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他一方面支持武后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对武后的不合理的弊政也屡次提出尖锐的指责。"刘知渐也认为"武则天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诗人早年的拥护武氏和中年以后对武氏集团的不满，都表现了诗人的正直和进步"。刘国盈则认为"陈子昂无疑曾经想依附武则天作为实现自己抱负的一种手段"，"陈子昂和武则天的关系，有庸俗的一面，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不能"不加具体分析，根据封建的道德标准就骂陈子昂是'真无忌惮之小人'和以卖身投靠为目的的捧陈子昂是'忠心耿耿地为武则天服务的'，都是不对的。"郭预衡认为，子昂对于武周政权曾是抱有幻想的，因此"写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些颂辞，一方面表现出子昂"锐于进取，献颂希宠"，"也要看到，尽管子昂如此献颂，结果并未得到荣宠。这是因为他的思想见解与那些御用文人毕竟不同。"
到八十年代后期及九十年代，学界又出现了一些专门讨论陈子昂人格和政治品格的文章，如郑临川的《略论陈子昂的政治态度》、陈贻焮的《陈子昂的人品与政治倾向》、曾平的《陈子昂与武则天政权》及杜晓勤的《从家学渊源看陈子昂的人格精神和诗歌创作》等。
其中郑文认为，"他热爱大唐帝国和她的执政者，但他决不能容忍那些危害国家长治久安的种种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的错误决策措施，及时提出针锋相对的意见，克尽拾遗的言责，甘冒风险而不顾，以致被迫提前致仕，最后被武氏集团迫害致死。"
陈文则认为，"武则天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指责陈子昂忠于武家而不忠于李家，这看法本身就很封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不仅毫无意义，甚至是可笑的。可是武后执政时的确有不少希宠干禄的小人，从陈子昂积极拥护武后建周称帝的表现看，也并不是毫无可非议之处，所以对于陈子昂人品，仍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曾文则认为，"陈子昂在政治上是较为幼稚的，在其呈献给武则天的《谏灵驾入京书》中，就暴露了这一致命弱点。""作为一个庶族出身的普通知识分子，他既无政治经验、政治实力，也无上一代人的政治蔽护，势单力薄，难成气候。......所以他非常希望武则天重用自己，并靠武氏的力量来实现其政治主张。但是武则天对子昂采取赏而不用的暧昧态度。子昂不能忍耐，于是便有了《上大周受命颂表》、《大周受命颂四章并序》、《为永昌父老劝追尊忠孝王表》、《为赤县父老劝封禅表》等充满阿谀之词的颂扬文章。但因陈子昂历次上书所阐明的政治主张与武则天的统治需要背道而驰，所以他必然得不到武则天的赏识。......对武氏称帝，他在舆论上予以赞美，固然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依赖性和软弱性，另一方面，他对女性称帝问题的确不像正统文人那么大惊小怪。这还是因为陈子昂考虑的角度主要是国家和百姓，而不是哪个掌权的问题。"
杜文则认为，"陈子昂对武周政权之态度与其人格精神一样，都是由其家学中独特的政治观、历史观所决定的。"该文指出其父陈元敬曾于永淳二年前后勉励子昂趁"贤圣生有萌芽"的政治情势实现君臣遇合的政治理想，而且，"陈子昂后来的立身行事正是乃父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和具体履践。""首先，陈子昂在《感遇》其一诗中，用'三统循环论'、'五德终始说'进一步说明武周革命乃'天道'使然，非人力所能左右，其理论本质是和乃父元敬的'四百年贤圣遇合'说是相一致的。""其次，陈子昂在《谏灵驾入京书》中也将武后称为'明主'、于'非常之时'而生的'非常之主'，而自己俨然是得遇'非常之时'、'非常之主'的'非常之士'了，彼此遇合，将会产生出'不朽'的'千载之迹'来。"陈子昂在《谏政理书》中劝武后建明堂、立太学，和他在天授元年（690）进献《上大周受命颂表》、及《大周受命颂四章并序》，都"是基于武氏乃贤圣之复生，武周革命乃顺天应人之举的认识。王士祯等人谓子昂此举'谄诞不经'，是媚悦武后，也是因为他们不明陈家学中独特的历史观所致。"对于杜甫所说的"忠义"，该文认为，"无论是陈子昂还是杜甫，他们所说的'忠义'，绝不等同于后人所说的'忠君'，更不是忠于一朝一姓的'愚忠'。......在陈子昂所处的文化氛围中，本来就不强调所谓的'忠君'思想，而这种文化氛围实际上是战国士林遗风与魏晋以来豪族自守意识相结合的产物。陈子昂处于如此之时代，又受如此家学之影响，去拥武、颂周，也就十分自然，无丝毫对不起李唐王朝的地方了。"文章最终认为，"陈子昂既不能算是'唐之小人'，也不是谄武、媚武之'宠嬖'，更不是忠于唐室的'拥李派'。陈子昂诣阙上书、上表献颂、为武周改制出谋划策，只是为了实现其'贤圣遇合'的理想，然而由于其政治理想有符合人民利益的一面，所以其人品和政治倾向也就值得肯定了。"
