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一、张说研究
关于张说的专题论文，本世纪上半叶只有一篇，即陈子展的《张说一千二百年忌》，大部分成果产生在八十年代以后。
张说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说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陈祖言的《张说年谱》、傅璇琮《唐才子传笺证》第一册"张说"条、乔象钟《张说》等。
关于张说的籍贯，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曰范阳人，一曰洛阳人。陈著对此两说均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辨，最终认为，张说籍贯河东，范阳既是越认，洛阳亦属讹传。。傅著则认为，张说籍贯应为洛阳人。
对于张说生平重要行事，陈著发明较多。如张说制举登科之年，《新唐书》等说是永昌元年，清人徐松说是垂拱四年，据本书作者考订应为载初元年；张说迁荆州之年，唐史学者岑仲勉《唐史余沈》提出开元五年、六年两种可能，本书作者则认为是开元五年；张说镇并州之年，《旧唐书》说是开元七年，本书认为应是开元八年，等等。 另外，作者还化了大量的笔墨考证了张说与盛唐著名文士的交往以及对他们的提携，强调了张说对盛唐文学兴盛的巨大贡献。将张说诗文能考知所作月份的，都予以系年。不能确定作于哪一年，只能确定一段时期的，则系于这段时期的最后一年，并予以注明。这些都有助于对张说文学创作活动和诗文成就的进一步研究。傅著在陈谱的基础上稍有补充。
张说诗文成就研究 对于张说的文学成就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陈子展在《张说一千二百年忌》中作了较详细的、全面的论述，他认为张说"是代表一个时期的文学家，今年是他的一千二百年忌。现在我们要提起他，就该重估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至少也该知道他在当时文坛上的位置。""他在当时，不曾明白的提倡散文。他的文章也还未脱出整体的型范。可是他以碑文墓志叙事之文见称当世。而他的文章也很可以拿来代表那时文体由整列散的这一趋势。""他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也就正因为他的文章能把握当时的社会意识的缘故。自然，他于当时文坛上有不小的权威，有不小的影响。......有唐代隋，张说显贵于开元盛时，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很足以抬高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所以他能主一时坛坫，开一时风气。......他在文学上虽不曾有若何明白主张，而宋初《新唐书》却把他列在王杨和韩柳之间，作为由王杨变到韩柳的一个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
在四十年代，闻一多把张说划到盛唐时期第一个复古阶段"齐梁风格"的作家群中，但他又认为，"张说的诗比同派其他诗人写得深刻，如'闲居草木待，虚室鬼神怜。'（《闻雨》）竟有泛生主义看法。又如：'云霞交暮色，草木喜春容。'（《侍宴浐水赋得浓字》）态度更为积极，认为自然是神秘而有灵性者。......张说的'雁飞江月冷，猿啸野风秋。'是模仿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中的两句，而他的身分官职，正好证明他是直接继承了初唐的风格。"张说的《还自端州驿与高六别处》五律一首"整篇匀称，无句可摘，才是盛唐新调"，"张说的诗能高于这一派的小家诗人，这是重要的原因"。"他又以自己的地位把这种作风加以提倡，当时除了孟浩然、李白、杜甫等大家之外，一般想由科举出身的举子们谁不竞先响应。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张说说成是试帖诗典型的建立者，也就是他对唐诗所起的重大影响，而试帖诗的影响唐代诗坛，也就是张说影响的普遍化了。"
此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学术界似乎将张说淡忘了，无论是文学史还是唐诗研究专著对张说大都很少提及或一笔带过。直到八十年代，人们才又开始注意张说的文学成就，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重新作出评价。如陈祖言在其《张说年谱·前言》中就着重强调了张说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他主要的建树在文学上。他'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是开元前期的'当朝文伯'，而唐代文学由初入盛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时期最后完成的。""张说所奖掖的文学后进（包括一些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人），现在我们能考知的就有：张九龄、贺知章......等二十余人（还有些当时以文学受知于张说，日后却并非以文学著称者，如房琯、李泌、刘晏等）。这简直就是一张开元前期的文学家名单！这批人又提携了一批盛唐的大师，如张九龄之于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之于李白，孙逖之于李华、萧颖士。