诗风，虽然指出它有革新的一面，但大都承认未脱"齐梁之体"，本文认为，这种看法太简单化了，因为晋宋齐与梁陈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而四杰继承的基本上是东晋南朝前期的诗歌艺术，"具体地说，他们是从'选体'入手学习前此时代的诗歌艺术"。以这个论点为中心，作者进一步指出，初唐"选学"曾显赫一时，初为私学，流行于江淮之间，显庆三年李善上《文选注》为最高统治者所接受，成为一门官学，至四杰时代臻于成熟。四杰从小所受的教育即与"选学"有关，尤其是王勃"关系尤深"。四杰"宏博"之文学主张，与《文选》的宏丽具有审美内涵的一致性。四杰诗从台阁移向江山与塞漠，也与萧统、刘勰关于"物色"的提出和重视有关，"四杰继承萧刘物色诗创作原则"。

            杜晓勤的《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认为，初唐四杰独特的文化心态、艺术精神的形成除了学术界常说的社会、政治因素以外，还受当时流行于北方的别具文化内涵的儒学思想和以老庄人生哲学为核心的道家思想的影响。文章在排比材料后指出，王勃、杨炯的儒学思想基本源于关陇儒学和河汾之学，卢照邻、骆宾王所受的儒学教育基本上是齐鲁之学。由于初唐四杰继承的是北方儒学以恢复王道、推行仁政、经世致用的人生精神，所以他们不但与南朝门阀士族只知以"衣冠礼乐"相尚、盛谈性命玄理、罕关世务的处世态度异趣，且与龙朔诗人"才优德薄"、轻儒弃道、追逐名利的人格不啻天壤之别。初唐四杰雄眄一切、高视阔步的人生姿态，又和他们所受的北方阴阳象数派易学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北方阴阳象数派易学的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的影响下，四杰认识到自己乃秉天地之灵秀、宇宙之淳精而生，是天地中的至尊和主体，所以他们天生就具有人格上的崇高感。文章还对四杰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主题，即在对都市生活盛衰变迁的描写中，表达了他们对盛极而衰、沧海桑田这一社会哲理的认识，委婉地流露出"以道自任"的寒士在"感大运之盈虚"后固守大道、静以待时的人生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四杰诗赋中出现的这一新的主题，除了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大背景是南北朝后期直至隋唐之际门阀士族衰落的历史，小背景是高宗、武后时宫廷斗争频仍、新权贵朝不保夕的政治现状），也与四杰受《周易》的影响有关。

            二、骆宾王研究

            本世纪的骆宾王研究虽然比不上王勃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后，不但出现了一些有较高水平的专题论文，开了骆宾王研究的学术研讨会，而且还出现好几本专著，如杨柳、骆祥发著的《骆宾王评传》、《骆宾王研究论文集》等。

