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因为要重新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诗人群体就需要一大批善诗能文之士涌入京城、跻身朝廷，而开元十年之前所选之士多不以诗见长，开元十年之后入仕之文士又多未在朝廷任要职，多为中下层朝士，或被外授县尉、参军之类的地方文官，他们真正成为诗歌创作主体要在张九龄为相之时。所以盛唐诗坛群星璀璨局面的到来，诗歌艺术的黄金时代出现在开元十五年之后决不是偶然的。文章的第三部分探讨了张说等贬谪诗人的艺术新变，认为这种新变不但弥补了宫廷诗歌在艺术形式、精神内质等方面的缺陷，而且对盛唐诗歌新风的建立具有直接影响和先导意义。
盛唐诗歌革新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葛晓音一直致力于盛唐诗歌革新的研究，且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相关成果主要有：《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江左文学传统在初盛唐的沿革》、《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等。
其中《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对盛唐诗歌革新有重大发明：首先，该文首次将张说、张九龄作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一个重要阶段，认为张说、张九龄比陈子昂更明确地阐发了风骨、风雅的内涵，赋予建安精神以新的时代色彩，纠正了四杰诗歌理论的偏颇，并提出了革新艺术的具体标准，对于盛唐诗形成以崇尚建安气骨为主的风雅观念和理想的艺术风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次，该文还对盛唐诗歌革新思想作了全新的阐发。认为盛唐文人能够突破传统的"美刺"说，他们所追求的"风骨"不是以揭露社会问题的深度为主要特征，而在于追求理想的热情，蔑视权贵的自信和英雄失路的不平，体现了整个时代的宏伟气魄和雄厚力量，同时又广泛体现在抒写日常生活的各种感受中。由于时代发展与文人理想大体一致，盛唐诗才会以乐观昂扬的基调和宏伟壮大的气魄区别于文学史上其他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
《江左文学传统在初盛唐的沿革》一文指出，初盛唐文人主要继承了江左文学传统中的文学的载体部分，这就决定了他们改革这一传统必然是以精神气质充实其中的基本方式，而他们用以充实江左文风的精神气质除了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和"时代精神"，还有一种深深打动人心的特殊内蕴，即对于宇宙、历史和人生的感悟，对于时、才、命三者关系的探问，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开阔视野和朦胧展望，而这正与他们在沿革江左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受易学的影响有关。文章通过客观地分析江左文学传统在初盛唐沿革的过程及其必然性，还发现：盛唐诗形成融合"建安骨"和"江左风"的基本特征，不仅是初盛唐诗歌革新的结果，也反映了盛唐文人将汉魏到江左视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传统加以继承的自觉意识。而当这一传统被割裂时，诗歌便容易出现向汉魏或向江左偏斜的倾向。
盛唐诗歌艺术综论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从各种角度综合探讨了盛唐诗歌的艺术风貌，如陈铁民的《漫谈〈河岳英灵集〉的选录标准》和李天道的《从〈河岳英灵集〉看盛唐诗歌多样的情致美及其成因》都从考察殷璠选诗的标准入手，探讨了盛唐诗歌的艺术风貌。
陈文认为，殷璠把风骨作为他选诗的首要标准，并对"兴象"是指"情景交融"、主要代表王孟诗派特点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兴"即兴致、感受、感触，"象"即物象，"兴象"指对外界事物（不限于自然景物）的感受，包括对于社会人生的感触。另外，诗歌创作的独创性，也是《河岳英灵集》选诗的一个重要标准。陈文还认为，殷璠所谓的"雅调"是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特点的反映和概括，似乎比较合适。
李文则认为，"风骨"有两种内涵，一是指建功立业、奋发向上、报效君国的时代精神，二是指怀才而不为世所用，报国济世无门的怨愤之情。殷璠是以"神来"指作者有丰富的生活实践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在似乎偶然的情况下能敏悟地捕捉生活的审美内涵，并把它艺术地表现出来；"气来"指由于作者在气质才性方面的差异，以及审美理想和艺术情趣的不同，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同情致美；"情来"指"在诗句之外包含着深远的情趣，能使人获得深刻的思想和不尽的意蕴"。李文还认为《河岳英灵集》选诗表现了多样的情致美，主要有高昂明朗、愤怒激越、豪放飘逸和自然幽清四种。
