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这一结论，是作者研究了六朝诗歌的艺术成就，并深入分析了初、盛唐诗歌发展的全过程后得出的，较之过去对某作家进行单一的研究，或对初、盛唐诗歌发展所作的简单笼统的结论确有明显突破。

            八十年代以后，讨论盛唐诗歌特质的论文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有：罗立乾的《"盛唐气象"说述评》、高玉崑的《说"盛唐之音"》、蒋海生《论"盛唐之音"是一个美学范畴》、邓小军《论盛唐诗的特质》、王运熙《说盛唐气象》、王启兴、乔典运《盛唐诗歌的美学风貌》、赵克尧《盛唐气象论》、刘怀荣《论盛唐气象的理论渊源》、吴相洲《盛唐之音新论》等。

            其中罗文首先考察了严羽所说的这一概念的美学含义，认为，沧浪所说的"盛唐人气象"、"盛唐诸公之诗""气象浑厚"，其全部意思就是说明：盛唐诗歌通过具有气势美的形象图画，反映了盛唐时期蓬勃向上、昂扬奋进的时代精神，构成了气势雄浑而深厚的美学风貌。而沧浪以"盛唐气象"说所概括的这些特色和美学风貌，也的确能代表盛唐诗歌创作的主流，能代表这一时代诗歌作品的美学风貌。蒋文认为，过去人们对"盛唐之音"从社会历史角度和古代诗歌发展史的角度去理解都是错误的，唐诗的兴盛与"盛唐之音"是两个紧密关联但又绝然不同的问题。"盛唐之音"是盛唐诗歌所具有的独特的"神韵"和"清空"的"气象"，并不是指通常所说的慷慨豪放能给人以鼓舞的气魄和时代精神。而且，这种"盛唐之音""实是指诗人在兴发感动的作用之下，用形象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方式创作出的一种具有特殊美学境界的诗歌"。邓文则明确提出盛唐诗歌的特质是"以具有优势的自然意象，表现刚健的时代精神"，同时该文还论证了"自然意象优势"的含义，阐述了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以及自然意象与时代精神融合的形式、性质、类型等问题。论文注意了纵向与横向的联系与考察，并试图运用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如以格式塔心理学的同形理论解释自然意象与时代精神融合的性质，分析了自然意象与精神情感同其"向上"、"奋进"、"开展"之势的各种现象。王运熙文也是对严羽等人论述的发挥，看法与前述罗文相似。但是文章还探讨了盛唐气象的成因：一是盛唐时代所孕育的人们特定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一是前代优秀诗歌遗产的继承与发扬。王启兴文则认为盛唐诗歌的美学风貌有五大特征：真率自然的精神美，诚挚动人的人情美，众彩纷呈的个性美，形神兼备的绘画美，和谐流畅的韵律美，并逐一作了分析。如其论"精神美"云："盛唐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时代，天真得近乎幼稚，烂漫得有些人性，无拘无束，洒脱自然。......情感真率，发自肺腑，以自然的美替代雕饰的美，使盛唐诗歌表现为一种以'境'取胜，不以'句'邀宠的审美取向。这是诗歌创作进入盛唐的一个重要发展。"其论"个性美"云："盛唐文化进一步开放，个体人格的被肯定、人性的张扬以及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刺激和默认了盛唐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取向，其个性纷呈的美学形态，满足和影响了自古至今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审美趣味，使盛唐诗歌的魅力经久不衰，任何人都能从中挑选到自己满意的珍品。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的诗人充分张扬了自己的审美追求，另一方面是表现不同生活层面的诗歌也体现了不同的美的境界。"赵克尧文则认为，盛唐气象可以说是盛唐各种艺术共同的美学时代风格，其内涵是：健康向上的风采、恢宏豪宕的气质、雄浑宽远  的境界。文章认为盛唐气象出现的原因有：1、不同凡响的时代，2、夷为我用的文化改革，3、人的觉醒与文的觉醒，4、以诗取士与君臣嗜好。刘怀荣文则侧重于探讨盛唐气象与"兴象"这一理论概念之间的关系，为盛唐气象溯源。吴相洲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更系统地、全面地探讨"盛唐气象"。

            二、盛唐诗歌整体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盛唐诗歌进行整体研究的成果和突破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取得的。八十年代以前，只有零星的探讨。