            骆宾王生平研究  关于骆宾王的生年，学界说法不一：（1）闻一多在其《唐诗大系》中将骆宾王的生年定为公元640年，即唐太宗贞观十四年。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以及后来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游国恩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王士菁的《唐代诗歌》也都认为骆宾王约生于公元640年。（2）刘开扬在六十年代提出了新说，他推定骆宾王的生年应在公元638年左右（骆宾王在咸亨初有《咏怀古意上裴侍郎》诗："三十二余罢，鬓是潘安仁。"可为一证）。（3）傅璇琮在其《卢照邻杨炯简谱》中定骆宾王的生年为公元630年。（4）杨恩成的《骆宾王生卒年考辨》则说骆宾王生于公元622年。并引骆宾王的《上司列太常伯启》、《上吏部裴侍郎书》，说骆宾王于麟德元年是四十多岁，上元三年，骆宾王已经是五十五岁的人了，因而认为闻一多、刘开扬二人的说法都与骆宾王的生平事迹不符。文章在对骆宾王的《咏怀古意上裴侍郎》诗进行了详细的考辨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咸亨元年，骆宾王四十九岁，由此上溯四十九年是高祖武德五年，即公元六二二年。骆宾王便生于这一年。"（5）骆祥发《骆宾王生年考辨》则认为"四十九仍入"当指高宗封禅泰山后，宾王入朝应举，对策入选授奉礼郎事，时为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故他说骆宾王应生于公元619年，即唐高祖武德二年。（6）在骆祥发此文发表后不久，任国绪又发表了《关于"三十二余罢"与"四十九仍入"──考骆宾王生年兼与骆祥发商榷》，文章认为，"三十二余罢"的时间在654年，其时骆宾王的准确年龄为三十三岁，"四十九仍入"，事在670年，其时他四十九岁。从654年上推三十三年，或者从670年上推四十九年，骆宾王当生于唐高祖武德五年，即622年。此文论证过程虽然与上引杨恩成文不同，但结论一致，这是关于骆宾王生年研究过程中得出的唯一相同的结论。（7）1990年，王增斌在其《骆宾王系年考》中又提出了新说，他认为骆宾王应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即公元628年，其理由是：骆宾王的《咏怀古意上裴侍郎》诗并不像陈熙晋和其他人所说的是作于咸亨元年（670），而是作于调露元年（679年）裴行俭征讨西突厥的战争中。从诗中的"四十九仍入"一句结合宾王其他诗文，可以推知骆宾王四十九岁时是上元三年（676），由此上推四十九年，其生年大约为公元628年（贞观二年）。（8）张志烈在其《初唐四杰年谱》一书中则一反前此众说，自出新见，他认为对骆宾王说的"三十二余罢，鬓是潘安仁；四十九仍入，年非朱卖臣"是用典，不能坐实了讲，骆宾王此时的实际年龄当在三十三到四十岁之间。作者引用了骆宾王的《上李少常伯启》、《上齐州张司马启》、《畴昔篇》、《夏日游德州赠高四诗序》等材料，初步推断出骆宾王约生于公元635年，即唐太宗贞观九年。

            关于骆宾王生平事迹的考证，本世纪成果不少。但这些成果多产生于本世纪下半叶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后。本世纪前五十年内的文学史、诗歌史以及各种唐诗研究论著对骆宾王的生平事迹多沿用旧说，少有发明。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闻一多编的《骆宾王年谱》。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骆宾王的年谱及一些关于骆宾王的生平事迹考证的论文才多了起来。杨恩成的《骆宾王生卒年考辨》以及骆祥发的《骆宾王的生年考辨》两文虽然主要考订了骆的生年问题，实际上对骆的一些生平事迹也都作了一定程度的考辨，如杨恩成认为人们关于骆宾王的下落的说法中的"逃遁"和"落发为僧"两说均不可信，唯张鷟《朝野佥载》所云"宾王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水而死"的说法较为可信。骆祥发则为骆宾王曲折的一生编写了一个简谱。1984年骆祥发又正式发表了一篇《骆宾王简谱》，使骆宾王的生平行踪有了大致的系年。1987年1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杨柳、骆祥发合著的《骆宾王评传》，此书前十章评述诗人的生活经历，其中前三章，作者考察了诗人的家世、生年及少年时代的生活与见闻，第四、五章，着重写骆宾王二十三岁左右入京应试落第返乡，二十七岁左右出仕，后又罢官，闲居齐鲁十二年。六、七、八、九章，写宾王四十九岁赴京对策中第，拜奉礼郎。不久，兼东台详正学士。五十二岁，从军西域；五十四岁，随军赴姚州平叛，留蜀两年。上元二年，为武功县主簿，迁侍御史。调露元年冬，入狱；来年秋八月遇赦出狱。开耀元年春，出使燕、齐，五月贬授临海丞。文明元年（684）九月，在扬州参与徐敬业兴兵反武则天事件，草《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十一月，兵败。第十章，着重考辨了骆宾王的下落。对此，前人曾有"伏诛"、"跳水而死"、"逃亡"三说，作者力主"逃亡"说，又订其约于垂拱三年（687）前后，客死南通。其《初唐四杰研究》一书虽然晚出，但观点并无大变化，故下文不再赘述。

            继骆祥发之后，刘怀荣对骆宾王的生平又作了新的探索，且其看法多与骆祥发相左，如关于骆宾王任道王府属的时间，刘文定为显庆三年（658），骆祥发定为永徽二年（651），相差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