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三、沈、宋诗歌研究
本世纪关于沈佺期、宋之问诗歌艺术的论文本来就较少，而专论沈佺期或宋之问诗歌的文章则更少，人们大多是将沈宋相提并论，且多则是在一些文学史、唐诗研究论著中涉及之。
本世纪上半叶 李维《诗史》对沈、宋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比较重视，该书卷中有三章都是论述"初唐诗体与沈宋"的， "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多未成体，沈则间有佳者。所谓裁成六律，彰施五采，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沈、宋之功也。"
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册对沈、宋诗歌的论述稍具体些，该书首先论及沈、宋于律诗成立之功，强调他们在官场上的应制倡导的机会的重要性，其次他分析了沈、宋的一些五律、七律作品，以说明其格律之严，但是，他对宋之问诗歌的评价不高："之问的诗，好的极少！集中格调比较高越者，七言如'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松幽幽吟劲风；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五言'潘园枕郊郭，爱客坐相求'，又'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之类，确是没有几篇可鉴赏的。──大抵因为他的作品，七律全出应制，五律率多平浅，所以酿成这个结果了。"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则认为，沈、宋最伟大的成功之处在于促进了七言律的成立，并认为"他们的倡始号召之功，似较他们的创作为更重要"。同时，该书还强调了他们对绝句、排律成立之功绩。对于他们诗歌创作实际，本书认为："沈、宋的诗，自当以这种迁谪后所作的最工。应制诸什，非不精妙，却不尽是肺腑中流出的，故有灵魂、有真情感者甚少。"
苏雪林《唐诗概论》在分析律诗成于沈宋之手的原因时，认为，一是齐梁以来的酝酿，二是前人对对偶的讲求由来已久，三是出于帝王的熔陶。
闻一多在其四十年代的唐诗研究中则强调沈、宋对盛唐诗歌的先导作用，他认为沈佺期的七律"卢家少妇郁金香"一首恢复了诗歌与语言之间正常的关系，"正是开启时代新风的首创作品"，对于宋之问，他则认为，"通常但知他的近体诗有名，其实古体诗也有好的，象五古《雨从箕山来》一首......可说是开了王右丞的先声。"
五六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后，一些新编的文学史著作对沈、宋在诗歌格律发展史上的地位也都加以肯定，对他们的应制诗评价不太高，对他们遭贬以后的作品予以好评。故在此不再一一介绍。
马茂元的《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一文在论及沈宋诗歌时颇具己见，如，该书云："高宗之末以至中宗景龙之际 ，律风大畅，作者云兴，人握灵珠，家持玉尺，沈、宋于此种风气下，总结前代积累之经验与时人创作之成果，因势利导，遂使诗歌古今体之分，成为定局。世言律诗而必推沈、宋者，盖以其篇什繁丽，纂组精工，举为诗体发展之过程。非谓沈、宋之外，同时诗人遂无律体之佳构也。"又如，"沈、宋并称，其诗往往互相混淆，有不易辨识者，以二人身世略同，而风格又相近也。然其间亦未尝不可以区分。盖之问思致缜密，清丽居宗，五言是其擅场。其《昆明池》应制之作，固已压倒佺期，沈则气度较宏，七言独辟胜境。其《独不见》一章，'高振唐音，远包古调'，亦非之问所能企及。......又沈、宋并工五言排律，之问所作，犹不过百余言；而佺期《代魑魅答家人》一篇，长达四十八韵。其排比铺陈，尽情刻划处，已开盛唐风气之渐矣。"
刘开扬的《谈沈佺期、宋之问、李峤、杜审言等人的诗》对沈、宋的律诗和古诗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他认为，沈佺期写征戍的几首诗如《杂诗三首》之三、《古意呈补阙乔知之》都很精彩，其次如狱中的诗，流放过程中的诗，都有真实感情，还有一些乐府诗也较可取，但他认为，"宋之问的诗就数量和内容说，比沈佺期的诗更多更好，影响也更大"，而且，他认为，宋之问的诗对杜甫等后世大诗人也有很大影响，"杜甫对以往的诗人诚然是集大成者，但他对宋之问的诗似乎特别喜爱，不仅所写风景相似，诗语和表现方法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还有，之问的长律《谒禹庙》已长达二十韵，佺期的《移禁司刑》更达二十四韵，对杜甫晚年写长律竟达百韵也有所影响。"
八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专论沈、宋诗歌的文章，重要者有李云逸的《沈佺期诗人名订讹》、师为公的《沈佺期、宋之问诗歌用韵考》、刘振娅《宋之问诗歌创作总体认识初探》、王定璋《陈子昂与沈、宋》、查洪德《初唐诗坛的一代宗师──沈佺期新论》、杨墨秋《宋之问任职朝廷期间部分诗文系年考》、杜晓勤《从永明体到沈宋体》等。
