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王昌猷等人文首先探讨了中唐边塞诗的产生背景，认为边境上敌强我弱，吐蕃凭借其强大军力，占领着西北大片土地，连年发动入侵，给边地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威胁着唐王朝的统治，这种形势决定了中唐边塞诗的基调。许多诗人亲赴边关，身历艰苦的边塞生活，从而激发起真切的诗情，创作出大批的边塞诗，赋予了中唐边塞诗以深刻的现实内容。其次，该文分析了中唐边塞诗内容的特点，认为中唐大多数诗人更现实地把笔触转向这时边塞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了中唐边塞诗苍凉、沉郁的主调。另外，该文还探讨了中唐边塞诗的艺术特色，中唐边塞诗被历代研究者所忽视的原因。
戴伟华文指出，中唐边塞诗之所以很兴盛，除了唐代边塞诗所共具的创作条件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从时代看，中唐边患日重，引起朝野之士的密切关注，边塞战争自然就成为他们的日常话题；从诗人的生活经历看，中唐以后，文人入幕成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风气，幕府的军营生活为文人创作边塞诗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而且，中唐诗人们不再是抒发激情，而是更多地在诗中阐明对征战的态度，中唐后期的许多边塞诗则是诗化的议论，使唐代边塞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了发展和深化。
中唐咏史诗、田园诗及其他诗歌题材研究 研究中唐咏史诗的论文主要有陈文华的《论中唐咏史诗的三大体式》、王定璋的《论中晚唐咏史诗的忧患意识和落寞心态》等。其中陈文指出，唐人咏史诗确实对前人体式有所突破，但决不是袁枚所说的"对仗之巧"，而在于能站在历史的制高点，运用自己的史识，对古人往事发表评论，或褒或贬，或讥刺，或翻案，总之，议论性、现实针对性更强。这一点，在中晚唐咏史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至此，中国咏史诗才算完全成熟。论文还将中晚唐咏史诗概括为三种体式：一是"隐括本传，咏其得失"的"传体"，它的特点是"在隐括本传外，略加议论，以明其得失"；二是"借古抒怀，讽时刺世"的"论体"，它的特点是"往往触及时事，甚至干预政治"；三是"评史论文，独抒己见"的"评体"，它的特点是"评判历史是非，评说古人功罪"。论文还将这种"评体"分成早期、中期、后期三个发展阶段，并指出其在各个时期"的特点。
对中唐山水田园诗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主要有：林继中的《变迁感：中唐士大夫的心理压力――中唐田园诗的透视》、《人的精神面貌在田园诗中的位置――兼论中唐田园诗蜕变之意义》等。林继中后文指出，中唐诗人与前此的隐逸诗人不同，他们更多的是在想象之中将周围环境理想化，或"改造"成田园似的环境，经验被虚化，并进行"不是田园诗的田园诗"的创作。文章还指出独步中唐的"隐逸诗人"不是钱起、秦系辈，而是长期处于中、下层官僚的韦应物、白居易等人。而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人的精神面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使田园生活经验心灵化，上升为士大夫的特有的审美情趣。
对中唐诗歌表现题材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还有张明非的《论中唐艳情诗的复兴》、尚永亮的《元和贬谪文学艺术特征初探》等。张文认为，艳情诗的勃兴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唐社会衰微、风俗颓靡的结果，同时，也标志着以元白为代表的中唐诗人对文学功能、文学特质的认识较之前人有了明显的进步。论文还从下列三个方面论述了元白对文学特质的正确认识：这首先表现在对文学具有情感性这一本质特征的认识上；此外，他们在题材的处理上也往往注意突出情的感发作用；还表现在对诗歌审美价值的重视和追求上。尚文则认为，大量使用时空数量词，将个体生命置于广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之中，以突出其沉沦色彩；一再借用伤禽、笼鹰意象，以表现个体生命受创和被拘囚的程度；频繁采用登高望远的形式，以抒发怀乡思归那失望与追求紧密相揉合的苍凉情感，乃是元和贬谪文学基于深沉浓郁之悲伤意绪的主要艺术特征，并由此构成了它基本的群体风格。
四、中唐时期诗派研究
中唐时期诗歌创作流派纷呈，故本世纪学界对中唐诗歌流派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陈贻焮对中唐诗歌诗派的综合研究 对中唐诗歌流派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开始于陈贻焮的《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一文。