            如闻一多在四十年代的唐诗研究中，将盛唐诗分为三个复古阶段：（一）齐梁陈时期，（二）晋宋齐时期，（三）汉魏晋时期。这里所谓"复古"，实指盛唐诗从摆脱齐梁诗的影响逐步回升到汉魏健康风格的发展过程。他认为，齐梁陈时期（齐梁风格）的作家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常理、蒋冽、梁鍠，三人作品可算是全唐诗中宫体诗的白眉。第二类，刘方平、张万顷、李康成，这派虽亦能作宫体诗，但已由房内移到室外，故风格较高。第三类，有张说、贺知章、张旭、王湾、韦述、孙逖、张均、殷遥、蒋涣、杨谏诸人，这一派所代表的恰是盛唐、中唐的一般风格（李杜韩白诸大家除外）。他们都是拿诗来消遣的，又是当时在社会上活动的士大夫，所以形成了流行的风格，势力很大。就文学史来说，的确不可漠视，因为他们所形成的风气，常常足以影响大家。晋宋齐时期（晋宋风格）的作家又可分为两支，一支以王维为首领，下面包括三个小派：1、孟浩然、包融、贺朝、李嶷、崔曙、萧颖士、张晕等，多写一般自然。2、储光羲、丘为、祖咏、卢象等，专写田园。3、綦毋潜、刘昚虚、常建等，专写寺观。另一支以李白为首领，包括两个小派：1、崔国辅、丁仙芝、徐延寿、张朝等，此派专写江南，多写爱情，甚为大胆，诗中又有故事，有点像西洋诗，它的来源是民间乐府。2、王翰、李颀、王之涣、陶翰、高适、岑参等，此派专写边塞，只有王昌龄、崔颢无法分别安插在两派间，因为他们兼有两派之长。汉魏晋时期（汉魏风格）的作家，杜甫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下面也包括三个小派：1、郭元振、薛奇童、薛据、阎防、郑德玄等，专写自然。2、张九龄、毕曜、李华、独孤及、苏涣、窦参等，专写天道。3、于逖、沈千运、张彪、王季友、赵微明、元结、元融、孟云卿等，专写人事。这样的分类研究在本世纪上半叶实属罕见，就是到世纪末也还有它的参考价值。

            五十年代末，马茂元发表了《从盛唐诗歌看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的关系》一文，他认为，开元、天宝时期，乐府民歌对诗体影响最显著的，是歌行和绝句。比较突出的代表这方面成就的诗人，有崔颢、崔国辅、王绩、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岑参和李白、杜甫。文章又认为，"事实上，盛唐诗人和他们所创作的各体诗歌，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乐府民歌的影响。殷璠早就指出：'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这一特点。因为文人作品中有民歌民谣的'质'，所以他们的风格，往往是华美而不浓腻，清绮而不粗野，细致而不破碎，清新而不僻涩，流利而不浮滑，厚重而不呆板，沉着而不粘滞。总之，他们能寓工力技巧于自然浑成之中，不假雕琢，没有斧凿痕迹。"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对盛唐诗歌的发展和艺术风貌进行了综合探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本文下面从盛唐诗歌繁荣的原因、盛唐诗歌分期和因革、盛唐诗歌革新历程、盛唐诗歌艺术综论几方面进行介绍。

            盛唐诗歌分期和因革  随着人们对盛唐诗歌特质认识的深入，八十年代以后很多学者已经不满足于五六十年代以来人们多探讨盛唐时代诗歌作品的共同风格的现状，开始注意盛唐时代诗歌作品风格的多样性和前后时期的变化。

            如刘知渐《〈天宝文学编年史〉序》将"盛唐"的上限划至开元初，下限划到大历五年，通过对这一时期诗歌思想内容、体裁、风格的分析，得出盛唐诗歌"后期的天宝年间比前期开元年间多些好些"的结论。文章还认为当时存在着"盛唐气象"，但不能用来概括盛唐文学，盛唐文学的高峰在后期，应以杜甫为代表。

            傅璇琮、倪其心的《天宝诗风的演变》借鉴勃兰兑斯的研究方法，"注意于社会生活与文学流派的多样化联系，并努力从整体上来把握作家群的时代情绪和心理活动"。他们认为，从开元末到天宝年间，至安史之乱爆发之前，诗歌创作有三个趋势是明显的：一是超脱现实，清高隐逸。这一趋势由张九龄、孟浩然开其端，王维"进一步推进发展"，一是正视现实，抨击黑暗，以王昌龄、常建、李颀、李白、高适、杜甫为代表；一是愤世嫉俗，崇儒复古，以萧颖士、李华、贾至、元结等为代表。文章通过对三类趋势的具体分析，概括出天宝诗风的基调："不少诗人似乎从开元盛世的光圈中走了出来，他们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幻想式的雾气，而逐渐学会用一双清醒的眼睛来看现实，我们发现他们饱含诗意的眼神中竟如此的忧郁，人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深刻的不安。"

            九十年代以后，学界对盛唐诗歌分期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赵昌平的《开元十五年前后──论盛唐诗的形成与分期》、尚定的《开元十五年的意义》等。

            其中赵昌平的《开元十五年》通过对开元十五年后诗人结构的转变、社会风尚的转变及其诗人群体心理素质影响的考证与分析，指出了盛唐之音的特点及形成原因，并理清了盛唐诗歌风格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