其中查文针对过去一些研究者批评"沈佺期的诗多宫廷应制之作，内容空洞，形式华美"的说法，指出他的应制诗37首，仅占22.5%（沈存诗共160首），与唐初其他诗人比较，"应制诗并不算多"。况且，他的应制诗有的质量不错，作者称赞其《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说它"运用七律形式圆熟"，内容"也不像人们观念中的应制诗那样面目可憎"，"它无一处堆砌辞藻，无一处用典，自然畅达而不造作，有真实之景，真实之情"。作者将沈佺期的非应制诗分为沉郁的自述诗、深情的别离诗、矛盾的战争诗、雄奇的山水诗四方面加以详细论述，使读者第一次较清晰地看到沈诗的全貌。最后作者又从"初唐诗坛的一代宗师"、"初唐诗风向盛唐诗风转变的有力推动者"和"对后世具有深刻影响的诗人"三点说明沈在我国诗史上的地位。
本世纪未见有人对宋之问的诗歌作品进行系统整理，沈佺期作品的整理成果则有查洪德、连波的《沈佺期诗集校注》。
第七节 文章四友研究
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崔融等"文章四友"在初盛唐之际的诗坛上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他们之中李峤和杜审言的文学成就尤其突出，所以本世纪学界对他们也比较关注，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
一、文章四友生平研究
李峤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李峤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马茂元的《唐诗札丛·李峤生卒年辨证》、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李峤》（第一册）、陈尚君、陶敏《唐才子传校笺·李峤》（第五册补正）等。马文认为近人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谓峤生于贞观十八年甲辰，卒于开元元年癸丑这一说法不对，李峤应生于贞观十九年，卒于开元二年。傅文首先考证了李氏世系，又对李峤一生一些重要行事作了辨证，如他认为李峤出为润州司马当在长寿元年（692）一月后，于长寿三年八月前已由润州入朝，后即为凤阁（中书）舍人，景云元年峤似未赴怀州任即致仕，峤之卒官当为庐州别驾。陈尚君对傅文作了一些补正，如他据1928年出土的李峤长子畅的墓志，考知李峤在万岁通天二年（697）一月时仍任凤阁舍人。
杜审言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杜审言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杜审言传"、傅璇琮的《杜审言考》、张清华的《杜审言评传》、王雄夫的《杜审言小传》、王永昌的《"峰州"考》、陈贻焮的《杜审言评传》、毛水清《杜审言四题》（上、下）、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杜审言》（第一册）、陈尚君、陶敏《唐才子传校笺补正·杜审言》（第五册）等。
其中马文考证了杜审言谪吉州的时间，他认为，审言离开东都时当圣历二年（公元644年）春，其还东都当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四月，其卒年当在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盖在入修文馆不久，即以暴疾而死。另外，该文认为《新传》所载审言云"久压公等"之言，恐非其实。傅文认为，审言的生年虽不可确考，但当生于648年之前，闻一多《唐诗大系》定于646年，大致不差。该文还对审言一生重要行事和所作诗歌作品尽量作了考证和系年，涉及到审言与杜易简、苏味道、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等人的关系，补考了杜审言永昌元年（689）前后曾在江阴任职，当由江阴入为洛阳丞，于698年由洛阳丞贬吉州司户参军。王雄夫小传在杜审言生平行事的叙述方面基本上与傅文相同，没有新意。陈贻焮文第一部分"'恃才謇傲'的狂人"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杜审言的生平大略及其謇傲的性格，探讨了他遭时辈嫉妒的原因。毛水清的文章中的前两个问题是有关杜氏生平的，对杜审言等人何时称"文章四友"这一问题，该文的答案是在杜氏30岁前，地点在东都洛阳，原因是"由于共同倾附武则天和张氏兄弟的政治立场，又都擅长五言律诗"，后来这种齐名更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承认；对于杜审言贬吉州的原因，他补充了傅璇琮在《杜审言考》中的说法，认为"此次杜审言的吉州之贬，大约是由于（杜）支持复立庐陵王李显为皇太子，反对武承嗣，因而触犯诸武兄弟的缘故。"
对于崔融的生平，傅璇琮在其《唐代诗人考略》曾作了一些考证，他认为，崔融应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卒于神龙二年（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