三、陈子昂文学研究
陈子昂文学主张研究 关于这一问题，本世纪的学者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肯定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但也批评了其忽视形式的趋向。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均从正面肯定了陈子昂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主张。如郭绍虞说："在齐梁文学的流风余韵依旧存在的初唐，能于诗国首先竖起革命的旗帜，以复古为号召者，就是陈子昂"。林庚指出，陈子昂提出的"'兴寄'就是要有政治寄托。'风骨'也就是'建安风骨'"。刘大杰指出，陈子昂"首先一般地批评了建安正始以后到武后时期几百年的形式主义文学的总倾向"，"肯定诗歌历史中的进步主流，指明风雅、汉魏、正始诗歌的优良传统和艺术成就，反映出他在文学发展的总趋势中所认识到的文学思想斗争的历史道路和正确观点。"他"特别提出'风骨'、'兴寄'两个特点，来说明进步诗歌的精神实质。"吴明贤认为，陈子昂提出的"风骨"包含"具体含义"和"时代概念"，前者"其实就是指'端翔'的'骨气'，即诗人骏爽飞腾的情志通过端直有力的诗歌语言表现出来，达到感化教育人们的社会效果。"后者指"以倡导复古的形式鼓吹革新，本身就不易和诗坛进步的脚步合拍"，这"不能不影响到他文艺思想的彻底性"。尽管如此，子昂仍然是"杰出的唐诗改革的先驱，功绩不可磨灭"。
第二种意见认为陈子昂并不忽视诗歌形式，周刚指出，陈子昂要求诗歌"音情顿挫"、"有金石声"，即已注意到诗歌的艺术形式。
第三种意见对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秦绍培认为，《修竹篇序》"主要内容不外两点。即一，对南北朝诗歌的全盘否定。二，提倡'汉魏风骨'"，而无视南北朝诗歌在艺术上的重要贡献是很偏颇的。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只注意思想性而不重视艺术的发展，这对文学的发展是不利的，是不值得赞扬的。刘石也认为，"陈子昂仍然恪守着儒家道德教化的文学观......从历史的角度看，陈子昂并没有提出超乎前人的更新理论。"陈子昂作为革新武器的"言志""在文学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时代""只能是对文学的反动"。陈子昂力图扭转初唐文风，但他"矫枉，然而过正，同样偏离了文学发展的正确航线。"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从其他角度探讨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和文学主张。如曹文佺把陈子昂和韩愈进行比较，认为"陈子昂所发起的诗歌革新运动与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都以反对齐梁文风为主旨，而且都以'复古'的口号为手段。......其实这两个运动的背景和所继承的传统并不一样。陈子昂和韩愈一派的思想基础也完全殊趣。"韩理洲针对聂文郁《王勃诗解》中所说王勃、陈子昂二人的文学主张"大同小异"、"实际上不算什么差别"、"实质仍是一样"，甚至认为陈子昂是王勃的继承者，他的文学主张，"和王绩，特别是王勃是衣钵相传的"说法，提出了商榷，认为两人都反对六朝以来浮艳颓靡的文风、诗风，力求改革诗文，开创新的局面，但两人在如何进行革新等重大问题，认识和主张都很不同。陈子昂显然高于隋至初唐其他人物的文学见解，对唐代诗歌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葛晓音的《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一文说，以前学术界认为陈子昂的风雅兴寄"是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的传统，要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发挥其美刺讽谕的社会功用"，作者认为"陈子昂革新诗歌的主张与改革社会的理想自有其密切的联系，但他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没有把诗歌的作用仅仅归结为美刺讽谕"，"而是认为汉魏风骨就是寄托拯世济时的人生理想"，"这就第一次从精神上将建安气骨和齐梁文风区别开来，把风雅比兴和建安精神统一起来，解决了四杰理论和创作之间的矛盾。"她的《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修正了以前的一种流行看法（包括她自己在内），即以为陈子昂的理论"针对从上官体到'文章四友'及沈宋不断发展着的宫廷形式主义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