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在这些作品中，首先值得重视的，是张说等人直接继承汉魏文人诗言志述怀，表现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思想，以及对人生功名的思考"。"而这种乐观的心态、不灭的理想正是盛唐诗人学习建安诗风而又有别于建安诗风的关键所在，张说于此点实有首倡之功。""其次，张说遭贬之后，还有意学陶渊明、王绩之达观、萧散，而隐逸自适，静以待时"。"也许正是在张说的影响下，王维、孟浩然等盛唐诗人才不至于沉沦于山林、田园之中，而是形成了乐观、任真、自然、放达的健康人生观。""在张说等人的贬谪诗中还有一些直接秉承了阮籍、陈子昂《咏怀》、《感遇诗》的艺术传统，感慨怀抱，兴寄遥深"。"后来盛唐诗人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等在天宝初年游梁宋时多作有感慨古今、意气纵横之诗，疑亦有张说的影响。"该书最后说："总之，张说在开元初年遭贬时期，在诗歌艺术方面博采众长，从诗歌表现题材、诗歌形式，到诗境、骨力等方面都作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为开创盛唐诗歌新风貌作了比较全面的准备。"

            另外，八十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张说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的论文，比如肖砾的《唐大手笔张说在钦州》、李剑国的《张说的传奇考论》、彭菊华的《张说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徐定祥的《漫论张说及其〈邺都引〉》、张步云《论从初唐到盛唐的过渡诗人张说》、陶新民《初论张说对盛唐文学的贡献》等，也都各有侧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张九龄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九龄的研究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由广东学者做出的，而且其中很多成果是在三四十年代的《岭南学报》和八十年代的《韶关师专学报》发表的，这反映了整个学术界对张九龄研究并不是十分重视，这自然影响了张九龄研究的发展。不过，八十年代以后，其他地区的学者和学术刊物也逐渐刊发了一些有关张九龄的论文，而且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突破，加上九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诗歌史和唐诗研究论著也加强了对张九龄文学成就和在唐代文学史上地位的论述，故到世纪末张九龄的研究也就显得比较充实了。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九龄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何格恩的《张九龄年谱》、何格恩《曲江年谱拾遗》、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张九龄》、李世亮《张九龄年谱》、乔象钟《张九龄评传》、崔文恒的《张九龄小传》、刘斯翰《张九龄年谱简编》、张明非《张九龄生平事迹考辨》等。

            何格恩文《张九龄年谱》将张九龄一生重要行事都作了考证、系年，如：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张九龄生；武后载初二年（690），张九龄十三岁，上书王方庆；长安二年（702），二十五岁，擢进士；长安三年（703），见张说；中宗神龙三年（707），三十岁，中材堪经邦科，授校书郎；睿宗太极元年（712），三十五岁，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迁左拾遗；玄宗先天二年（713），上书姚令公，劝其远谄躁，进纯厚，不纳，拂衣南归；开元四年（716），三十九岁，请行郊礼，开大庾岭路；开元八年（720），四十三岁，四月八日转司勋员外郎；开元十年，转中书舍人内供奉；开元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加中散大夫；开元十五年，三月，授都督洪州诸军事，守洪州刺史；十八年，七月三日传桂州刺史兼岭南按察使；十九年（731），五十四岁，三月七日，守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开元二十二年（734），五十七岁，五月二十七日，加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开元二十五年，左迁荆州大都督长史；开元二十八年（740），六十三岁，五月七日，卒于韶州曲江之私第。其《曲江年谱拾遗》首先对张九龄集中所言"始兴林泉"与《旧唐书》本传中所说的曾祖家于始兴的问题，作了辨析，认为曲江在世日未尝居于始兴，此乃沿用旧称。另外，对上期发表的《年谱》中"曲江屯田"一节（开元二十二年）作了补正，而且对张氏广屯田议之动机也作了说明。总之，何谱考证精审，系年详明，许多结论现在仍为学界所援引，后出的一些《张九龄年谱》很少有从整体上超过它的。

            傅璇琮《考略》首先针对五十年代以后的一些文学史专著及唐诗选本都定张氏生年为673年的情况，结合1960年新出土的《张九龄墓志》对张九龄的生年重新作了考辨，最终认为张九龄的生卒年应为高宗仪凤三年（678）至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年六十三岁。此说与闻一多《唐诗大系》和上引何谱相合。此文其他关于张氏生平的考证结果亦多与何谱相合。唯其对张九龄与盛唐文人交往的考述，可补何氏之阙。