可以说，张说的'延揽后进'，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张说本人的文学成就，本书作者认为，"他的碑志文和山水诗尤其出色"，"同时，张说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曾以权威的口吻对当时的著名文人逐一作了精彩的评论。"文章还说："要瞭解张说对唐代文学的贡献，还应注意他和玄宗的关系。玄宗尚在东宫时，张说为太子侍读，两人就异常亲近。后来张说又'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迄为宗臣'。正是凭藉这种特殊的关系，张说对玄宗的文学好尚和由此制定的政策，可以施加很大的影响。比如，张说在景云二年《上东宫请讲学启》中提出的'崇道尊儒'、'博采文士'等主张，即为玄宗全面采纳。因此，韦述曾说：'上之好文，自说始也。'宋祁则说：'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
乔象钟《张说》也曾对张说的文学成就详加论述，该文认为，"以大手笔驰名的张说为初盛唐大臣、名将所写的碑铭、行述，是唐史的原始资料，也是唐代将相的画廊。其中有王方翼、裴行俭......等。他为一代伟人所树立的形象，是不朽的。""张说的诗歌有一半是奉和应制之作，这样的体制已限制了他的诗歌自由发挥，抒情写性。歌功颂德，四平八稳，词藻富丽是其特点，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也可以使人了解到当时社会一些侧面。不过，他的更多的诗歌着重抒发自己的情怀的。描写了他一生多变的政治生涯和他的欢乐悲愁。""张说的山水诗也写得景象开阔，活泼而富情趣，......就是那些奉和应制的诗，也不可一概予以抹煞。有的写得也很工巧。" "在形式的运用上，张说写过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歌行，这些诗歌都明丽、流畅，音韵响亮，可资吟咏。他是初、盛唐间一位重要诗人。"
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对张说在唐代山水诗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该书认为，"开元前期的山水诗虽然再度复兴了齐梁诗风，却并未重蹈其绮靡的覆辙，而且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为盛唐山水诗奠定了优美清新的基调。除了吴越山水诗境界开阔、生机勃勃、新鲜健康等自身原因以外，张说、张九龄的正确引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在论述张说山水诗时，她认为，"张说的思想以儒家济世的观念为主，不喜道教的方外之说"，"因此张说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在山水诗中表现了拯世济人的理想，躬逢盛世的自豪感，以及不计沉浮得失的达观心情，使山水诗显示出盛唐时代的精神面貌。""张说虽不喜方外之说，但他向陈子昂一样，常常探索天道变化的规律，并往往落实到社会人事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张说这些思考在行役贬谪之时为多，所以能和山水诗相结合。"这样无疑就深化了山水诗的意境。同时，张说的山水诗还"将陈子昂提倡的比兴寄托引进了山水诗"，"虽然张说这类诗作极少，但为盛唐诗人进一步将比兴寄托融入山水诗打开了思路。""张说的山水诗能兼取大小谢两种不同的风格，促使晋宋与齐梁两体趋于合流。这主要体现在他的部分游览诗中，有的效法大谢式的双声叠韵字和艰涩声调"，"但张说不像陈子昂、沈、宋的古体那样追求大谢的重涩繁缛。或许是因为岳州面临浩渺的洞庭，他更多地吸取了小谢描绘水景的艺术"，"小谢式的清朗和大谢式的密实相协调，体现了张说所理想的中和之美。"文章还指出，张说对开元诗风的影响不仅在他的创作实绩，更重要的是他一代文宗的地位引导着诗歌发展的方向：张说所提携的许多人"在南方山水诗传入京洛的过程中，曾起过不小的作用"；"张说还从理论上倡导'逸势标起，奇情新拔'的风骨，以及'属词丰美'的中和之气'的辞采，预见到'天然壮丽'应是盛唐诗理想的风貌。"在谈到张说称赏王湾《次北固山下》诗的诗史意义时，文章认为："王湾这一联以宏大的气魄写出诗人从海日生于残夜、新春入于旧年的自然景象中领悟的哲理意味，较之崔、杜之句仅限于写景的意境更为深广，标志着五律诗境已彻底摆脱齐梁山水诗赋物象形、即景寓情的阶段，进入了盛唐。张说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变化的意义，并'每示能文令为楷式'（ 《全唐诗话》），便及时防止了开元前期齐梁清媚诗风流行，容易失于肤浅的潜在危机，并为近体山水诗指出了艺术升华的途径。"
杜晓勤的《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一书也比较重视张说在初盛唐之际诗风转变过程中地位和作用，作者认为： "由于张说等人外贬时间较长，此时之政治斗争乃是持不同政见朝臣间的倾轧，远不如武周朝酷吏对朝臣残酷，所以他们便能在初唐宫廷诗歌艺术传统之外，另寻野径，从汉魏诗歌，从陶潜、王绩的隐逸诗，从阮籍、陈子昂的感遇、咏怀诗，从南朝的山水诗中吸取艺术养料，作更多的艺术尝试，为盛唐诗歌新风貌的形成作了必要的艺术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