该文主要研究元和、长庆时期诗歌为何"大变"、如何变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文章首先从元白一派入手，认为"就当时和后世政治上所产生的影响，就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而论，元、白一派诗中真正显示中唐诗歌'大变'实绩的，决非所谓'元和体'的'千言律诗'、'和韵长篇'，而是发端于张籍、王建、李绅，大备于元、白的新乐府之类讽喻诗。"对于元、白新乐府运动在中唐兴盛的原因，文章从社会、政治、文学诸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尤其探讨了当时的政局和思潮与新乐府运动之间的直接关系。
接着，文章分析了元白有关诗歌理论的看法，在肯定的基础上，也进行了批评，认为"元、白关于讽喻诗（尤其是其中的新乐府）的创作和理论，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那种写作'谏官的诗'的想法和作法，动机虽好，却算不上是成功的尝试"，再如"白居易关于评价诗歌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是比较窄狭的"，"对最能反映时代精神、同样富于重大社会意义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流派缺乏应有的理解"。
文章还指出，元白诗派体现这一时期诗歌"大变"的不仅在于新乐府运动和有关作家作品，还在于白居易在开、天诗歌全盛之后，为了打破当时诗坛停滞、窒息的状态，开创一种新诗风、新诗体，提倡"通侻（即"通脱"，简易的意思）之习"，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白居易才在唐代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文章还认为元白诗歌"无论在内容上（采世俗艳谈的爱情题材入诗），还是在表现上（情节的铺陈和细节的描绘），都明显地受到变文、'市人小说'和传奇的影响"，所以元白的诗歌"也深为世俗人等所爱重"。
对于韩孟诗派，文章首先同意罗根泽的看法，认为韩愈"是文章家，不是哲学家"，"古文运动"只是文体改革运动，而且"韩愈毕生所致力的，主要还在于文"，"他认为掌制诰写大文章才是正事，作诗不过是'余事'"。
在评价韩愈诗歌时，文章也指出了韩诗艺术上不少的缺点，尤其对韩愈有些"以文为诗"的诗作进行了批评："韩愈有感于时局的艰危，有慨于官场的黑暗，欲'回狂澜于既倒'，鸣人世的不平，加之学识渊博，自视甚高，主观意识旺盛，才气纵横，生性好奇，勇于开创，因而以其古文浑灏，溢而为诗，波澜壮阔，滚滚不穷，变怪百出，可惊可叹。但由于缺少较深刻的社会内容，又多封建性的糟粕，不少作品的思想性是不高的。同时在艺术表现上蓄意追求奇险，存在着形式主义倾向，往往不免有蹶张之病。"当然文章也肯定了其贡献："这主要在于他讲究构思，扩展了诗歌的表现艺术，避免了诗歌往平易、油滑一途发展的不良趋势。"
对于孟郊的诗歌，文章认为，"孟诗的奇，主要体现在构思和艺术表现上。"而且孟诗有些诗在意境、色彩、情调等方面多少接近李贺歌诗瑰奇、神秘的风格。
文章还强调了李贺在韩孟诗派中的重要地位，说"人知李贺得韩愈而闻名，罕知韩愈所开诗派得李贺而大盛"，又谓"韩孟诗派诸人，无一不奇，而风格迥异；李贺之奇，不仅在于想得怪，而在于浮想联翩，构思精巧，意境绮丽。这正是他发展这一诗派的特长，在诗歌表现艺术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总之，这篇长文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提出了不少精湛的见解，使得中唐诗歌的整体研究在当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对后来的中唐诗歌流派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其他学者对韩孟诗派的研究 此后，中唐诗歌流派研究又向纵深发展了，但其中大多是关于韩孟诗派的成果。如刘曾遂《试论韩孟诗派的复古与尚奇》、陈新璋《论韩孟诗派的产生及其诗歌艺术风格》、孟二冬《韩孟诗派的创新意识及其与中唐文化趋向的关系》、萧占鹏《皎然诗论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萧占鹏《审美时尚与韩孟诗派的审美取向》、萧占鹏《佛教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萧占鹏《韩孟诗派的精神世界及其诗歌的深层意蕴》、许总《论韩孟诗派的思想倾向和文体观念》、吴河清、曾广开《论韩孟诗派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等。
其中，刘曾遂文把韩孟诗派的活动时间框定在贞元、元和至长庆的三十多年中，指出这一诗派比元白诗派早十年以上，因此对促成中唐创作繁荣较元白诗派著先鞭于前。文章标举了韩孟诗派复古的五个方面的表现和艺术上尚奇的七大特征。其中关于韩孟诗派在意境、格调上取法于古，在用韵上倾向于古的分析，较有特色。陈新璋文将韩孟诗派的产生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孟郊为代表，此外还有刘言史、张碧等人，时间主要在贞元年间至元和初；第二阶段以韩愈为代表，重要人物还有卢仝、刘叉、李贺，时间主要在元和年间；第三阶段以贾岛为代表，主要时间在元和末年及其后的一、二十年间。