            刘斯翰《年谱简编》虽然在主要观点上也没有超过何谱，但它对张氏诗文作了一些系年，便于对张氏文学创作活动的作进一步的研究。

            张明非的《考辨》一文考证了张九龄一生的三个重大问题：一是关于张九龄的生年，她从三个方面证明张氏应生于仪凤三年，而非高宗咸亨四年；二是关于张九龄开元初的辞病告归，虽然其结论也与何谱接近，但对张氏乡居时期活动的考证更细致；三，关于张九龄与张说的关系，该文也作了深细的辨析，认为九龄刺冀州后改洪州，确系受张说罢职之牵连，但改太常少卿，却不在此之列。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政治生活和思想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九龄政治生活的专题文章，只有何格恩的《张九龄之政治生活》，该文认为，"唐自武德贞观以来，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之。开元中，薛讷......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九龄无军功，独以文词显；而能致相者，则张说倡导之力也。"该文又对张九龄柄政时所实施之政策作了阐述：（1）守古礼，（2）慎爵赏，（3）重守令，（4）尚学问，（5）轻武功，（6）防胡将。此外九龄在政治上之设施：如废循资格，复置采访使，大抵率由旧章。如驰禁铸钱，则以同僚反对，未见实行。广屯田之议，未详其实施之方法。文章结尾说："总之，张九龄之政策与李林甫完全冲突。玄宗用张九龄致开元之治；用李林甫成天宝之乱。"

            乔象钟《张九龄评传》则侧重从张九龄的思想出发来论述其政治主张，如指出张九龄继承了儒家的人本思想，他幼长边远地方，注意到地方官对人民的重要性，曾上疏批评朝廷不重视地方官，往往把犯了罪的京官贬到地方去任官，有才能的人皆不愿任地方官。他主张凡是没有担任过地方官的，不得担任侍郎、列卿、台、卿、给、舍等京官。

            顾建国《论张九龄的穷达出处观》联系张九龄的思想和创作特征作了较为深入具体的探索，细致地分析了张九龄穷达出处观的形成过程，指出张九龄"将勤劳国事与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一种及时建功立业的紧迫感，"同时在宦海风波与人生旅途上，坚守不屈己、不阿私的节操"，这是他穷达出处观的重要特征。而他之所以形成这种出处观，"又与他先后经受忤相辞归、因事外放和被贬荆州这三次大的挫折有关。"顾文认为张九龄选择功成身退的人生道路，"这种思想萌发于开元十五年他外放洪州时"，"这次外放与张说的倒台有关"，      因而"自然触发了他潜藏在心底的势孤族寒、难以立足朝廷的意识"。而张九龄的所谓退隐，实际上是把外放当作赋闲。文章还分析了张九龄所确立的"逢时报恩、功成身退"的盛世出处观对王维、李白等盛唐诗人的影响。这些论述，较之以前一般化地评价张九龄思想的文章，显然深入了一大步。

            类似的文章还有钟梅坤《论张九龄的政治思想及其历史贡献》、黄志辉《试论张九龄的神道观》、顾建国《张九龄与岭南文化》、李锦全《张九龄思想探微》、曹作之《论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王镝非《论张九龄的政治远见》、萧文苑《张九龄的人格美》等。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诗文成就研究    对于张九龄的诗文创作成就和在唐代文学史上的作用，学界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少泉在《诗人张九龄》中指出，"九龄之诗，在当时已有凌驾张说之评语矣"，并谓其《感遇诗》与子昂"皆注重意境，撇开词藻，风骨高古，华丽诗风，为之一扫。但九龄所作与子昂稍有不同之处，盖正字古奥，曲江蕴藉；虽本源同嗣宗而精神面目各自别也。""按陈张二人个性不同，处境亦有顺逆，故发为诗歌，子昂沉雄激越，九龄温润而蕴藉。所以其诗能回旋于沈宋时代，而别有所自得也。"文章还认为，九龄诗之渊源，学自阮籍，但自有其特点：一，五古风流蕴藉，二、律诗婉而有致。

            乔象钟《张九龄评传》认为张九龄的作品是相当精彩可观的，只是纯文学的诗、赋较少。她认为九龄集中那些看似枯躁、平实的敕、书等应用文，是那个时代政治生活的记录。张九龄在朝时所作的奉和应制诗虽然率多平平，但也留下了一点开元之治的影子，而张九龄外出时所写的诗则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如《壶口望庐山瀑布水》和《望月怀远》等。"张九龄的诗多发自胸臆，情真意切，没有什么雕饰，这和唐代早期李峤、沈、宋的诗风大不相同"，"他的诗作虽不算丰富，也是有助于开一代风气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