而赵昌平的《盛唐北地士风与崔颢李颀王昌龄三家诗》、杜晓勤的《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均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盛唐诗歌创作风尚及其成因作出了独特的探讨。
其中赵昌平文试图以崔颢、李颀、王昌龄三位跨越开元天宝二期的诗人为典型，从盛唐时期才俊之士地位的升降，与诗史有别于初唐时期的演进态势中，结合考订，探讨当时发轫于王翰、王泠然诸人的北地豪侠型诗人群的行为特征与心理历程，以及三家在此一历史文化氛围中，因经历性格之同异，对七言各体不同方向的推进。相对于其《开元十五年》来说，前文是共相，本文是异相；前文详于开元时期，本文则侧重于天宝时期。文章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一、盛唐诗史演进态势与才俊之士地位浮沉的历史内含，二、北地豪侠型诗人群的行为、心理、诗体特征，三、崔颢的南游北行及其对七古、七律的开拓，四、李颀的南游北行及其七古个性风格的形成，五、王昌龄的双重气质和西行南贬及其对七绝的开拓。最后认为，"崔、李、王三诗人，同时而前后相续谱写了盛唐北地豪侠型诗人从满怀希望，到焦虑不安，到深重失望的心史，从中也隐隐约约映现了开元天宝时期政治风云的变幻，由于与中枢人物的关系密切，他们在这一方面较南方诗人来得更为敏感，也更有典型性。他们在类似的背景下，气质、行为、经历、心理上的共同趋向，促使他们在诗艺诗体上表现出某种同一性，代表了唐人七言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然而以上方面种种微妙的区别，又造成了他们高度个性化的风格与不尽相同的诗史成就。"
杜晓勤文从地域文化与诗歌艺术精神之关系入手，对南北朝后期至盛唐个地域文化冲撞、交汇、融合的线索进行梳理，试图较细致、深入地揭示地域文化之整合对初盛唐诗歌嬗变之影响，进而从另一个侧面认识盛唐诗歌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文章认为，到开元前期，最先崛起的是江左文士。他们首先学习南朝诗人喜观赏山水、吟咏自然的审美方式，创作了大量清新、媚美的山水诗，给唐初以来宫廷日趋富丽、缛彩、整栗、板滞的诗歌创作风尚注入了鲜活的艺术因子，使得开元中期的宫廷诗、都城诗中也增添了一份清丽明美，从而促进了盛唐写景诗"兴象玲珑"、自然清真美学风格的形成。其次，他们多学习吴越民歌，创作了一些流转、婉媚的乐府诗歌。盛唐时诸五绝、七绝诗之所以音调流转、意境空灵，当与吴越民歌在开元中前期的再次兴起有关，而吴越民歌的复兴又离不开吴越诗人的仿作、入京等传播途径。再次，吴越诗人对魏晋南朝玄学的继承和发展，使得他们的诗歌"情理兼得"，具有较深厚的意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越诗人在魏晋玄学、"正始名士"风流以及佛、道的影响下，形成"狂逸"、萧散、放旷的人生态度，直接促成了盛唐名士风流的产生。文章还指出，在开元、天宝中，山东文士也形成了新的人格精神。随着开元前期儒学的复兴、君臣关系的重建，山东士子多以"致君尧舜"为人生目的，以儒家强调的"直道"求诸己，希以"致治之术"、济世之策进身，于是在开天之际，诗坛上崛起了一大批山东士子。盛唐诗歌在刚健、清新之外，又不乏雅正之思，实与此有关。当然，关陇士子在开元、天宝间，也非常活跃，但其尚武、任侠的性格特点已不十分明显，而是多从科举入仕。王昌龄投笔从戎、又复理翰墨之经过，颇代表了当时诸多关陇文士的入仕心态。然因其多有从军入幕之经历，使得盛唐诗歌也充满了刚健、豪侠之气。文章最后指出，从地域文化整合的角度看，盛唐文化实际上是各地域文化在开元前期新生后的大繁荣、大融合的产物。在这种文化整合状态中产生的盛唐之音，虽然是风格多样，异彩纷呈，但也不乏共通的艺术精神──"秀丽雄浑"。
此外，卢燕平的《盛唐诗人审美心理论》、陈慧敏的《论盛唐文人的文化心态》、石云涛、胡述范的《道教文化与盛唐诗人》等论文，也都从不同方面对盛唐时期的文化心态与文学创作之关系进行了探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盛唐诗歌的整理和考证
本世纪关于盛唐诗歌的综合整理和考证的成果不多，主要有佟培基的《盛唐诗重出甄辨》、陈尚君《殷璠〈丹阳集〉辑考》等。
第二节 盛唐边塞诗派研究
"边塞诗"和"边塞诗派"这两个概念至晚起于二十年代，如胡云翼在1927年出版的《唐代的战争文学》一书中就说："在唐代诗人中有'边塞'一派，他们描写大都以《出塞曲》为主题，他们作品的风格，也就形成了一种悲壮的倾向，无论是主战与非战的文学，这些'边塞派'的诗人，便是战争文学。"
一、关于盛唐边塞诗的争论
对于盛唐边塞诗的评价问题的争论起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